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2000年4月7日的大中午,大連開發區那個維也納洗浴中心門口,鬧出了個要把在場人魂兒都嚇飛的大動靜。
好幾十號人分坐著一溜出租車,跟一陣風似的沖過來,把洗浴中心圍了個水泄不通。
領頭的那個漢子,連句場面話都懶得說,掏出家伙沖著人群就扣動了扳機。
“砰、砰”兩聲脆響。
地上倒了兩個,一個當場沒了氣,另一個血流不止,眼看也不行了。
那個開槍的煞星叫鄒顯衛,道上的人都得喊他一聲“虎豹”。
這案子最讓人覺得脊背發涼的,還不是手段多狠,而是這事兒壓根就不該發生——翻開這時候的法律案卷你會發現,鄒顯衛這個人,此刻應該老老實實蹲在大連監獄的號子里。
更要命的是,他背身上的是個死緩。
一個本該在鬼門關門口數日子的重刑犯,咋就能大搖大擺地出現在鬧市區,還能手里拿著槍再次行兇?
有人猜這小子是不是會什么“遁地術”,或者是越獄的高手。
錯得離譜。
這哪里是越獄,分明就是一場買賣。
咱們把日歷翻回到1994年。
那年,31歲的鄒顯衛在大連栽了。
這之前,因為幫派火拼,他拿著獵槍轟死了一個對頭,還打殘了一個。
說起來,這已經是他是“二進宮”了。
16歲進勞教所,20歲判刑,1985年放出來后開歌舞廳、養馬仔,折騰到1992年終于搞出了人命債。
這回,法律沒打算輕饒他。
雖說他在看守所里咬出了同監室的犯人,算是立了一功,但這也就剛夠保住條命,把死刑立即執行改成了死緩。
照常理說,等著他的就是把牢底坐穿,在大墻里頭熬日子。
可鄒顯衛不想受這個罪。
或者說,他不想像個孫子一樣蹲大牢。
擺在他面前的頭一個難題就是:去哪兒服刑?
按規矩,這種重刑犯得送去遼寧省瓦房店監獄。
那地方管得嚴,進去了就是真受罪。
可鄒顯衛盯上了大連監獄。
理由太簡單了:那是他的地盤,熟面孔多,好辦事。
咋去呢?
他先謊稱自己有結核病,申請留在大連治病,轉頭找了個中間人,搭上了當時大連監獄獄政處副處長楊福玉的線,緊接著又跟監獄長謝紅軍攀上了關系。
見面禮其實沒給多少,才5000塊,外加一句空頭支票:“以后肯定重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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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紅軍居然就點頭了。
從這一刻起,大連監獄那扇厚重的鐵門,在鄒顯衛眼里就不再是關押罪犯的籠子,而成了一個只要交錢就能過的收費站。
1996年4月3日,鄒顯衛順順當當地轉進了大連監獄。
只要人進來了,后面的事兒就好操作。
鄒顯衛心里明鏡似的,想在里面當“太上皇”,光靠那5000塊錢敲門磚肯定不夠。
他得讓監獄長覺得他有“大用”。
這會兒,鄒顯衛拿出了黑道大哥的“經營頭腦”。
他沒像別的犯人那樣低三下四,而是把自己包裝成了一個“合作伙伴”。
他先托外面的兄弟給監獄長謝紅軍送了一套80平米的精裝房,裝修全是按謝紅軍的喜好來的,極盡奢華。
這套房子,徹底把監獄長的底線給買斷了。
沒過多久,鄒顯衛頭上多了個讓人笑掉大牙的頭銜——“監獄勞改基建委員會主任”。
一個背著人命的死緩犯,居然成了監獄的干部。
他的活兒就是利用自己在社會上的黑道關系,幫監獄攬工程、拉項目。
這筆賬,謝紅軍算得比誰都精:鄒顯衛不光是個犯人,簡直就是棵搖錢樹。
只要罩著他,監獄有進項,自己兜里也能鼓起來。
于是,大連監獄里上演了世界監獄史上都少見的奇葩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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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顯衛住的哪是牢房啊,那是獨門獨院的兩室一廳。
屋里頭擺著什么?
真皮沙發、大彩電、電冰箱、空調、影碟機,甚至還拉了一部能打到外面的電話。
這哪是坐牢,分明是住進了高干招待所。
他不光日子過得滋潤,手里還攥著“生殺大權”。
看誰不順眼,上去就是一頓胖揍,甚至還能體罰別的犯人。
新來的要是不懂規矩給他“上供”,那日子就別想好過。
更讓人咋舌的是,這種權力的毒害甚至滲透到了獄警隊伍里。
有些獄警為了從他手指縫里漏點油水,竟然主動巴結這個犯人。
最離譜的是,有個已婚的女獄警,在權力和金錢的迷魂湯下,竟然在監獄這種全封閉的地方,給鄒顯衛當起了情人。
倆人這點破事在監獄里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可愣是沒人敢管。
混到這份上,鄒顯衛其實壓根就不需要“越獄”了。
他在里面就是土皇上。
可這人的貪欲是個無底洞。
過了幾年舒坦日子,鄒顯衛開始琢磨著徹底恢復自由身。
他要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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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兒的操作套路,依舊是赤裸裸的生意。
鄒顯衛出錢買“時間”,監獄高層負責“發貨”。
謝紅軍為了伺候好這個“大客戶”,把副監獄長汪永明、獄政處副處長楊福玉、監區大隊長于景波全拉下了水。
這四個人湊成了一個“造假夢之隊”。
鄒顯衛一天活沒干過?
沒事,材料上寫他“奮不顧身救火”。
靠著這些憑空捏造的假功勞,那個背著人命的死緩犯,搖身一變成了“遼寧省勞改積極分子”。
死緩先變成了無期,再減成了17年有期。
這之后兩年,鄒顯衛又砸進去50多萬。
錢到位了,刑期咔咔往減。
但這速度他還是嫌慢。
鄒顯衛想的是立馬回到社會上呼風喚雨。
于是,最后一筆大買賣開張了:保外就醫。
這可是當時監獄系統里最大的篩子,也是權錢交易最猖獗的地方。
流程一般是三步走:裝病、鑒定、審批。
每一步,都得拿錢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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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步,裝病。
謝紅軍那幫人給鄒顯衛編的劇本是“精神病”加“腦瘤”。
第二步,鑒定。
假的腦部核磁共振片子早就備好了,醫生也被買通了,拿著假片子愣是給出了個“真”鑒定。
第三步,審批。
這是最難啃的骨頭,得檢察院點頭。
但在銀彈攻勢下,就沒有攻不破的堡壘。
鄒顯衛找朋友買通了當時的南關嶺檢察院檢察長。
按規矩,保外就醫必須得復檢。
可有了檢察長的“關照”,復檢這道程序直接被跳過去了。
從1996年進來到2000年出去,滿打滿算不到4年。
一個身負命案的重刑犯,就這么“合法”地回到了人間。
可他回報給這個社會的,不是洗心革面,而是更加瘋狂的殺戮。
出獄才僅僅1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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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7日,為了搶地盤,鄒顯衛帶著馬仔包圍了洗浴中心,再一次悍然開槍殺人。
這兩聲槍響,總算是把裝睡的人給震醒了。
鄒顯衛雖然狂得沒邊,但他低估了國家機器被徹底激怒后的運轉效率。
2001年,警方再次給他戴上了手銬。
這回,所有的保護傘都不靈了。
因為這槍聲太響,把蓋子徹底給掀翻了。
拔出蘿卜帶出泥。
隨著鄒顯衛的落網,大連監獄里那條見不得光的黑色產業鏈也被連根拔起。
曾經不可一世的監獄長謝紅軍、副監獄長汪永明、楊福玉…
這幫曾經掌控犯人命運的“獄神”,一個個都被推上了審判臺。
汪永明蹲了7年,楊福玉判了18年。
至于那些跟著造假的醫生和司法人員,誰也沒跑掉,全栽了。
2003年11月3日,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下達了死刑執行令。
這回,再也沒有什么“保外就醫”,也沒什么“重大立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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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顯衛終于走到了他罪惡生命的終點。
回過頭再看這案子,最讓人后背冒冷汗的不是鄒顯衛有多兇殘,而是那個本該代表最嚴厲懲罰的封閉空間,是咋在金錢的腐蝕下,一步步變成了黑惡勢力的“后花園”。
當監獄長把監獄當買賣做,當執法者把權力當白菜賣的時候,法律的尊嚴也就成了那個貼著價格標簽的廉價貨。
鄒顯衛用一條命證明了個理兒:暴力或許能讓你橫行一時,金錢或許能讓你打通關節,但在絕對的正義面前,所有的算計,到頭來都只是一張催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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