四川
1925年的那個春天，開封城里炸開了一個驚雷般的消息：剛剛坐鎮中原沒幾個月的胡督辦，人沒了。
靈車一路往西，要送他回陜西老家入土，這一晃蕩就在路上走了二十多天。
怪事也就是這時候發生的。
照理說，那個年頭的軍閥死了，老百姓要么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要么心里偷著樂，覺得閻王爺總算開了眼。
可偏偏胡景翼的靈柩路過哪里，哪里的路邊就擺滿了老百姓自發湊出來的祭品，哭喊聲震天響，紙錢飄得像下雪一樣。
這種場景，擱在那個“兵過如梳，匪過如篦”的亂世，簡直讓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個時代的帶兵人，大概齊能分成兩撥。
一撥是把地盤當自家后院的“土皇帝”，腦子里只有刮地皮、拉桿子，然后拿這些當籌碼去跟更大的頭目討價還價。
另一撥，就是胡景翼。
他是個徹底的“另類”，這輩子盡干些當時聰明人覺得“虧本”的買賣。
這筆賬，得從他剛出道那會兒算起。
胡景翼是陜西富平出來的關中漢子，小時候練過高家拳，一身的硬功夫。
但在學堂看了幾本講新道理的小冊子后，他心里亮堂了：光靠拳頭硬，這世道變不了。
1911年武昌那邊槍聲一響，胡景翼二話沒說，連夜沖上耀縣藥王山，把反清的大旗給扯了起來。
那時候他手底下有個第一標，全是靠著老鄉情分，硬生生從渭北湊起來的班底。
隊伍剛拉起來，立馬就撞上了那個年代所有“草頭王”最頭疼的坎兒：沒錢沒糧。
仗打得挺順手，收復了渭北幾個鎮子，還順手收拾了幫會頭子張南輝，繳了一大批糧食。
這會兒，一道必須要做的選擇題擺在了案頭。
路子一：把糧食扣下當軍餉。
亂世里，有糧才有兵，有兵腰桿子才硬。
這是當時絕大多數軍閥閉著眼都會選的路，也是所謂最“理智”的活法。
路子二：把糧食分了。
手底下有兄弟急眼了：“大哥，這可是拿命換回來的，留著招兵買馬不好嗎？”
胡景翼卻把頭搖得像撥浪鼓。
他心里的算盤是這么打的：咱們提著腦袋干仗圖什么？
不就是為了把鄉親們從清廷和土匪窩里撈出來嗎？
這糧食本來就是從百姓牙縫里搶走的，現在還回去，那是天經地義。
于是，他選了第二條路。
這事兒在當時看來，簡直就是敗家到了極點。
可也就是這種“傻勁兒”，讓他還沒成氣候的時候，就在陜西地界攢下了嚇人的好名聲。
后來直皖戰爭一打，他的隊伍被直系收編，掛牌成了陜軍第一師。
胡景翼表面上裝得挺順從，背地里卻在瘋狂“憋大招”。
別的軍閥忙著搶地盤、抽大煙、納小老婆的時候，胡景翼在干嘛？
他在逼著手底下的大老粗識字。
他請了教書先生，教士兵念書，還得練戰術、練射擊。
他是一門心思要把這支泥腿子組成的隊伍，變成一支明白“為啥要打仗”的鐵軍。
到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開打。
這又是胡景翼人生的一個十字路口。
那時候局勢亂成一鍋粥。
直系的吳佩孚看著勢頭猛，其實底下人心早就散了。
胡景翼手里攥著三張牌。
要么跟著吳佩孚一條道走到黑，當個聽話的打手，運氣好能混個省長；
要么搬個板凳坐山觀虎斗，等分出勝負再下注；
要么就玩把大的——倒戈。
他和馮玉祥、孫岳拜了把子。
這三個人脾氣差得遠了去了。
馮玉祥是個急脾氣，能打仗但容易沖動；孫岳辦事四平八穩；而胡景翼，恰好成了黏合這兩人的膠水。
中秋節那天，他們突然調轉槍口，搞出了那場著名的北京政變，直接端了曹錕的老窩。
這一手，直接把北洋軍閥的歷史進程給改寫了。
事后，胡景翼掛上了國民軍副總司令的頭銜。
馮玉祥的國民一軍守著京畿，胡景翼的國民二軍就成了向南邊發展的急先鋒。
他帶著弟兄們一路南下，把吳佩孚的殘兵敗將掃了個干凈，最后在河南站穩了腳跟。
到了河南，胡景翼這把“算盤”打得更響，也更讓人摸不著頭腦了。
那時候的河南，在各路軍閥眼里就是塊肥肉，也是個火藥桶。
土匪遍地，老百姓日子過得苦不堪言。
換個別的督辦來，頭一件事準是搜刮民脂民膏，先把之前的軍費撈回來再說。
胡景翼偏不這么干。
他扔出四個字：“豫人治豫”。
這四個字分量重得很。
為了落實這四個字，他把宋振標、郭仲隗這些河南本地有名的讀書人請出山，給他們實權，讓他們放手去整頓官場歪風，狠狠收拾土匪。
不光這樣，他還干了幾件“賠本買賣”。
掏錢修鐵路、辦工廠，這都是長線投資，猴年馬月才能見回頭錢；專門撥錢資助窮娃娃讀書，這純粹是做慈善；他甚至還搞了個“古墓保存會”，派兵盯著荒郊野嶺的老墳頭，生怕被亂兵挖了去換軍費。
最讓人把下巴驚掉的是，他大門敞開，把李大釗和王若飛給請來了。
一個是北大教授，共產黨的創始人；一個是留洋回來的革命黨。
胡景翼請他們給自己的兵講課，講新道理，講啥叫革命。
他還挑了一批好苗子，送到蘇聯去留學，臨走前囑咐：“去學人家的本事，回來救咱們中國。”
這是多大的心胸？
在那個軍閥把軍隊當私產、防“赤化”像防老虎的年代，胡景翼這是主動給自己的部隊“換血”。
可惜，老天爺不給時間。
1925年剛開春，著名的“胡憨之戰”爆發了。
對手是盤踞豫西的鎮嵩軍頭子憨玉琨。
這時候，胡景翼的身體已經亮起了紅燈。
左胳膊上長了個大疔瘡，也就是中醫說的“發背”那類惡瘡。
在沒有抗生素的年頭，這玩意兒是能要命的。
那一仗打得慘得很。
憨玉琨覺得胡景翼病得快不行了，肯定管不了事，想趁機反撲。
確實，胡景翼疼得胳膊都抬不起來。
按常理，主帥病重，哪怕不去大城市看病，也該躲在后方指揮。
但胡景翼心里的賬是這么算的：我要是這時候退了，人心就散了。
這一仗要是輸了，河南又要落到那幫只知道搶東西的舊軍閥手里，之前的建設、改革，全得打水漂。
于是，前線出現了讓人傻眼的一幕。
胡景翼讓人把他抬上轎子，一路抬到了最前沿的戰壕里。
他咬著牙忍著劇痛，在火線上指揮。
國民二軍的士兵一看主帥都這樣了，一個個眼睛都殺紅了，硬是把憨玉琨的防線撕開個大口子，一口氣拿下了洛陽。
進城那天，胡景翼下的第一道命令，還是那個老規矩：
“誰敢動老百姓一針一線，軍法處置。”
那是他這輩子最后的高光時刻。
到了4月份，因為累過頭了，再加上傷口感染惡化，胡景翼在開封的公館里倒下了。
快不行的時候，他死死攥著部下岳維峻的手，氣若游絲，斷斷續續地交代：“河南的事…
你接著辦…
最后，他長嘆一聲：“英雄至此，肝腸寸斷矣?！?/p>
這句話，是他對自己壯志未酬最無奈的總結。
他走后，孫中山先生評價他“所歷彌苦，所志彌堅”。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親自寫了墓志銘，字字句句都是惋惜。
后來，馮玉祥在鄭州修了個“胡公祠”，對聯上寫著“奠幽燕、綏汴洛”，紀念這位曾經并肩作戰的兄弟。
甚至到了1936年，抗日名將董其武回憶起這位老上級，還是那句話：“胡司令心里是真裝著老百姓。”
胡景翼走的每一步，好像都在跟當時軍閥界的“成功學”對著干。
他不攢私房錢，不搞家族式那一套，不防備新思想，甚至連命都不惜。
但也正因為這樣，他在那個亂哄哄的時代留下了一個特別的樣板。
他當年辦的志誠中學，后來走出了無數人才；他帶出來的國民二軍，后來成了北伐戰爭里的一把尖刀。
要是老天爺再給他十年，要是他能在河南把那套“豫人治豫”、甚至帶著點紅色色彩的實驗做到底，近代中國的北方歷史，說不定就是另一番模樣了。
只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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