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絕不是紈绔子弟，他的三大優點，非常人所能及

1937年，南京。

地點是那個氣氛壓抑的軍事委員會高等軍事法庭。

作為那場驚天動地的“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站在了審判臺前。

按常理推斷，這會兒應該是一個敗軍之將最落魄、最灰頭土臉的時候。

畢竟在外面的傳言里，這位少帥就是個含著金湯匙出生、靠老爹張作霖鋪路的“花花公子”，要是離了大煙土和漂亮女人，怕是連站都站不穩。

可偏偏現場的情況，跟大伙兒想的完全是兩碼事。

面對臺上坐著的審判官，張學良不但沒有唯唯諾諾，反而腰桿挺得筆直，神情鎮定自若。

問他為什么要扣人，為什么要逼著上面抗日，他回答得干脆利落，一點彎子都不繞。

哪怕明知道接下來等著他的可能是槍斃，他臉上也沒露出一丁點兒慫樣。

當時負責主審的李烈鈞，等這事兒一結束，就在回憶錄里寫下了這么一句感慨：

“學良真是張作霖的種啊！”

這話里有話。

它其實捅破了一層窗戶紙：在那些什么“風流大少”、“民國美男子”、“癮君子”的花哨名頭底下，張學良其實是個被嚴重低估的政治操盤高手。

你要是把他這輩子幾個關鍵的節骨眼兒掰開揉碎了看，就會發現，那種混吃等死的“紈绔子弟”，壓根就布不出這樣的局。

咱們先把日歷翻回到1929年。

那會兒“老帥”張作霖剛被日本人炸沒了，張學良接過了東北軍這個燙手山芋。

在不少人眼里，這就是個沒怎么讀過書的富二代，想要鎮住奉系那幫在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老油條，簡直是癡人說夢。

特別是那個自詡為“當代諸葛亮”的老臣楊宇霆，壓根就沒正眼瞧過這個毛頭小子。

那張學良是怎么應對的？

他沒哭沒鬧，也沒裝孫子，而是直接亮了底牌——動刀子。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楊宇霆和常蔭槐給辦了。

殺幾個人立威，這在軍閥混戰的年代不算稀奇。

但張學良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人死之后，他算的那筆“賬”。

楊宇霆前腳剛死，張學良后腳就送去了一副挽聯，那詞兒寫得叫一個絕：

“詎同西蜀偏安，總為幼常揮痛淚；凄絕東山零雨，終憐管叔誤流言。”

這兩行字，可以說是搞政治公關的頂級范本。

上聯借用了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典故。

言外之意是：我心里也難受啊，但我必須得殺你，因為你像馬謖一樣捅了簍子，為了大局，我不得不“揮淚”。

這一手，既把自己擺在了諸葛亮的位置上，又暗戳戳地諷刺楊宇霆雖然自比孔明，其實充其量也就是個馬謖。

下聯又搬出了周公旦誅殺管叔的故事。

管叔是周公的親兄弟，聽信謠言造反才被殺。

這話是在暗示：其實我挺可憐你的，你是被流言蜚語給帶溝里去了。

張作霖雖然是個草莽英雄，但他砸在兒子身上的教育經費可不是白花的。

這后頭藏著的，是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手腕和定力。

話雖這么說，那后來怎么就背上了“不抵抗將軍”這么個黑鍋呢？

這就得聊聊1931年，那個把中國命運徹底改寫的九一八之夜。

當時的輿論簡直要把張學良的脊梁骨戳斷了。

報紙上都在傳，日本鬼子都打進沈陽北大營了，這位“少帥”還在北平悠哉游哉，白天揮桿打高爾夫，晚上摟著電影明星胡蝶跳舞。

還有人編了首打油詩滿大街傳：“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

一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覺得，就是因為張學良貪生怕死，才把東北大好河山拱手讓人。

可要是咱們站在當時張學良的角度，重新復盤一下那個決策瞬間，你會發現事情遠沒那么簡單。

得搞清楚一點，那時候張學良的身份不一樣了。

他不光是奉系的老大，他在南京政府里的頭銜是“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副司令上面，還頂著個正司令，那就是蔣介石。

當兵的，特別是一個想往中央體系里靠攏的地方軍閥，聽指揮那是第一條鐵律。

就在事變爆發的前兩天，1931年9月16日，蔣介石給張學良發了一封分量極重的電報，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

“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在東北如何挑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

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

這筆賬，張學良當時心里是怎么盤算的？

要是打：那就是公然抗命。

東北軍得單槍匹馬跟日本關東軍硬剛，打贏了也是慘勝，打輸了老窩就沒了，而且還得罪了南京方面，搞不好還得背個“破壞和平”的罪名。

要是不打：這是執行中央的命令。

他在賭一把，賭國際聯盟會插手，賭蔣介石能通過外交路子把這事兒擺平。

九一八事變那年，張學良才三十歲。

他雖然見過血，但面對日本這種國家級別的全面進攻，他確實沒有毛主席那種“論持久戰”的戰略眼光，也缺了點獨立對抗強敵的狠勁兒。

他選擇了聽話。

誰知道，這聽話的代價大到了天上——日本人一口氣吞了東三省。

蔣介石的那封電報，成了套在張學良腦袋上一輩子的緊箍咒。

為了維護中央的面子，或者說是為了維護他和蔣介石之間所謂的“兄弟情分”，他一聲不吭地背起了“不抵抗”的大黑鍋，替蔣介石挨了罵。

這確實是個沒法洗白的戰略大錯，但這更多是因為對局勢判斷失誤和對上級的盲目服從，而絕不僅僅是因為個人怕死。

如果說九一八的“不抵抗”是張學良人生的谷底，那1936年的西安事變，就是他觸底反彈的高光時刻。

這也是最能證明他骨子里“不紈绔”的一次。

眼看著東北丟了，熱河也沒守住，華北眼看也要完蛋，張學良終于琢磨明白了一件事：指望蔣介石那個“攘外必先安內”的套路，中國就沒救了。

于是，他干了一件把天捅破的事兒：兵諫。

把委員長扣在西安，這事兒放在古代那就是謀逆，是要誅九族的。

這協議里，想到了停戰，想到了抗日，想到了蔣介石的地位，甚至還照顧到了南京政府的面子。

唯獨缺了一條：關于張學良自己的安全保障。

別忘了，張學良才是這場大戲的發起人。

要是為了自己那點小九九，或者像個投機倒把的政客那樣算計，他完全可以在談判的時候加一條：“事后不許追究張學良和東北軍將領的責任”，或者干脆要求把自己送到國外去避風頭。

憑他當時手里的槍桿子和蔣介石的小命，加這么一條簡直易如反掌。

可他偏偏沒加。

不光沒給自己留后路，他還非要堅持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

當時周圍的人都勸瘋了，說你這一去就是肉包子打狗。

但張學良的腦回路是這樣的：亂子是我惹的，長官的面子是我掃的，為了讓蔣介石以后能體體面面地帶著全國抗日，我必須把這個面子給他圓回來，哪怕拿我自己的自由當抵押。

這是一種什么勁頭？

這絕不是紈绔子弟的任性胡來，這是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知道去了南京是個什么下場，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上了飛機。

結局大伙兒都知道了，這一關就是半個世紀。

1975年，蔣介石在臺灣撒手人寰。

已經被軟禁了快四十年的張學良，托人送去了一副挽聯。

這副挽聯，跟他當年送給楊宇霆的那副一樣，再次讓世人驚掉了下巴：

“關懷之殷，猶如骨肉；政見之爭，猶如仇讎。”

短短十六個字，把這兩個人糾纏了半個世紀的恩恩怨怨說得透透的。

是親如兄弟，也是勢不兩立的仇人。

私下的交情和公事的立場，分得清清楚楚。

回頭再看張學良這輩子，年紀輕輕就帶兵剿匪，二十出頭在直奉大戰里露臉，二十四歲平定郭松齡叛亂，在槍林彈雨里滾過，在權力的頂峰站過，也在只有四堵墻的軟禁室里熬白了頭。

一個肩膀扛得住事，心里沉得住氣，肚子里有墨水的人，怎么能簡簡單單用“紈绔子弟”四個字就給打發了呢？

他犯過錯，而且是誤國的大錯。

但在民族大義的生死關頭，他把自己當成了祭品，硬生生地把歷史的車輪給扳了過來。

就像李烈鈞說的那樣，他確實是張作霖的兒子。

只不過，相比那個草莽出身的老爹，他身上多了一份帶著悲劇色彩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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