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北京。
一張薄薄的紙片,幾經周折,終于落到了相關部門的辦公桌上。
紙上的字不多,甚至可以說很簡略:給張嚴佛平反,認定他屬于起義人員。
這會兒,距離張嚴佛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咽下最后一口氣,已經整整過了十二個年頭。
這事兒說起來,真挺讓人唏噓的。
誰能想到,那個在1949年提著腦袋干革命、保住了長沙城的功臣,臨了卻頂著“戰犯”的黑鍋,死在了高墻電網里面。
單看長相,張嚴佛真不像個善茬。
鼻子是歪的,一臉橫肉,眼神透著狠勁,再配上那個能止小兒夜啼的頭銜——軍統局元老、保密局設計委員會主任。
在那個非黑即白的年月,這就妥妥是一張標準的反派臉譜。
可跟他熟識的人,評價卻完全反了過來:“臉歪心正”。
這就讓人納悶了,一個軍統的大特務,怎么會在國民黨大廈將傾的前夜,突然調轉槍口,對著老東家開火?
這不僅僅是良心發現那么簡單,更是一場極高明的利益博弈和局勢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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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光看他抓住了什么,得看他扔掉了什么。
把時間撥回1949年初,國民黨那邊的爛攤子已經沒法收拾了。
長江北邊基本輸了個精光,蔣介石還在南京做夢,想劃江而治,讓湯恩伯去守長江防線。
這時候,張嚴佛走到了人生最難選的一個岔路口。
論資歷,他是黃埔一期的老大哥,那是不折不扣的“天子門生”。
論在特務圈的輩分,后來的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見了他都得低頭叫聲前輩。
照理說,戴笠一死,像張嚴佛這種壓艙石級別的人物該挑大梁才對。
可現實很殘酷:他被晾在一邊了。
毛人鳳掌權后,玩的是順我者昌那一套。
張嚴佛這種資格老、腰桿硬、學不會溜須拍馬的人,自然成了新局長的眼中釘。
折騰到最后,張嚴佛只混到了一個聽著好聽、實則是個空殼子的閑差。
這其實是個特別明顯的信號,說明組織快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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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團隊開始排擠那些真正干活、有本事的實干家,反而提拔一幫只會搞內斗的馬屁精時,這攤子買賣也就快黃了。
張嚴佛心里跟明鏡似的。
留在軍統?
那是死路。
不僅要受毛人鳳的窩囊氣,搞不好還得給蔣家王朝殉葬。
去臺灣?
那是寄人籬下。
就毛人鳳那個小心眼,到了臺灣那種巴掌大的地方,整起人來只會更狠。
于是,他拍板做了第一個關鍵決定:跳槽。
他借著老鄉的關系,投奔了當時主政湖南的程潛,當了個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
乍一看,這是混不下去回老家養老了——從中央核心情報機構,貶到了地方衙門當差。
可回過頭再看,這步棋走得太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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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是從即將沉沒的泰坦尼克號上縱身一躍,跳上了一艘名叫“湖南起義”的救生艇。
到了長沙,日子也沒好過多少。
那會兒的湖南,底下也是暗流激蕩。
程潛和陳明仁正在地下黨的策動下,悄悄琢磨著和平起義的事兒。
這對張嚴佛來說,是機會,也是掉腦袋的風險。
起義要是成了,長沙幾十萬老百姓能躲過戰火,他自己也能洗白上岸。
可要是砸了,那就是粉身碎骨。
蔣介石對叛徒有多狠,張嚴佛比誰都清楚。
就在這節骨眼上,毛人鳳出手了。
雖說張嚴佛已經退出了核心圈,但毛人鳳沒打算放過湖南。
他派了個心腹殺手,叫毛鐘新,潛進了長沙。
毛鐘新這趟差事只有一個目的: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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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口對準的,就是準備起義的程潛這幫人。
這一槍要是響了,湖南立馬得亂套,和平起義就得泡湯,幾百萬人的性命就得填進戰火里。
這當口,張嚴佛面臨第二個生死抉擇:是縮起脖子保命,還是豁出去干一場?
按常理,他已經脫離了軍統,完全可以裝傻充愣,甚至可以騎墻觀望,哪邊贏了幫哪邊。
但他沒這么干。
他太懂軍統那一套鬼把戲了。
他知道,面對毛人鳳這種瘋狗,你越躲他咬得越兇。
于是,張嚴佛利用自己那個還沒徹底過期的“老特務”招牌,開始了一場不動聲色的反殺。
這是一場完全不對等的較量。
毛鐘新在暗處,手里攥著保密局的資源和殺人執照。
張嚴佛在明處,手里只有過去攢下的人脈和對對手套路的了解。
但張嚴佛贏就贏在“內行”這兩個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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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需要硬碰硬,他只需要動用自己在軍統內部的關系網,把毛鐘新的底細和行動路線摸了個底掉。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暗戰里,張嚴佛靠著對老東家手法的熟悉,把毛人鳳的殺招一個個給拆了。
最后,暗殺沒搞成。
程潛毫發無損,湖南和平起義路上的最后一塊大石頭被搬開了。
可以說,要不是張嚴佛這個“懂行的”在中間周旋,長沙起義絕不會這么順當。
張嚴佛的功勞,還不光是攔住了一次暗殺。
在那個亂世,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比金條還金貴。
因為張嚴佛帶頭“反水”,引發了一連串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陳達。
陳達也是軍統少將,原本在衢州負責情報搜集。
在那個特務系統人心惶惶的時候,陳達瞅見張嚴佛這種老大哥都走了這條路,心里的天平也跟著歪了。
在張嚴佛的影響和拉攏下,陳達二話沒說,也參加了湖南和平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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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還沒完。
起義后的陳達沒閑著。
他領了任務去桂林,動用自己的關系,成功策反了白崇禧總部的軍統上校組長劉子洛、孟繁章這幫人。
這些人手里攥著啥?
那是白崇禧部隊的核心機密。
后來打衡寶戰役的時候,解放軍之所以能勢如破竹,這些關鍵情報起了大作用。
從張嚴佛傳到陳達,再從陳達傳到劉子洛、孟繁章。
這條清晰的策反鏈條,源頭就在張嚴佛當初那個看似無奈的選擇上。
這就是決策帶來的滾雪球效應。
可話又說回來,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挺捉弄人的,做對了選擇,未必能立馬有好果子吃。
1949年以后,張嚴佛的日子過得挺苦。
毛人鳳雖然逃到了臺灣,但他在大陸埋下的雷還在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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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報復張嚴佛的背叛,軍統特務機構偽造了一大堆假材料,對他進行栽贓陷害。
再加上張嚴佛那個“老牌特務”的身份實在太扎眼,以及他在軍統時期沾染的一些陳年爛賬,讓他在新政權下很難把事情說清楚。
在那個特殊的政治氣候下,大伙兒很難相信一個長著惡人臉、當過大特務的人,會真心實意地投奔光明。
他被關進了戰犯管理所。
這一蹲,就是二十年。
1971年,張嚴佛在戰犯管理所病逝。
他沒能等到那張平反證明,頂著“戰犯”的名頭走完了最后一段路。
直到十二年后的1983年,隨著大批歷史檔案解密,當事人的回憶錄陸續出來,張嚴佛在湖南起義中的真實貢獻才被重新翻了出來。
那個歪掉的鼻子,終究沒能遮住一顆擺正的心。
回頭再看張嚴佛這一輩子,充滿了矛盾和反差。
他是黃埔精英,卻被自己的組織當成了棄子;他是特務頭子,卻護住了起義將領的命;他長了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卻干了一件積德行善的大事。
在1949年那個歷史拐點,所有人都在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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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鳳算的是怎么撈錢,忙著在上海南京搶金條、占房子。
湯恩伯算的是怎么保存實力,哪怕把友軍坑死也在所不惜。
而張嚴佛算的這筆賬,雖然讓他搭上了后半輩子的自由,但他保全了長沙城,也守住了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底線。
在民族大義面前,個人的榮辱得失,有時候確實算不得什么。
但這筆賬,張嚴佛沒算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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