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蔣介石與中國抗戰之開啟

本文轉自新大觀，選自《民國人物過眼錄》，作者楊奎松

在很多年以前，大陸學界對蔣介石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和之后的抗日態度，往往頗多批評指責，甚至懷疑蔣介石并無抗日意圖。改革開放之后，對這一問題大陸學界的看法已經很少歧異，而且除少數學者對蔣領導發動抗日的效果評價或有不同外，幾乎所有學者對蔣介石要否抗日的問題，已眾口一詞，并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但是，要具體了解蔣介石在“七·七”事變前后，特別是在決心實施全面抵抗時的思想動態及其決策過程中的心態變化，還是不容易做到的，這自然也是因為史料上還有相當的局限。但隨著蔣介石日記原稿被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所收藏并對外開放（2006年開始開放，2007年繼續開放1932—1945年部分——編者注），這樣的條件明顯地成熟起來。

根據蔣介石這一時期的日記，我們終于可以比較清楚地了解到，蔣介石在瞬息萬變的政治、軍事和外交局勢面前，特別是面對紛至沓來、矛盾沖突的種種信息與意見，在決定國家政府和個人地位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是如何進退維谷，左右搖擺的；他又是如何克服猶豫、恐懼和慌亂的情緒，最終孤注一擲，毅然邁進抗戰的“鬼門關”的。不論蔣介石經歷這一過程走向抗戰給他和整個國家帶來了怎樣的結果，作為一國統帥，在當時條件下絞盡腦汁、擔驚受怕，以至焦頭爛額的決策經歷，也許比他最終選擇了什么，還更值得研究歷史的人給予同情和關注。

如意算盤：以進為退，局部解決

繼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1935年夏秋，日本人進一步發動華北事變，意圖造成華北幾省事實上的獨立。當時事件頻發，蔣介石一度心驚肉跳，疲于應付，甚至不得不親自出面找到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再三要求蘇聯政府同意與中國結成軍事同盟，以共同對抗日本的侵略。雖然最終虛驚一場，但此種經歷，顯然讓蔣介石的神經經受了許多磨煉。這種情況對“七·七”事變爆發初期蔣介石的心態，不能不產生某種影響。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的消息，蔣介石是次日得到的。對日本此次侵略行動的準確判斷，成為蔣介石決定和戰的關鍵之點。而由于剛剛經歷了1935年那場使他心驚肉跳的華北事變，蔣介石顯然已經對平津地區發生這種大大小小的軍事沖突有了相當的思想準備，變得見怪不怪了。故一時間，蔣介石并未感到特別緊張。他在當天的日記中甚至推測稱：“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時，逼我屈服乎？抑將與宋哲元之為難乎？迫使華北獨立乎？我之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在蔣介石看來，此一事變最為嚴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機割占華北，或以武力促成華北特殊國的建立。基于1936年蔣介石自己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對“最后關頭”一說所做的解釋，他斷不能容忍華北走上偽滿洲國的前途。

因此，無論日本人計劃如何，蔣介石都必須要有所準備。問題是，蔣還并不能充分把握此一時機如何，故有“我之決心應戰，此其時乎？”的疑問。注意到蔣在日記中信心滿滿地估計：日方此時“無與我開戰之利也”，可推知蔣對應戰可能導致大戰的危險并無深切的認識。

因此，他當日的決策僅僅電令原西北軍系統的孫連仲、龐炳勛、高桂滋等部“動員”外，再無提出進一步的軍事計劃。

日本這時駐屯華北的軍隊，僅為混成第四旅6000人。而駐守冀察平津地區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連同地方保安部隊，總兵力約10萬人。這正是蔣介石估計日本當不致有計劃借機對華開戰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因為長期以來對導致中央軍勢力退出河北平津地區的“何梅協定”感到不滿，蔣介石也正想利用這一機會使中央軍重回河北地區。因此，9日晨蔣介石起床之后，想到的不僅不是如何抵抗，而是如何乘此沖突之機，迫使日本“撤退其豐臺之倭兵或取消冀東偽組織”。

7月10、11兩日，蔣介石接連得到消息稱，日本關東軍態度強硬，并已增兵關內；日本天皇亦從外地趕回東京，日本內閣也有增兵華北計劃。對此，蔣介石仍未給予足夠重視。他相信，日本此次挑釁的目的在華北，而不在整個中國，增兵僅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蔣介石依舊堅持強硬態度，非進兵河北不可。依照蔣歷來的思維和行事習慣，他自信：日軍之意在非奪取盧溝橋不可，只要我積極準備，及時北運兵力增援，顯示備戰決心，且確保盧溝橋不失守，自能迫使日軍知難而退。他甚至估計：“我軍已開始北進，彼或于明日停戰。”

為宣示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立場，蔣介石在事變后不久即要求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書。然而，和蔣介石估計的不同，外交部乃至軍政各部的態度卻相當謹慎。他們研究甚久，均覺難以著筆。他們報告給蔣介石的理由是：“中央并非申明宣戰，仍須說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與對方簽訂和平條件，中央尚不知底蘊，仍在調兵遣將，準備抗戰。是中央與地方太不聯系，故發表宣言，甚難措辭。”

蔣介石此時考慮問題的重點，仍不在和戰，而在乘此機會能使中國重新立于更主動的地位。因此，他對宋哲元過于保守、生怕擴大事態的態度尤為不滿。但對于實際上處于割據地位，又有日本人參與其間的這種地方實力派人物，蔣介石除反復去電勸阻其不要妥協外，也別無他法。因此，他只能以中央政府的姿態表明立場，同時將北上軍隊停止在滄州與保定一線，仍將盧溝橋和北平交給宋哲元部堅守。他判斷：日軍“最大限度為占領永定河以東地區，成立偽組織”。因國際關系和各國權利所在，日軍必不敢輕易占領平津。

宋哲元

12日晚，蔣介石得到情報，得知日本內閣宣言決定支持華北事變，日本關東軍已抵達天津。他的估計自然發生了變化，推測：此次事變“勢必擴大，不能避戰矣”。考慮一晚后，他在13日決定：抽高射炮部隊，并立即運送彈藥去華北，同時發表對倭宣言，公開中央軍進駐保定消息。故當有傳言說宋哲元意欲妥協時，蔣介石當即電告宋哲元稱：“盧案（即盧溝橋事變）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其目的，則在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決無已時。中（國）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

7月16日，蔣介石對形勢已經看得比較清楚了。他當日開始在廬山召集專門會議，邀集社會名流，共商抵敵之策。他親自起草了關于盧溝橋事件的宣言稿，他依舊估計：倭寇一貫使用不戰而屈之伎倆，觀盧案發動已10日彼仍徘徊威脅，未敢正式開戰，可知其無意激戰。且即使倭寇準備大戰，“則其權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動倭王，或可轉危為安，是較平時權在下級與前哨者當易為力乎？”故他斷定：我決心抵抗之宣言發表，“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

換言之，蔣介石的這篇談話稿，實際上并不是對自己人講的，倒是主要說給世人，尤其是說給日本人聽的。要讓日本人明白，真打起來，中國人是會拼命的，對日本不會有任何好處，希望日本人會知難而退。

據此，蔣介石17日在廬山談話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宣讀了他的談話稿。聲稱：基于東北四省的經驗和塘沽協定后的教訓，我們已退無可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后關頭的境界。”“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此舉，仍在避戰。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余。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兇暴，消彌戰禍。”“我表示決心之文書，似已到（發表）時間”，此“應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場，乃可戢其野心”，決不致引起戰爭也。故“人以為危，而我以為安”。

廬山談話稿擬定后，各方意見紛紜。國民黨內以及國內各民眾團體態度激昂，紛紛主戰。軍政部與外交部會商結果，則一致表示慎重，強調絕交宣戰于中國不利。駐日武官則數電表示，日本近衛首相決“謀和平”，并派有密使來華，請求切勿使事件擴大，演成大戰。

孔祥熙

正在英國爭取借款的財政部長孔祥熙也徑直電告蔣介石稱：“中日事件，如非確有相當把握，似宜從長考慮。以國際情形論，難望任何國家切實助我，在美與儒堂（王正廷，時任駐美大使）兄費盡唇舌，僅得美國口惠；英國態度則仍欲于不可能中求得調解人；俄則似不愿單獨冒險出發，可知應付日本仍須以自身能力為標準也。”

軍事中樞之眾多將領更反復申言戰爭準備不及，稱：“現在我準備未周，開戰難操勝算，必在此最困苦關頭，能忍耐度過。若日方真如其宣傳，確不欲事態擴大，則我似應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協，最好由中央給予宋明軒（指宋哲元）以妥協標準，使其便于商談。”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駐華大使及武官也先后發出警告，要求中方撤回增援部隊。為此，就連蔣最為倚重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也力主“應謀和平”，并慫恿各部長從旁向蔣進言。軍令部長徐永昌在蔣介石從廬山回到南京當日即面告蔣稱：“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大戰一開，無論有無第三國加入，好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其后日本工業國容易恢復，我則反是，實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險。……德國以強以戰而遭列強之壓迫，以忍以不戰而得今日之復興，是皆在吾人之努力如何耳。”

對于方方面面的意見，蔣介石自然不能不予以考慮。但這時平津日軍雖然時有動作，卻因增援未到，尚未展開大規模進攻。日軍始終不敢大舉侵略，蔣介石更信日本準備未足，非及時顯示強硬態度，以影響日本當局和戰心理不可。故蔣介石仍舊力排眾議，決定以“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為題，公開發表廬山談話稿。其拋出談話稿的頭天晚上還信心滿滿地在日記里寫道：“人人以為危，阻不欲發，而則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

由于蔣介石這時只想局部解決盧溝橋事件，不想引發大戰，因此，他深知言論行動的拿捏分寸非常關鍵。而他對發布此一強硬談話的后果實無把握，內心里不免惴惴不安。其頭天日記中還在給自己打氣，稱：“應戰宣言既發，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應戰矣。”但談話見報當天，蔣介石即在日記中頗為緊張地猜測：“余宣布應戰談話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敦書（最后通牒，拉丁文“ultimatum”的音譯——編者注）？或進一步強逼？當視今明兩日之態度如何。”次日早晨，因無異常消息，蔣介石心情即稍舒緩，又在日記中半猜測半自得地寫道：“倭寇之虛實與和戰真相，可于今日表現。如今日尚無最后通牒或堅強動作，則我國以精神戰勝者，可得十之八”。

7月20日，蔣介石廬山談話公開發表，立即引起國人一片抗日的歡呼雀躍。而日方卻照樣增兵不已，毫無妥協跡象。幾天下來，蔣介石反而沉不住氣了。

秦德純

22日晚，南京方面了解到，宋哲元、秦德純在11日即已與日方達成過一個停戰協定，即規定第二十九軍向日軍道歉，處分責任者；中方撤退盧溝橋周圍駐軍，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中方并保證取締藍衣社及一切抗日團體。23日一早，蔣介石就專門召集會議，出示宋哲元昨日發來之停戰協定三條，請與會者討論。會議最后決定通知宋哲元：“所擬三條，倘兄已簽字，中央尚可同意，與兄共負其責，惟原文內容甚空……”“至此事件之真正結束，自應以彼方撤退陽（7）日后所增援部隊為重要關鍵。”蔣介石亦同意，只要日軍同時撤兵，中央軍亦可撤兵。

就在幾天前，蔣介石還反復去電宋哲元，嚴令宋不得擅自妥協，強調“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兩三天前他還不顧軍事將領的種種質疑，公開發表強硬聲明。這時卻突然贊同示弱，這更加顯示蔣的強硬實在只是一種嚇唬日本人的手段。

顯而易見，蔣介石這時正處于進退兩難的嚴重困境之中。基于前車之鑒，蔣介石相信，妥協必定會帶來比幾年前塘沽協定及“何梅協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擾。但強硬，中國又尚未做好戰爭準備。蔣介石所以冒險硬一下，其想法很簡單，那就是與其妥協退讓更不得安寧，不如干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樣準備不足的日方做出讓步。

讓蔣介石意想不到的是，日本雖無全面開戰的計劃和準備，卻還是很快集中起10個陸軍師團大舉增兵中國華北，大有強行奪取華北數省之勢。

注意到大戰危險臨近，蔣介石到底還是不能不向后退縮了。他雖然明知宋哲元這個過了十幾天的妥協條件沒有什么用處，卻還是幻想這根稻草能將平津危局緩和下來。蔣介石甚至還為自己的這一后退設想了一番堂而皇之的道理，即：“民國廿四年七月，中央軍由北平撤退時，人皆憂惶，一若第二偽滿即在華北出現，或華北獨立，必無可免者。誰知今日中央軍仍有回駐河北之一日，此相隔兩年時間耳，若再加我兩年時間，豈不能恢復當年之原狀。若有十年時間，不惟東北全復，而臺灣、朝鮮亦必恢復甲午以前之舊觀，收回臺灣，扶助朝鮮獨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

蔣介石之轉向妥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23日以來平津“倭寇求戰更急，形勢險惡甚矣”的觀察。因據駐日總領事報告，日本除留本土5個師團和留朝鮮一個師團外，其他本土7個師團和在滿洲的3個師團均向華北出動。一旦如此龐大的兵力齊集河北平津，戰爭勢難避免。再加上在平津的日軍此時行動規模明顯擴大，故24日午后蔣介石緊急約見徐永昌，告以“日人已大舉侵華，預料一星期內必有大問題來尋。吾人準備務于一星期內完成云云”。蔣“并手令若干條”，令徐當即辦理。

此一情況說明，蔣介石這時對和平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前途已基本絕望。因此，他電告孔祥熙稱：“情勢日急，戰不能免”，“中央決心抗戰，再無回旋余地矣”。故“如英法借款一時不易成，就請兄即飛回國”。

果然，26日以后，平津形勢急劇惡化。情報顯示：得到大量增援的日軍自25日晚起一直在向廊房卅八師攻擊，26日晨日軍并開始進攻廣安門。蔣介石已判斷戰禍再難避免，因而勸告自己“勿再作避戰之想矣”。27日，他開始做北平淪陷后的政策應對，鄭重考慮“萬一北平被陷，則戰與和以及不戰不和，與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國策”。

佟麟閣

一連幾天，壞消息接踵而至，南苑失守，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及一二三師師長趙登禹等陣亡，部隊潰散，宋哲元撤離北平，日軍先后占據北平和天津。蔣介石聞之憂心如焚。29日，得知二十九軍被迫撤出北平后，蔣介石不禁哀嘆：倭寇隨手而得平津，“可悲孰甚！”

他至此痛下決心，重定戰斗序列，準備聲明武裝自衛，同時亦開始改變對共產黨蘇聯的高度戒備心理，緊急部署聯俄外交。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這叫“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這一著真能夠對日本有所牽制，也就達成目的了。

突發奇想：借力消力，以戰促和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繼淪陷，舉國震動。蔣介石迅速決定了大本營組織人選，并分別約見各地重要將領，如閻錫山、韓復榘、白崇禧等商談抗戰事宜。蔣介石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我之弱點固多，如組織不健全，準備未完全等，以此而作戰，危險實大。“然而，為我民族之人格計，茍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轉危為安，因禍而得福也。”

8月7日，蔣介石召集了全國將領國防會議。他在會上公開鼓動稱：“這回中日戰爭，實在是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這回戰爭能勝利，國家民族就可以復興起來，可以轉危為安，否則必陷國家于萬劫不復之中。”“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

但是，“要知道日本是沒有信義的，他就是要中國的國際地位掃地，以達到他為所欲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為局部的解決，就可以永久平安無事，是絕不可能，絕對做不到的。”

胡適

“有許多學者說，你不能將幾百千年的民族結晶，犧牲于一旦，以為此事我們不可以打戰，難打勝戰。……我對這般學者說，革命的戰爭，是侵略者失敗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質與軍隊，精神上他們都沒有看到。”

與會者一致贊同抗戰，同意“在未正式宣戰以前，與彼交涉仍不輕棄和平”；一旦戰爭打響，“今后軍事、外交上各方之態度，均聽從中央之指揮與處置。”

蔣介石這時所稱的許多學者反對戰爭，指的就是胡適與陶希圣密呈條陳一事。據楊天石先生考證，8月5日，北京大學教授陶希圣曾專函蔣之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提出政府絕不應“輕啟大戰”，而應不惜一切“做最后之外交努力”，為此應下決心“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領土行政完整”。所謂“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東北三省。

陶希圣

他們建議：一定條件下，如熱河全省歸還中國，東三省自治獨立，人民得以自由選擇國籍等條件下，“可以承認東三省脫離中華民國，成為滿洲國”。以此為交換，日本應承諾完全撤退其駐屯在中國其他地區，包括冀、察、平、津、濟南、青島、上海、漢口、福建等處的軍隊及特務機關，并自動放棄其駐兵權、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雙方并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顯然，深知日本野心的蔣介石，對胡適等人的意見很不以為然。對蔣介石這種心高氣傲的個性，熟悉其心理的中方代表于國防聯席會議次日，即直率地告訴過日本駐華大使川越，稱：蔣公并非無意妥協，但如果日本不能尊重中國的領土主權，那么，依“蔣公性格……是不屈的”。要知道，“蔣向以東洋武人典型自命，成敗在所不計也。”

8月8日，蔣介石以軍事委員長名義發表了《告抗戰全體將士書》，為全體官兵打氣，要求全軍“要有犧牲到底的決心”，“努力殺賊，有進無退，來驅除萬惡的倭寇，復興我們的民族！”兩天后，軍事委員會進一步批準了《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組織大綱》。1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五十一次會議決定設置“國防最高會議”，規定以該會議為全國國防最高決策機關，以蔣介石為主席。不難看出，蔣介石已經著手在做應對華北戰爭全面爆發的準備了。

何應欽

根據7日召開的國防會議中何應欽部長及劉光副主任所報告的軍事部署可知，這時國民政府仍舊把軍事重心放在華北方向。經蔣介石核準，全國第一線約一百個師、預備軍八十個師，“使用于河北者共約五十個師，正源源向滄州、保定、石家莊一帶集中”。彈藥儲備亦在黃河以北囤積三分之二，而在江南僅囤積三分之一。其已劃分的四個戰區之兵力分別為：“一、冀魯等地——六十個師。二、晉綏察——十五個師至廿個師。三、上海、杭州、乍浦——十個師。四、福建、廣東等地——十五個師。”

然而，蔣介石的戰爭準備卻是建立在對日軍進攻動向錯誤估計的基礎上的。自8月7日起，蔣介石即注意到日軍艦從漢口沿長江撤出的情況，卻判斷日方軍力上已出現困難，調兵以圖補救，并非集中兵力再行進攻。因此，他確信對日作戰正當其時，“勝算已操于我矣。”故9日下午，在上海虹橋機場發生的個別日本軍人和中國機場保安隊之間的沖突，這件看起來并不很大的事件，卻意外地促使雙方在上海的全面開打。

張治中

由于華北戰火已經燃起，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數度聲言抗戰，故原本就駐有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上海地區，早已充滿了火藥味。就在兩名日本軍人被打死在虹橋機場附近的當晚，負責京滬防務的第九集團軍司令官張治中就呈報蔣介石稱，日本海軍武官已急電要求東京向上海增兵一個陸軍師團及一個艦隊。在此之前，張治中已再三提議：一旦敵方決派航空母艦及陸軍師團來滬，“可斷定敵必發動無疑時”，我應“首先發動”，以主力軍向上海輸送，以立于主動地位。

鑒于此時上海只有日本海軍陸戰隊5000人，各艦上可隨時登陸的水兵3000人，蔣介石亦深知如果要在上海動手，就必須搶在日本陸軍大隊增援到來之前先發制人，以奪得先機。因此，得知日本將要向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蔣介石很是費了一番斟酌，但最后蔣介石還是于11日以電話方式密告張治中：“中央決心圍攻上海”，命張治中率所部八十七、八十八師立即進占吳淞及大場、江灣、真茹、閘北一帶，構成對滬日軍的圍攻線，同時令駐蚌埠的五十六師和嘉興炮二旅開一團分別趕往蘇州，并調九十八、三十六師增援，統歸張治中指揮。

12日黃昏時分，張治中所率各部基本到位。為保持進攻的突然性，蔣介石下令“等候命令并須避免小部隊之沖突為要”。同時密調駐漢口之八十九師和駐嘉興的五十七師一旅，并駐宜興之炮兵一營，分別續向上海集中，歸張治中指揮。根據新的部署方案，張治中擔任上海右翼（滬西）防務，第八集團軍司令張發奎所部擔任上海左翼（滬東）防務。

由相關電報可知，史稱所謂“八·一三”事變當日，中日雙方多次發生交火事件，但尚未發生激烈沖突。僅下午六時有日海軍陸戰隊一度進攻市中心未逞的消息傳來。當晚，蔣介石命令空軍出動轟炸日軍陣地和崇明島附近之敵艦艇，并命令海軍協助封鎖江陰。

這一天午后，張治中亦根據與蔣介石、何應欽商定的作戰計劃，正式通報說：本軍“決于本日午后五時，對敵開始攻擊。”雖然當日中國空軍轟炸時有兩彈誤落于英法租界內，各國“責難備至，對滬戰有干涉之勢”，但蔣介石對此不僅無動于衷，而且還在日記中不無興奮地寫道：“惟望神圣保佑中華，使滬戰能急勝也。”

淞滬抗戰剛一打響，蔣介石就以國民政府名義于14日當晚正式發布了《自衛抗戰聲明書》，宣布中方決心要在上海方向實施作戰，并稱：“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為日本破壞無余。……吾人此次非僅為中國，實為世界而奮斗；非僅為領土與主權，實為公法與正義而奮斗。”

上海戰事最初因中國軍隊兵力上的占據優勢，一度進展順利，蔣介石對張治中不能迅速圍殲登陸日軍，頗感不滿。但16日得知英國政府有將上海作為中立區，中日雙方軍隊撤出上海的建議，他還是馬上命令張治中暫停進攻。他樂觀地估計：“倭軍陸海軍意見紛歧，政府內部不一致，已陷于進退維谷之勢也。”故英國提議調解，可運用之，“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以今日戰況或有可能也”。

然而，8月21日晚，蔣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經拒絕英國調停。這一消息傳來，又讓蔣介石極為沮喪，“憂心倍增”。他不得不馬上找到蘇聯駐華大使，通知對方中方決定在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問題上做出讓步，同意立即簽約，以換取蘇聯立即提供軍事援助物資來華。

很顯然，蔣介石仍不希望擴大戰爭，甚至也不希望讓蘇聯在中日戰爭中起太過重要的作用。可惜形勢發展已容不得他再存有任何幻想了，他已經不能不暗中求諸于上帝了。其在日記中自解道：“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中上帝自有主宰，吾何憂何懼？”幾天后，得知英國大使被日機射成重傷，蔣又馬上生出些許希望來，暗中歡喜，稱：“此事必于我無損，于倭不利或于全部戰局有關。”可是，以英國多年來在亞洲地位之下降和日本對英態度之不以為然，蔣到底不敢寄太多希望，因“未知英國取何種態度耳”。他唯一能夠堅信者僅僅是：“上帝必不負真誠之人也。”

蔣介石是信教之人，祈禱上帝自是情理中事。但祈禱歸祈禱，當蔣發現日軍增援部隊大批抵達，猛攻羅店、張華浜，淞滬防線發生動搖之際，他到底還是要直截了當求助于各國政府了。8月30日，蔣介石雖百般不愿意，還是不得不批準與蘇聯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因為顧慮此一條約可能在英美政府面前造成負面影響，蔣介石又主動約見了英國記者，解釋此一條約不含任何政治意味。同時呼吁各國干涉，稱：“國際間對于現時中日兩國不宣而戰之戰爭，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僅對中國不利，而且對國際都有損害。故“此種國際干涉，非完全為中國，實為謀國際整個之安全”。性格使然：

“與其坐而待亡，不如死中求生”

時間進入到1937年9月初，日本增援部隊陸續抵滬，致使吳淞口失陷，上海門戶大開，戰場形勢迅速逆轉。檢閱戰報時，蔣介石一方面堅信“滬戰當可持久，敵雖再增三個師團亦無能為力也”，一方面則常常怒火中燒，對負責第三戰區的陳誠和第九集團軍的張治中頗多斥責和痛罵。其忽而痛斥“張治中指揮無能”，忽而指責何應欽用人不當，忽而大罵空軍主將“愚劣怯懦”，且常常發起脾氣來“責罵（下屬）不留余地”。

隨著淞滬抗戰漸入危局，國民黨內主和的聲音再度高漲起來，但蔣倔強依然，絲毫不為所動。向以軍人為自傲的蔣介石，深知此時斷非議和之時。故他再三提醒自己“主和意見派應竭力制止”，并強調“時至今日，只有抗戰到底之一法”。

張發奎

妥協既不可能，軍事上又無勝算，蔣介石這時已在考慮下一步之外交工作了。他除派胡適赴美，派蔣百里赴德、意以外，還設想派宋美齡赴蘇，希望用這種方法能夠推動各國政府改變態度。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日軍已占領山西大同和上海多處防線被日軍突破的消息弄得蔣一日數驚。他雖一再為自己打氣，稱“上海之得失，不關最后之成敗”，但他已經不能不開始考慮張發奎等將領的提議了。此前，張發奎主張，滬戰應采取持久消耗的戰略，而蔣介石則力主：“國軍如能在上海多保衛一兩個月，將可引起國際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應不惜犧牲，盡力固守上海。”這時，蔣介石也開始暗自思忖：“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以為長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羅店守軍在日軍的反復進攻下潰退了，蔣介石終于決心部署撤退。雖然他注意到部隊仍有一定戰斗力，相信“滬戰尚可相持”，但他已經考慮“乘敵被我擊退之時設法后移，加強后方兵力”，故次日即下令上海守軍由前線后撤，“以達逐步抵抗之目的”。

淞滬會戰

27日，蔣介石開始研究如何轉換戰略方向的問題：是“引其在南方戰場為主戰場”呢？還是集中主力“擊其一點”好呢？還是利用平型關戰役的勝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動出擊，使敵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現在就采取“持久戰略”好呢？思來想去，蔣介石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確的軍事戰略。

當然，蔣介石始終不能忘懷他發動淞滬抗戰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復考慮是否應將戰場從華北轉向黃河以南地區，即：我“外交重點在英俄，如何運用之？引敵深入黃河以南，使英俄著急，不得不參加遠東戰爭，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變以來種種戰略策略均告失敗的蔣介石，暗自反省了對日關系及戰略問題。其檢討確信，對日戰略策略之無效，根本上不在于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于日本侵華野心之不可遏制。

蔣介石寫道：“倭寇一得國際動搖機會，必先向我進攻，此為無可挽回之事。如我與日本妥協，無論至何種程度，彼少壯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進尺，漫無止境，一有機會，彼必不顧信義，繼續侵略而不止矣。故此次抗戰，無論結果如何，如不抗戰而與倭妥協，則國亂形勢絕非想象所能及也。因此，與其坐而待亡，不如死中求生，保全我國格，以留待后人會繼起而復興！且本月戰事雖危急，但并不出于意外。一方面上海仍能勉強支持，另一方面本來國防計劃亦僅限隴海路以北之線，冀察得失不關勝負。”“惟山西失利實出意外，……收復華北失其依據”矣。

上海硝煙

經過數十萬將士浴血苦戰之后，上海抗戰到底還是未取得成功。隨著日軍施放毒氣，前線守軍的抵抗更顯被動。10月26日，戰略要點大場鎮被日軍攻占，中央作戰部隊的側背暴露于日軍攻擊之下，導致中方全線動搖，不得不全線后撤。

但蔣介石依舊保持著不言敗的心理，其信心滿滿地寫道：“有我在世，中國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實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懼乎？”時至于此，整個上海抗戰已告失利。蔣介石再無辦法推動各國干涉和阻止日本進攻了。面對本不欲發生卻已無法回避的長期抗戰前景，蔣亦不能不憂心忡忡。

他顯然看到，對日戰爭一旦持久并全局化，勢必會造成一系列的嚴重局面：“甲、各省軍閥割據，國內分崩離析；乙、共黨乘機搗亂，奪取民眾與政權；丙、散兵游勇到處搶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厭戰，民心背棄；戊、政客反動，偽政權紛起；已、各國與倭妥協，瓜分中國；庚、倭俄以中華為戰場，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熱地位；辛、財政竭蹶，經濟枯槁，社會紛亂。”如果上述情形一旦數種并現，都勢必會導致整個戰爭形勢更加惡化，且根本動搖蔣介石在國民黨的統治地位。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蔣介石就有心對日妥協屈服。上海撤兵，南京動搖，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之后，一時間國民黨內求和之聲蜂起，蔣介石卻態度依舊，毫不動搖。除軍事上全力部署持久作戰外，他同時憤然怒斥求和者曰：“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而高級將領亦有喪膽落魄而望和者，嗚呼！若輩竟無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戰之為何也？”且“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

隨后緊接著發生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面調停一事，最能表現此點。

11月5日德國大使陶德曼面見蔣，受日方之托向蔣介石提媾和條件，蔣當即“嚴詞拒絕”。但隨著日軍登陸金山衛和長江各口，19日蘇州、嘉興失守，24日無錫和吳興又陷，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不得發布遷都令，在此種情勢下，“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高級將領皆多落魄，望和投機取巧者更甚若輩”，蔣介石已無法根本拒絕議和。

12月2日，蔣介石約見了陶德曼，表示愿意接受德國調停。然后，他召集軍事長官表示：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二、但華北政權必須保存。然而，日本政府對此斷然拒絕，反而于21日通過陶德曼轉達了四項談判條件，即：“一、中國政府應拋棄親共抗日反滿政策，而與日滿共同合作，實行防共政策。二、在必要地區劃非軍事區和特殊政權。三、中、日、滿締結在經濟上密切合作的協定。四、中國償付日本所要求的賠款。”據蔣介石日記稱，日本方面還“另附二件：甲、談判進行時不停戰。乙、須由我派員到其指定地點直接交涉云。”

26日蔣介石從孔祥熙那里得到日方此等條件后，反而再無幻想，“為之大慰”了。蔣介石在日記中稱：“其條件與方式之苛刻至此，則我國無從考慮，可置之不理。而我內部亦不致糾紛矣！”

于右任

對于蔣介石的這一態度，國民黨內高層卻頗多人不以為然。12月27日，當蔣介石在最高國防會議上說明了日方條件之后，不少與會者力主應繼續接觸談判。蔣介石表示不可，國民黨元老級人物于右任等乃嘲笑蔣多優柔而少明斷。蔣介石當即聲言：“今日除投降外無和平，舍抗戰外無生存。”在蔣介石看來，“本黨老糊涂、亡國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28日，蔣介石再召集汪精衛、孔祥熙、張群等要人開會，決定談判與否。蔣當場說明：“以國民黨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只有為中國求自由與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敵，訂立各種不堪忍受條件。”“只要我國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敵手，則敵雖侵占，我國民隨時可以有收復主權之機也。”

29日，蔣介石再度與于右任等國民黨元老談話，告之：抗戰方略，不可變更！“此種大難大節所關，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而“倭寇所提條件，等于征服與滅亡我國，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且外戰如停，則內戰必起，故“與其國內大亂，不如抗戰大敗”。

經過反復申說，國民黨高層終于決定堅持中方原則立場，不在日方所提條件上討價還價。面對這種情況，日本政府被迫于1938年1月16日發表聲明稱：“帝國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正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七·七事變”后蔣介石在和戰問題上的抉擇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由上所述不難了解，在“七·七”事變后圍繞著和戰問題，蔣介石基于特定形勢、環境與其性格特點，有過搖擺與矛盾的心理和表現。但如果我們把蔣介石置于當時的國民黨領導層內來看，我們還是得承認他在政治外交上的強硬態度，仍勝過國民黨其他軍政領導人。這也是此后汪精衛等中途降日，而蔣介石卻能硬撐到底，終于看到了日本投降之日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