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寄信的主兒叫李嚴，在蜀漢那地界，是響當當的二把手。
乍一看，這信寫得那叫一個奉承，居然勸孔明：“您功勞這么大，加個九錫，封個王也不過分。”
這話聽著，怎么聽怎么別扭。
誰不清楚，孔明舉的是“光復大漢”的大旗，平時最看不慣的，就是曹孟德那套名為丞相、實為竊國大盜的把戲。
所謂的“九錫”，那可是奪權上位的敲門磚，李嚴提這茬，分明是想把孔明往火坑里推。
李嚴為何要來這一手？
是他腦子進水了？
絕對不是。
這張信紙背后，壓著蜀漢朝堂上最要命的一個死扣。
這扣子要是不解開，別提什么打回中原，這個人口不足百萬的彈丸小國，自己內部就得先炸鍋。
時間得倒回公元223年那個悶熱的夏天，劉皇叔在永安宮閉眼之前，給大伙兒埋了顆大雷。
這就是那場著名的“白帝城托孤”。
史書上總是盯著那句“君可自取”，把君臣情義渲染得感天動地。
可要是翻翻《三國志·李嚴傳》，你會發現遺詔里藏著另一個關鍵安排：
“任命李嚴做中都護，把內外的兵權一把抓，坐鎮永安?！?/strong>
這盤棋局布得相當精妙。
孔明是丞相，蹲在成都抓政務；李嚴是中都護，守在永安管軍隊。
劉皇叔心里這本賬算得門兒清：荊州沒了，夷陵也輸了個底掉，為了防著東吳順手牽羊，東大門必須得有個硬茬子守著。
往深了說，皇叔是不敢把所有雞蛋都擱在孔明這一只籃子里。
孔明代表的是跟著入川的“荊州幫”，而李嚴雖說祖籍也是荊州，但他早年在益州混得風生水起，跟地頭蛇們交情深，后來打仗又猛，“東州幫”和“益州幫”都能買他的賬。
劉備這是想玩“雙核驅動”：一個管家里事，一個看大門；一個掌權，一個牽制。
可偏偏皇叔漏算了一點：蜀漢這廟太小了。
地盤只有天下的十三分之一，哪供得起兩尊大佛？
麻煩很快就找上門了。
到了建興四年（226年），孔明磨刀霍霍準備北伐，戰略重心往漢中那邊挪。
這會兒，李嚴有了動靜：把大營挪到了江州。
江州，也就是現在的重慶。
這地方可是個命門。
它卡在長江上游，往東能盯著永安防東吳，往西順江而下能威懾成都，往北走水路還能支援漢中。
誰占住了江州，誰就掐住了蜀漢的脖子。
李嚴盤踞在江州，手底下攥著一張王炸——陳到統領的“白毦兵”。
這支精銳按規矩該歸中央直管，實際上卻只聽李嚴的號令。
這時候的李嚴，心思活泛了。
他給孟達去信，說了句耐人尋味的話，大意是：“我和孔明都是受了先帝重托的人，擔子重啊，想找個好搭檔?！?/strong>
這話翻譯成白話就是：我和孔明那是平起平坐的，我也是顧命大臣。
這么一來，開頭那封“勸進九錫”的信就講得通了。
李嚴心里的算盤珠子撥得啪啪響：孔明，你要是想當權臣，想加九錫，那你那“道德完人”的金身就破了。
既然大家都是玩弄權術的行家，你就別拿“鞠躬盡瘁”那一套高調來壓我，咱們按手里的地盤和兵馬說話，把權力這塊蛋糕分一分。
這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大坑。
孔明怎么解這個局？
換作曹孟德，估計直接發兵就去剿了。
可孔明不能動粗，家里一打起來，曹魏和東吳立馬就會像餓狼一樣撲上來。
孔明回了封信，那是教科書級別的“太極拳”。
大意是：等咱們滅了曹魏，砍了曹叡，把漢室江山奪回來，到時候別說九錫，給個十錫我也敢接著。
可眼下大業未成，這些封賞咱們先按下不表。
一句話，軟釘子碰回去，讓你挑不出半點理。
這不過是嘴皮子上的交鋒，真正的勝負手在這一年出現了實質性反轉。
建興八年（230年），曹魏大司馬曹真兵分三路大舉壓境。
機會來了。
孔明借著“抵抗外敵”的名頭，發了一道急令：命李嚴帶著兩萬兵馬，火速趕往漢中增援。
這道命令把李嚴架在了火上烤。
去漢中？
那就得離開經營多年的江州老窩，帶著隊伍鉆進孔明的地盤。
到了那邊，在丞相府眼皮子底下，是龍你得盤著，是虎你得臥著。
不去？
大敵當前，你敢抗命，那就是叛國，孔明就有借口名正言順地動手。
李嚴琢磨了半天，最后還是認栽了。
但他開了價碼：
第一，得提拔他兒子李豐當江州都督，接手他的地盤和后事；
第二，他自己得升官，從前將軍升到驃騎將軍。
孔明二話沒說，全應下了。
在孔明眼里，只要你肯挪出江州這個“獨立王國”，只要肯把那兩萬精銳帶到漢中編入北伐大軍，給你個虛銜算什么？
至于你那個兒子，資歷太淺，根本掀不起什么大浪。
這步棋走完，蜀漢那個所謂的“雙頭政治”，基本上就剩下個空殼子了。
李嚴一到漢中，就被任命處理中都護府的雜事，名義上還是二把手，實際上已經從一方諸侯變成了孔明身邊的高級助理。
為了表個態，或者是為了適應新的政治風向，李嚴這時候把名字改成了“李平”。
這個“平”字，很有嚼頭。
有人說是為了洗刷以前嚴苛的名聲，也有人說是為了迎合“天下太平”的讖語。
但從結局來看，這是他手里的權力被徹底鏟平的開始。
回過頭來再看這段往事，劉皇叔當年的安排錯了嗎？
站在帝王駕馭臣下的角度，沒毛病。
用李嚴盯著諸葛亮，這是防止權臣篡位的標準動作。
可擱在蜀漢那種生存環境極其惡劣的條件下，這種操作太奢侈了。
蜀漢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軍事上也處在下風。
想要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極高的行政效率和資源整合能力。
這就逼著權力必須高度集中，經不起內耗，更容不下“聽調不聽宣”的獨立軍閥。
孔明早就看透了這一點。
他花了幾年功夫，不動聲色地通過書信往來、職位調動、順水推舟，一點點把李嚴從一個割據一方的“聯合創始人”，變成了一個在這個體系里不得不低頭的“高級打工仔”。
這倒不是簡單的私人恩怨，而是一次為了政權能活下去而必須進行的“外科手術”。
當李嚴帶著兩萬大軍走進漢中大營的那一刻，蜀漢政權終于擰成了一股繩。
雖然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益州本土勢力離心離德，但在那個亂世，這或許是蜀漢能撐四十多年的唯一解法。
所有的“心機”和“算計”，歸根結底，無非是為了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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