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科學議程曾被廣泛(且不無道理地)定性為一場對科學進步的“戰爭”。但請聽我一言: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現任政府的科學政策并非完全由反科學的意識形態分子主導,其背后還有一個由各方勢力組成的雜牌聯盟。他們對現狀持有獨到見解,并因愿意背離既定正統學說而凝聚在一起。這其中就包括動物權利倡導者,他們中不乏科學家,正合情合理地寄希望于推動科學跨越現有的動物實驗依賴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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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從實驗小鼠、兔子到獼猴,研究用動物依然是大部分醫學研究的基礎。它們作為人類模型的有效性始終有限。哈佛大學生物工程師唐·英格伯曾表示:“所有人都承認,動物模型充其量是次優選擇,更多時候是非常不準確的。”
對動物進行實驗帶來的倫理問題也極其巨大。新一代無動物研究技術正在蓬勃發展,包括實驗室培育的類器官、人體芯片器官以及先進的計算機模擬建模。
基于這一邏輯,美國大學生物醫學研究的主要資助方——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院長杰伊·巴塔查里亞的領導下,于去年宣布將優先考慮無動物研究方法,并減少其資助項目中動物的使用。如今,該機構與美國一所主要的生物醫學研究大學合作,向這一目標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本周,運行著全美最大規模靈長類生物醫學研究中心之一的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OHSU)董事會投票一致通過,開始與國立衛生研究院就關閉該中心靈長類實驗并將其轉變為動物庇護所的提案進行談判。許多動物研究的反對者希望,此舉能產生連鎖反應,逐步淘汰針對靈長類近親的實驗。
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的靈長類研究中心是全美僅存的七個聯邦資助大學中心之一。該中心飼養著約5000只不同品種的獼猴,約占全美研究用獼猴總數的5%,品種包括恒河猴、日本獼猴、狒狒和松鼠猴。
根據本周達成的決議,該中心將停止繁育新的獼猴(現有實驗所需除外)。在未來六個月內,中心將與國立衛生研究院討論一項潛在計劃,旨在從一個靈長類繁育與實驗基地轉型為動物庇護所。
長期以來,該中心因動物福利環境差而備受爭議。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它曾因違反聯邦動物福利法而遭到數十次傳喚。例如,2020年曾有兩只獼猴因工作人員疏忽被誤放入籠具清洗機而死亡;2023年,一只新生獼猴被掉落的滑門砸死。
佛蒙特法律研究生院動物法律與政策研究所所長德爾恰娜·溫德斯教授對此評價道:“該記錄是我見過最糟糕的之一,他們接連不斷地發生疏忽致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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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一的公開會議上,該中心的教職員工、學生與公眾代表就關閉提案展開了激烈辯論。俄勒岡州先鋒紀念醫院的急診醫生邁克爾·梅茨勒表示:“過去對靈長類的研究可能對醫學進步有所貢獻,但顯然,現在可用的先進方法已使其幾乎過時。這些猴子實驗分散了本應投入到更有價值的‘以人為中心’研究中的資金和注意力。”
該中心的支持者則譴責學校的決定。該校生物醫學工程博士生科爾·貝克在聽證會上表示,這是大學“在政治壓力下向充滿敵意的政府立即投降”。
不可否認,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確實面臨著與國立衛生研究院合作的壓力。截至2023財年,國立衛生研究院提供了該校大部分的研究資金,而白宮此前也已表明,其完全愿意懲罰那些不服從其意愿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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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該中心的呼聲早在特朗普政府上臺前就已存在,且這并非僅是共和黨的訴求。俄勒岡州民主黨州長蒂娜·科特克也曾敦促關閉該中心。她引用了哈佛大學的先例——2015年,哈佛大學在對其對待獼猴方式的爭議聲中關閉了自己的靈長類研究中心。
哈佛大學的這一決定本身就是醫學研究走向的一個顯著信號:作為世界頂尖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哈佛早在十多年前就認定,其靈長類研究中心產出的科學價值已不足以抵消其昂貴的財務、聲譽和倫理成本。
關于靈長類研究必要性的辯論往往難以理清。雙方似乎在使用不同的語言溝通:反對者認為動物數據對人類的參考價值極低;而支持者則堅持認為,如果不使用獼猴,就不可能進行針對人類致殘性疾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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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科學史學家托馬斯·庫恩(曾提出“范式轉移”一詞)將這種溝通隔閡稱為“不可通約性”。處于不同范式下的科學家看待同一事物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因為他們觀察問題的認知透鏡不同。
此外,科學研究往往處于相互隔絕的“孤島狀態”。曾在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任教、并在本周聽證會上發言支持關閉中心的神經科學家加雷特·拉維斯指出,靈長類被廣泛應用于傳染病、神經科學、心理學和生殖健康等多個領域。正是這種高度專業化,使得科學家很難具備更廣泛的科學視角。
與科學領域的多數事物一樣,靈長類研究是“路徑依賴”和歷史環境的產物。1960年代,美國建立了一套聯邦資助的靈長類中心系統。溫德斯告訴我,國立衛生研究院當時認為“靈長類實驗代表著未來”,這一理念塑造了至今許多醫學科學的實踐方式。
但時至今日,籠中的實驗獼猴看起來更像是舊時代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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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看來,至少部分在美實驗室進行的靈長類實驗價值極低,尤其是那些通過在獼猴身上誘發抑郁等復雜心理狀態來模擬人類精神健康問題的研究。前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在2014年的一封私人郵件中也承認了這一點,他在信中提到了“對非人類靈長類進行的許多研究是毫無意義的”。
此外,靈長類動物被囚禁的狀態本身可能會使實驗結果更難以轉化到人類身上。拉維斯認為,長期的籠中禁閉會損害實驗動物的健康,并扭曲獼猴的心理,以至于它們很難被視為健康人類的可靠替代模型。
雖然支持者常引用靈長類研究在人類藥物開發(如艾滋病治療)中的作用,但在醫學療法的證據鏈中出現靈長類數據,并不代表該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考慮到對社會性、高智商動物進行研究涉及的高昂道德代價,以及將資源和職業生涯投入到靈長類實驗室的巨大機會成本,僅僅是“有時有用”似乎不足以為終身囚禁和侵入性實驗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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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踐行這一觀點方面值得肯定。分階段淘汰某一類動物的研究已有先例:十多年前,聯邦政府就終止了對黑猩猩的生物醫學研究。
目前,國立衛生研究院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以尊重研究人員職業生涯的方式縮減這一研究體系;如何建立通往無動物研究工具的可信路徑;以及如何通過資助靈長類庇護所,為在聯邦資助科學中受害的動物提供某種程度的公正。
即便是對一屆正常的政府來說,這也不是一項小任務,而對于一屆在科學界信譽受損的政府來說,挑戰將更大。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個測試案例,看看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在無情削減研究經費的同時,至少促成科學界一次積極的范式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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