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夜未眠，一個司機和十七號姑娘

沈陽的夜，霓虹把街道切成明暗兩半。

那家朝鮮餐廳在二樓，電梯門一開，穿淡藍色長裙的姑娘們齊刷刷鞠躬。她們的皮膚在暖光下像瓷器，嘴角上揚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過——后來才知道，那叫“32度微笑”，培訓時的必修課。

我們幾個跟著領導去的。司機老周開的車，到了地方卻不肯上桌，說在車里等。領導硬拉他上來：“來都來了，喝一杯。”

老周是退伍兵，在部隊開過大車，轉業后給領導開車，一開就是八年。他話不多，酒量好，口袋里總揣著幾包煙，見人就遞。那天他多喝了兩杯，眼神開始往服務員身上飄。

給我們這桌服務的姑娘編號17，胸牌上只寫數字，不寫名字。她端菜時手腕穩得像端著水銀，倒酒時身子微微側著，永遠保持半臂距離。老周盯著她看了半天，忽然開口：

“五百塊錢，行不行？”

聲音不大，但桌上瞬間安靜了。

17號姑娘的動作頓了一下，然后繼續倒酒，眼皮都沒抬：“多少錢都不行。”

她的漢語帶著點口音，但每個字都咬得清清楚楚。說完微微欠身，轉身走了，裙擺劃過空氣，沒有一絲多余的晃動。

老周愣在那里，手里還端著半杯啤酒。

大堂經理不知什么時候飄了過來，四十來歲的朝鮮女人，頭發一絲不茍地盤在腦后。她俯下身，聲音壓得極低，像從牙縫里擠出來的：

“規矩死板得很。她們晚上必須回宿舍，門鎖得像監獄鐵柵。”

她說完直起身，臉上又掛起標準的微笑，去招呼別的客人了。

老周沒走。他從口袋里掏出一瓶可樂——他車里常備著這個，解渴用——遞給剛好走回來的17號。

姑娘接了，彎腰道謝。可就在老周伸手想碰她指尖的瞬間，她的手巧妙地一縮，像魚從指縫間滑走。

燈光下，她的臉平靜如水，波瀾不興。

經理的目光從不遠處掃過來，像無聲的警報。老周笑笑，退了半步。他口袋里的錢包鼓著，卻再沒掏出來。

后來才知道的事

那天晚上我們吃到十點多。臨走時，17號和幾個姑娘站在門口送客，九十度鞠躬，齊聲說“慢走”。老周經過她身邊時放慢腳步，她卻始終看著地面，睫毛像兩把小扇子，遮住了所有情緒。

下樓的時候，老周忽然問我：“你說她們到底能掙多少錢？”

我說不知道。網上說什么的都有，五千、六千，到手可能就幾百。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那她們圖什么？”

我沒答上來。

后來跟餐廳的一個中國領班混熟了，才慢慢知道些事。那些姑娘確實不用手機，不是不讓用，是沒有。宿舍里有一部座機，每周可以打一次國際長途，每人限時五分鐘。晚上九點半必須回去，十點鎖門，早上六點起床，七點開始培訓。

“培訓什么？”我問。

“微笑，走路，倒酒，中英文問候語。還有怎么躲。”領班說。

“躲什么？”

“躲你們這樣的人。”她笑了，是那種見怪不怪的笑，“手快的客人多了。她們訓練過，遞東西的時候怎么不讓對方碰到手指，鞠躬的時候怎么不讓對方看到領口。都是練出來的。”

她說，最絕的是眼神。那些姑娘的眼睛從來不跟客人對視超過兩秒，不是害羞，是規矩。看久了不行，不看也不行，得恰到好處地掃過，像蜻蜓點水。

“你說這是為什么？”我問。

領班想了想：“可能因為她們知道自己代表什么吧。不是個人，是國家。”

鐵板一塊

老周后來沒再去那家店。

有次我們路過那條街，他放慢車速，看了一眼二樓亮著的霓虹燈牌，然后踩下油門走了。我問他還記得那個17號嗎，他說記得。

“那姑娘笑得特別標準，”他說，“標準得讓你知道，那笑不是給你的。”

我想起經理那句話：規矩死板得很。

門鎖得像監獄鐵柵。可那鐵柵鎖住的是什么？是她們的身體，還是外面的誘惑？或者，是某種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的東西？

有天夜里我路過那家店，正好趕上她們下班。八九個姑娘排成一隊，穿著便裝，沒有交談，腳步整齊地走進夜色。路燈下，她們的影子被拉得很長，像一列無聲的士兵。

領班說，宿舍就在附近，走路十五分鐘。每天來回都是這條路，三年不走偏一步。

“有人試過跑嗎？”我問。

她看了我一眼，沒說話。

可樂

老周車里那瓶可樂，一直沒開。

有天他忽然翻出來，對著瓶口看了半天，然后遞給我：“喝了吧，放久了。”

我擰開瓶蓋，汽水哧的一聲響。老周說：“你說她為什么要接那瓶可樂？”

我說禮貌吧。

“那為什么要躲我的手？”

我說訓練過。

他點點頭，沒再說話。

窗外沈陽的夜正熱鬧，燒烤攤的煙、出租車的大燈、商場門口的促銷喇叭，混成一片。這座城市什么都有，什么都賣，價格標得明明白白。

可那瓶可樂，她接了，沒喝。帶走了還是扔了，沒人知道。

老周后來調走了，去了別的單位。臨走那天喝酒，他又提起那件事。

“五百塊錢，”他自嘲地笑了笑，“我那天真是喝多了。”

有人說，錢能買到一切。可那天晚上，宿舍的鎖聲響徹走廊，證明不是所有東西都掛價簽。

姑娘們換班時互相點名，聲音輕得像耳語。老周在酒吧里點了杯啤酒，盯著杯底發呆，手指摩挲著瓶身，留下指紋。

沈陽的夜風吹進窗，帶著一絲涼意。他想起那雙躲閃的手，笑意漸漸僵硬。

后來我查過一些資料，關于那些姑娘回國后的生活。

有人說她們成了“有錢人”，在平壤買房開店；有人說她們很難適應，因為“見過外面的世界”；還有人說，她們大多數不會再聯系中國的朋友，不是不想，是不能。

我不知道17號現在在哪里，過得好不好。但偶爾路過那家餐廳，還會想起她平靜如水的臉，和那句“多少錢都不行”。

那句話說得不卑不亢，不像是拒絕，更像是陳述一個事實。

有些界限，像隱形的墻。你看不見，但伸手就知道它在那里。老周那天晚上伸了手，碰到了墻，然后退了回去。

他學到了什么？或許只是一件事：這個世界上，真的有用錢買不到的東西。

至于那是什么——自律？尊嚴？還是某種刻進骨頭的習慣？

17號的臉上沒有答案。她只是笑了笑，32度，像尺子量過一樣標準。

然后轉身，消失在燈光照不到的暗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