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大勝后，近八成日本人表示：無需再改善中日關系

高市一贏，日本民意立刻給她遞刀子。富士電視臺那根76%的柱子，等于在鏡頭前宣布，日本社會對中日關系的耐心被清空了。

很多人還在把這當成一次普通選舉。這更像日本對外路線的一次集體轉向投票。贏的不只是高市，是一套“安全壓倒經濟”的敘事。

2026年2月8日，日本眾議院選舉落幕，高市早苗帶著“自民黨-維新會”聯盟拿下352席的絕對多數，席位到手，執政主動權也到手。

大選當晚，富士電視臺做了個民調。問的是高市未來該怎么處理中日關系。結果很扎眼，支持改善的只有24%，認為沒必要改善的高達76%。

近八成日本人表示：無需再改善中日關系，更戲劇的是，連以右翼著稱的評論員橋下徹，在直播里都閉了眼，露出那種“怎么會這么高”的無奈。這一幕被日本社交網絡瘋狂轉發。

富士電視臺本身偏右，觀眾對華態度本就保守，按理說數據會偏硬，但能硬到逼近八成，就不是媒體濾鏡能解釋的了。

這份民意給了高市底氣，她的強硬路線不再需要解釋，只需要執行，反過來，溫和派在日本政壇的空間被直接壓扁。

高市多次在國會就臺海問題發表觸碰中方紅線的激進言論，還把所謂“臺灣有事”包裝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立危機”。

這當然招致中方堅決反制，包括叫停日本水產進口，以及對日軍民兩用物項出口全面收緊等措施，力度不小，信號也很硬。

按傳統地緣經濟學邏輯，經濟受損會反噬政權。但日本這次上演了反劇本。制裁的痛感沒有壓垮高市，反而催化了社會右轉后的“逆反式團結”。

因為高市抓住了一個心理按鈕。她把外部摩擦全部裝進“存立危機”的框架里，讓普通人把外交當成零和，把妥協當成示弱。

于是改善中日關系不再被理解為互利合作，而被污名化為“低頭”。在這種敘事里，維持距離反而成了“理性自保”。

在野黨其實也試過另一條路。他們主打“恢復中日戰略互惠”“修復對華關系”，強調經濟理性和民生福祉，結果幾乎不受待見。選票給出了最冷的答案。

日本選民在這個節點寧可忍受經濟陣痛，也要換取所謂“尊嚴感”和“安全感”。哪怕只是情緒上的安全感，也比賬本上的利潤更能動員人。

日本對外部施壓的脫敏與反彈，外部摩擦多了，部分人干脆“破罐子破摔”，覺得讓步也換不來好轉。

年輕群體的價值觀重塑，20多歲到30多歲對高市外交路線支持率最高。他們成長在日本長期停滯期，對增長沒父輩敏感，卻對宏大議題更容易被點燃。

當“存立危機”變成日常詞匯，普通人就會把周邊關系看成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合作邏輯自然被擠出大腦。

但情緒再高，也擋不住賬單，近半數日本企業對2026年對華業務持悲觀態度，供應鏈斷裂、進出口受阻，中日關系惡化正在侵蝕他們本就綿薄的利潤。

日本正在塑造一種“對華脫鉤耐受力”。大量日企在加速推進所謂“中國+1”，甚至“去中國化”，短期成本上升，長期試圖提高免疫力。

76%敢說“不必改善”，不只是情緒，更是他們覺得自己“扛得住”，高市是這種耐受力的政治代言人，這也反過來加固她的強硬路線。

但所謂“扛得住”，很多時候是賬沒算到最后，供應鏈重構成本最終會傳導到商品價格、工資、就業穩定性上。

對中國而言，信號也很清晰。過去我們在處理中日摩擦時，經濟杠桿常常有效，因為日本長期存在“政冷經熱”的默契。

中方該反制就反制，堅守國家主權與核心利益底線。同時也要“精準施策、穩中求進”，既不把門焊死，也不給對方誤判空間。

中日關系的本質不是“要不要好”，而是“怎么在對方右轉時守住我們的安全與發展”，日本社會右轉是現實，我們不需要幻想，更不需要情緒化對撞。

未來一段時間，高市大概率會繼續用強硬敘事鞏固執政，推動更激進的安全政策。她有352席的議會優勢，又有76%的民意背書，短期內不會“回頭”。

真正的變量在日本經濟，企業利潤被侵蝕、供應鏈成本上升、民生壓力加劇，這些會慢慢侵蝕“強硬敘事”的魔力。到那時，日本社會可能出現第二次轉向。

我們要做的是，核心利益寸步不讓，外部合作更廣更穩，產業鏈自主可控加速推進。對手想靠“脫鉤耐受力”獲得戰略自由，我們就用更強的產業韌性告訴他們，誤判的代價更大。

總結

中日關系沒有贏家通吃的劇本。日本如果把自己推上“沒有回頭路的獨木橋”，跌下去最先摔疼的，往往也是自己。

中國要做的不是陪跑，而是穩住節奏，把主動權握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