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崩：沒有利誘，威逼不能長久；不懂妥協，理想主義直通地獄

一統天下后，劉邦問群臣：我為何成功？項羽為何會失敗？其臣下高起、王陵給出的答案是：劉邦能贏，是因為懂得與天下人同利。

短命帝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橫掃六國，一統天下，自此，中國歷史進入了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時代。

然而，令秦始皇沒有想到的是，他所創造的那個龐大帝國的命運不是千秋萬代，而是二世而亡。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駕崩于東巡路上，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兵，短短數月內，各路起義軍紛紛揭竿而起，秦帝國在關東六國的統治瞬間崩潰。

公元208年，陳勝吳廣起義軍的先頭部隊已經兵抵函谷關，秦帝國真切感受到了滅亡的威脅。

危難關頭，秦二世采納章邯的建議，從驪山刑徒中挑選出20萬編入秦軍，來抗擊各路起義軍，同時調遣王離的長城軍團火速回援。

這臨時的補救措施竟一度讓秦帝國看到了翻盤的希望，章邯的刑徒軍經過半年苦戰，先后干掉了陳勝的先鋒周文，又干掉了陳勝本人。

公元前208年8月，章邯的驪山軍團又在王離的長城軍團的配合下，干掉了原楚國勢力最重要的起義軍將領項梁，翻過手的秦軍，對各路起義軍的反擊連連得手，大秦帝國的虎狼之師似乎又回來了。

但一時戰場的勝利，并不能掩蓋秦帝國控制力明顯下降，兵源明顯不足的窘境，劉邦大軍從函谷關進入秦境，一路攻城掠地直逼咸陽，項羽率領的楚軍以少勝多，全殲王離的長城軍團。

秦帝國最后的希望被掐滅，秦王子嬰向劉邦投降，富麗堂皇的阿房宮被項羽付之一炬。

15年前的一統天下，15年后的一片火海，赳赳老秦，仿佛幻夢一場。

秦帝國最后的崩潰之路如此迅速，這個過程給人一種感覺：想干掉秦帝國的人很玩命，想保護秦帝國的人卻隨隨便便就躺平。

誰是這個短命帝國的敵人？誰又是它的朋友？

進擊的自耕農

秦帝國的敵人不少：六國舊貴族、儒生、商販、盜匪，等等等等。

而秦帝國的朋友，或者說秦帝國的基本盤，構成卻十分單一：自耕農群體。

商鞅變法很大程度上講，就是一場自耕農改革。

隨著鐵質農具的普及，普通人參與農業生產的效率開始明顯提高，這樣一來，一個小家庭便可以成為一個最基本的農業生產單位，于是由公卿貴族們主導的井田制開始瓦解，自耕農群體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新的時代背景下，誰能夠更好地利用自耕農這一新興群體，誰就能完成由弱到強的轉變。

秦國地處西北邊陲，受中原周禮文化影響較少，這反而給了秦國統治者大刀闊斧改革的可能，商鞅變法應運而生。

商鞅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方法是盡可能讓更多的秦國人成為自耕農，并以一套制度設定，讓自耕農平時耕種為帝國提供糧食，戰時充軍，為帝國提供兵源。

在砍去了大家族、貴族等中間階級后，秦帝國的統治者可以直接對自耕農群體進行高效組織，這樣的效率優勢日積月累，為秦始皇一統天下提供了保障。

后人常說秦法嚴苛，這確實不假，秦律對于繳糧不足、逃避徭役、臨陣脫逃等罪行都有極其嚴厲的懲戒措施，但是請注意，秦帝國在對多繳納糧食、戰場立功等情況進行獎勵時也毫不手軟，繳納糧食量多，可以免除徭役，戰場上斬殺敵軍可以獲得爵位。

通俗點說，此時的秦律對于秦國的自耕農是威逼利誘并用，既用嚴厲地刑罰令自耕農群體不敢觸犯刑律，又以重賞來鼓勵自耕農參與勞作和戰斗。

這種背景下，秦帝國的自耕農群體雖然未必發自內心地擁護秦帝國，但卻在客觀上構成了這個帝國的基本盤，從這個角度上講，自耕農群體是秦帝國的朋友，這一點，從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到秦國一統天下都沒有變過。

政治是獲得更多支持的游戲，無論用什么方法，如果一個政權能獲得大多數人的實際支持（不管是否發自內心），它的統治就能持續下去，反之，其統治就很可能被顛覆。

但沒有人能夠獲得所有人的支持，任何一個政權都有基本盤，有所謂“朋友”，但也有非朋友，請注意，非朋友并不一定要成為敵人，這一點很重要。

滿山盜匪

因為自耕農群體能夠穩定地提供戰爭所需物資：兵源和糧食，所以秦律在制定時就要盡可能地壓制其他職業，盡量讓更多人加入自耕農這一群體。

而湊巧不是自耕農群體的人，比如說商人，那么很遺憾，秦帝國要刻意去壓制這些不那么“有用”的人，秦始皇征服嶺南的百越之地后，征調50萬人移居嶺南，商人與贅婿、犯人等共同充當重點征調對象，這些人在秦始皇眼中，是“無用之人”，還不如送往百越開墾疆土，成為“有用”的自耕農。

除了增加自耕農這一群體的數量外，秦帝國還要干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盡量減少自耕農提供的糧食和兵源在進入帝國中樞過程中的中間損耗，于是，中間階層便要受到打壓。

秦國對貴族的壓制是戰國七雄之最，秦帝國中央直接統御各個郡縣，并不需要貴族這一中間環節。

除了貴族外，秦帝國還有意地防止地方家族勢力做大，秦律中有一條看似奇怪的規定：凡是家中有兩個兒子，兒子長大成人后依舊不分家的，上繳的稅賦要翻倍。

秦帝國以這樣的制度設計，強行讓自耕農群體以小家庭的形式存在，大家族這一可能在自耕農與帝國朝堂之間截留部分資源的組織被強行瓦解。

除自耕農以外的其他行業從業者、貴族、大家族，這些人不能在秦帝國的制度下獲得什么好處，也自然對秦帝國沒有多少認同感，他們不是秦帝國的基本盤，也可以說，他們并不是秦帝國的朋友，這些人僅僅是不是朋友，而有些人則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秦帝國的敵人。

秦帝國以律令治理國家，秦律嚴苛，觸犯者要受到相應懲罰，但懲罰太重，必定導致部分人畏罪逃跑，當時，信息傳輸效率很低，觸犯秦律之人一旦逃入深山，或前往別處換個身份生活，秦帝國實際上是很難發現的。

但逃入深山并不是萬事大吉，人是社會性動物，逃入深山，意味著與脫離秦帝國主流社會，失去了“民”的身份，而被迫變成了“賊”。

對于秦人來說，淪為“賊”無疑是可怕的，但反過來，對于秦帝國來說，讓太多人淪為“賊”也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一個人從“民‘淪為”賊“意味著他能夠為帝國提供稅賦、兵役和徭役也一同消失。

“賊”是被秦帝國主流社會除名了的人，他們與這個帝國之間的矛盾很難調和，這些人可以毫不客氣地成為秦帝國的“敵人”。

當“賊”的數量很少時，這些逃亡深山自身自滅的人并不會對帝國的統治基礎造成什么影響，但是當這樣的人太多時，秦帝國就不得不開始考慮這個麻煩。

人只要構成一個群體就能形成某種社會關系，”賊”當然也不例外，秦帝國末期，山中之“賊”數量已經數不勝數，日后著名的起義軍首領彭越的身份就是“盜匪”。

從《史記》對彭越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第一，彭越已經以“盜匪”的身份生活了多年；第二，彭越和他身邊的許多“盜匪”，從事的都不是打家劫舍的勾當，而是打魚甚至種地等再正常不過的工作；第三，山中“盜匪”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且已經擁有了自己的小社會。

這些被秦帝國開除“人”籍的“盜匪”們普遍對秦帝國十分仇視，陳勝吳廣起義后，這些“盜匪”立刻擁立彭越為首領，組成了一支反秦武裝。

舊貴族

在原來的關東六國中，貴族是一個很重要的群體，他們構成了國君與平民之間的橋梁，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這些人的處境便變得尷尬起來。

在秦始皇眼里，貴族這一群體不過是冢中枯骨，在秦帝國的統治邏輯中，由帝國中央直接派遣官員去管理地方，效率遠比通過貴族這一中間階層要高得多，而這些貴族因為在當地擁有不小的能量，反而成為了秦帝國內部的不穩定因素。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將關東六國的12萬豪強貴族集體遷往咸陽居住，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這些被遷走的“貴族”，并不是按照血統劃分，而是按照在當地的能量劃分，能量強的人都要被遷往咸陽。

秦始皇這一做法，也符合秦帝國奉行的“弱民”原則，一方面，讓豪強離開自己居住的土地，削弱其能量，另一方面，讓當地的百姓更加碎片化和原子化，方便秦帝國派去的地方官員管理。

秦帝國對六國舊貴族的處置可謂簡單粗暴，但這樣的處置方式勢必引發六國舊貴族的仇恨，不過在秦始皇看來，這不算什么，因為大秦虎狼之師在手，不怕這些六國舊貴族掀起什么風浪。

貴族作為在秦制下多余的一個群體，秦始皇要剝奪其在地方的影響力也不是什么問題，問題是秦始皇做的太急，根本不用什么分化瓦解，縱橫捭闔，直接強行將所有貴族遷走，切不說這將讓所有關東六國的貴族都對秦帝國產生深深的仇恨，單單在執行這一問題時所面臨的困難就空前的。

事實證明，并不是所有原關東六國的貴族都被秦始皇遷往咸陽附近，很多貴族隱匿在民間，聯絡民間力量，時刻準備反秦。

項羽的叔父項梁，作為楚國大將軍項燕之子，是典型的軍事貴族，但是他既沒有被秦國抓獲干掉，也沒有被遷往咸陽，而是一直在楚國勢力強大的吳中地區活動，盡管是個通緝犯，但項梁在當地依舊很有威望，甚至可以說一呼百應，連秦帝國指派的會稽郡郡守殷通，都要暗中結交項梁。

項梁這樣的人物的存在說明了兩個事實：第一，秦始皇希望一次性將所有六國舊貴族控制住，是很難做到的；第二，也是更麻煩的一點，在原六國之地，秦帝國所奉行的那一套統治邏輯不是十分管用。

六國舊貴族作為秦帝國另一個重要敵人，他們并未被秦帝國所控制，且他們中的很多人在當地仍有相當的影響力，這個群體構成了秦帝國統治的巨大安全隱患。

亂世楚歌

如果仔細分析秦末反秦武裝的分布情況，就又會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反秦武裝中，有差不多一半來自楚國，楚國是絕對的反秦策源地。

最先舉起反秦大旗的陳勝吳廣是楚國人，在巨鹿殲滅秦軍主力長城軍團的項羽是楚國人，入函谷關滅秦的劉邦還是楚國人。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成為了現實。

統一天下后，秦國在關東六國實行的是一樣的政策，為何楚國人對于秦律的反應更為強烈呢？

如上文所說，秦律是在秦國自耕農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的一套法令，其目的是讓盡可能多的秦人成為自耕農，而這一法令能夠實施下去的基礎是：作為秦帝國主要經濟地帶的關中平原，適合自耕農經濟的發展。

關中平原相對而言比較肥沃平坦，一個小家庭耕種一塊土地就足以養活一家人，但是地處南方的楚國，情況卻與之完全不同，楚地多山川河澤，所以楚國人通常采用大家族聚居，共同生產的方式來生活。

楚國特有的地理環境也注定了除了耕種，漁獵，采礦等方式也是重要的謀生手段，又因為勞動產品不同，楚國人對于貿易的需求遠遠超過秦國人。

基于以上種種，秦律中削弱大家族，打壓其他行業，盡量將治下之人變成自耕農的的原則令楚國人極不適應，讓秦帝國走向強大的秦法，到了楚國，就變成了不折不扣的暴政，楚人的怒火不斷累積，當陳勝吳廣點燃那個火星后，整個楚國立刻就炸開了鍋。

戰爭齒輪

現在，讓我們對秦帝國的基本盤和反對者做一個簡單的梳理：秦帝國的基本盤是自耕農，秦帝國通過一套較為完善的法律，令自耕農群體在從秦帝國手中獲得土地的同時，也要承擔稅賦、兵役和徭役，這些是保證秦帝國強于其余六國的基礎，我們可以勉強稱他們為秦帝國的朋友。

除自耕農群體外，其他群體都不算秦帝國的朋友，而被秦帝國趕出主流社會的“賊”，原六國的舊貴族，和大多數楚國人，都是秦帝國的敵人。

陳勝吳廣起義后，秦帝國的傳統敵人們毫不猶豫地起兵反秦，而尷尬的是，當反秦的烈火燒向全國時，自耕農，這一秦帝國賴以生存的基本盤似乎并未起到聯合起來保護秦帝國的作用。

那么，秦帝國又是如何失去這最后的基本盤呢？

秦帝國自耕農們在秦律下一直在這樣一套系統中生活，這套系統要以這樣的方式獲得正循環：耕種，繳糧，作戰，立軍功，獲得土地，上繳更多更多糧食，免除徭役，立更大的軍功，獲得更多土地。

請注意：戰功是這套體系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取得戰功是自耕農群體在秦律下獲得收益的最重要方式。

商鞅變法后的秦律能夠在秦國內部運行良好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土地，無論是獲得戰功還是上繳更多糧食，土地都是秦帝國能夠給出的最主要獎勵，而秦帝國用來作為獎勵的土地又從何處獲得？答案依舊是戰爭。

秦律兜兜轉轉總是繞不開戰爭這個因素，某種程度上講，商鞅變法后的秦律其目的就是把秦帝國打造成一具高效的戰爭機器。

秦國人需要承擔的徭役、兵役不但在當時七國中最重，縱觀中國歷史，也少有時代能夠望其項背，而這套給秦國人帶來巨大負擔的制度之所以能夠運行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系統并不是封閉的，相反，它時一個在戰爭狀態下的特殊系統，靠著戰爭所得，不斷有新的利益被注入到這套系統中來，靠著戰爭的不斷回血，這個系統才得以運行。

六國統一后，大規模的戰爭已經結束，秦帝國再難通過戰爭獲得多余的土地來進行各類獎賞，這套高效的戰時體系的使命已經完成，接下來，秦帝國統治者對于這套系統的態度將直接關系到這個新興帝國的命運。

理想主義者的深淵

讓我們看看統一六國后，秦始皇做了什么？

統一文字、度量衡；修筑長城、阿房宮、秦直道；北擊匈奴、南征百越。

修筑長城可以更有效地抵御匈奴，修秦直道可以加快各地之間調兵和通訊速度，北擊匈奴可以保證邊境安全，南征百越可以開疆拓土，從帝國整體的角度講，做這些事有錯嗎？當然沒錯。

但是如果我們將視角切換至秦國普通百姓，便會發現事情變成了另外一種情況：每年要承擔大量的徭役、兵役，不但不能從中獲得任何好處，參與這些活動的過程中還危機重重，這時有人帶頭要推翻這個朝廷，這些百姓參與其中似乎也沒錯。

按照秦帝國統治者的理想，每一個秦人都應該自覺成為帝國機器中的一個螺絲釘，幫助這個帝國完成一系列宏偉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即便付出生命也不應該有怨言。

但是請注意，這樣的理想是以秦始皇為首的秦帝國統治者的理想，而非普通百姓的理想，秦始皇的理想呈現到百姓面前的只是無盡的徭役和兵役。

秦帝國治下的百姓在這套只有代價沒有回報的系統中苦苦支撐，直到一個叫陳勝的人點了一把火。

站在不同角度的人，理想也是不同的，想讓他人幫助自己實現理想，就要通過各種方式讓對方愿意與自己合作，這些方式中當然可以包括用權威甚至武力威脅，但同時也要讓對方獲得收益。

在分享利益這個問題上，雄才大略的秦始皇與勇冠三軍的項羽都不及那個出身市井小吏的劉邦，所以最后天下歸漢也并不值得驚奇。

如果不懂得分享利益，理想主義往往伴隨著災難，如果不會妥協，理想主義將擋住很多人的路，當理想主義者為了自己的理想理直氣壯地把他人逼上絕路時，這些人也會聯起手來將理想主義者推入萬丈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