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脫鉤、“投靠”印度，立陶宛這場豪賭，贏面有多大？

立陶宛對華經貿依存度本就十分顯著，卻偏偏放棄互利共贏的合作路徑，執著等待中方率先“讓步”。久等未果后，它竟將印度視作替代中國的“應急選項”，態度之急切，仿佛急于完成一場倉促的“跨國聯姻”。

然而，這場匆忙開啟的“情感轉移”，真能助其走出困局？當全部關鍵指標被逐一呈現，現實給出的答案，恐怕比預想中更令人清醒。

困局之下：立陶宛的經濟，早已不堪內耗重負

外界或許尚未充分察覺，該國近兩年的財政表現實則持續承壓，而癥結所在，正與其對華關系的劇烈波動緊密相連。

有人或質疑：一個地處波羅的海的小型經濟體，怎會深度綁定中國市場？但統計數據從不虛言，亦不會為任何主觀判斷讓路。

2020年，立陶宛對華出口額高達3.58億美元，創歷史高位。彼時，木材、乳制品等傳統優勢品類在中國市場廣受青睞，大量本土企業借力對華貿易實現盈利躍升，甚至將中國列為首要海外拓展目標之一。

轉折發生之后，形勢急轉直下——對華出口連續多年下滑，截至當前僅余1.03億美元左右，縮水幅度超過七成，遠超“腰斬”標準。

曾風光無限的林木加工與乳品加工業，瞬間遭遇斷崖式沖擊，多數企業面臨停產風險，部分選擇收縮產能，另一些則被迫轉向陌生領域，在夾縫中艱難求生。

一邊是出口通道持續收窄，另一邊卻是自華進口規模穩步攀升，這種日益加劇的貿易失衡，正不斷加劇其宏觀經濟負擔。

自2016年起，立陶宛自華進口額便保持上行態勢，當年尚在10億美元區間；至2024年，已突破20.2億美元大關；按現有增長曲線推演，2025年有望逼近25.5億美元。

即便雙邊政治氛圍長期處于低位，其自華進口增速仍穩居歐盟前列。僅以去年上半年為例，立陶宛自華進口增幅達36.1%，而同期整個歐盟平均值僅為12.8%。

由此觀之，立陶宛表面姿態強硬，實際行為卻極為務實——其產業鏈運轉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供給，“去中國化”口號背后，掩蓋不了真實經濟肌體對華支撐的深層依賴。

立陶宛SCB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維塔利斯·勞斯卡斯在近期訪談中明確指出：當前結構性失衡，已成為拖累本國增長的核心阻力之一。

尤其對華出口驟降，使原本就抗風險能力偏弱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對一個體量有限的國家而言，驟然失去一個體量龐大、采購穩定、支付及時的終端市場，短期內根本無法尋得同等量級的替代方案。

病急亂投醫：歐印自貿協定，與立陶宛無關的“單方面狂歡”

正當立陶宛深陷對華貿易泥潭之際，上月下旬一則國際消息令其精神為之一振——歷經二十年漫長磋商，歐盟與印度正式簽署《歐印全面自由貿易協定》。

作為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莫迪面前盛贊此舉為“歷史性外交突破”，言語間洋溢著對未來合作前景的高度期許。

這本屬兩大經濟體之間的戰略對接，按常理，最應歡欣鼓舞的，當屬德國、法國等制造業強國。

協定條款清晰列明：歐盟產汽車對印出口關稅將由110%驟降至10%；工業設備、烈性酒、高端巧克力等商品關稅亦將大幅下調乃至歸零。

此類政策紅利，無疑將極大提升德法企業在印度市場的價格競爭力與利潤空間。

耐人尋味的是，德法兩國反應冷靜克制，反倒是立陶宛國內媒體率先掀起報道熱潮，字里行間充滿憧憬，宛如這份協定已為其量身定制，即將成為扭轉頹勢的關鍵支點。

稍具國際貿易常識者皆可判斷，這場熱鬧非凡的“簽約盛宴”，本質上與立陶宛并無實質關聯。它之所以如此亢奮，實為焦慮驅動下的非理性反應。

它迫切渴望鎖定一個可替代中國的貿易新支點，迫切希望擺脫地緣政治帶來的被動局面，以至于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協定所釋放的政策紅利，并未向立陶宛這類中小成員國傾斜，它的激動，不過是自我設定劇本中的一場獨角演出。

備胎尷尬：印度，注定無法復刻中國的角色

立陶宛執意將印度塑造為中國之外的“第二選擇”，頻頻釋放善意信號，試圖促成一場高調“結盟”。但它似乎從未深入思考過一個根本問題：印度是否具備成為中國替代者的現實基礎？

若將中立、立印雙邊貿易數據并列審視，便會發現，立陶宛寄予厚望的“新出路”，實則缺乏扎實支撐。

先看立印出口結構：2024年立陶宛對印出口總額約1.36億美元，其中真正源于本國制造的貨物僅占1.01億美元，其余均屬轉口業務，難以體現其真實產業輸出能力。

進口端同樣不容樂觀：立陶宛自印采購額峰值不過3.12億美元，低谷期甚至不足1.87億美元，波動劇烈且缺乏穩定性。

再觀中立貿易現狀：即便雙邊關系持續承壓，雙方實際經貿往來強度仍遠超立印之間。

數據顯示，盡管立陶宛對華出口大幅回落，仍維持在1.03億美元以上；而自華進口額已達20.2億美元，幾乎相當于立印進出口總和的六倍之多。

更需注意的是，中國曾長期位居立陶宛第一大貿易伙伴之列，而印度目前僅排在其第32位。世人常見用備胎施壓前任，卻罕見有人把通訊錄第32號聯系人當作談判籌碼——立陶宛或是首例。

此外，這種依托中間渠道的間接貿易模式，本身即蘊含極高不確定性：立陶宛既無終端定價主導權，亦無品牌價值沉淀，更難直接觸達印度終端用戶，多數產品經由西歐分銷商層層轉手，利潤微薄且受制于人。

多位本土經濟學家私下坦言：立陶宛在此輪協定框架下，充其量只是鏈條末端的邊緣參與者，指望借由微弱的傳導效應填補中國市場空缺，無異于緣木求魚。

終局已定：情緒化決策，終將付出沉重代價

立陶宛熱衷擁抱印度，除經濟動因外，更深層驅動力在于地緣站隊需求——它試圖以實際行動證明所謂“民主供應鏈”的可行性，向跨大西洋盟友展現自身政治忠誠度。

但它忽略了一條鐵律：商業合作的本質是價值交換，而非立場表態；一旦將經貿選擇嵌入意識形態框架，最終買單的，必然是本國企業與民眾。

印度絕非另一個中國，這一認知盲區，立陶宛至今未能真正跨越。

印度營商環境復雜程度遠超預期，基礎設施短板突出，各邦法規差異巨大，對習慣統一市場規則的立陶宛企業而言，每一步落地都需重新學習、反復試錯。

尤為關鍵的是，印度現階段核心進口需求集中于大宗原材料與基礎工業制成品，而這恰恰是中國最具規模優勢的供應領域。印度若需采購，首選必然是性價比更高、交付更穩定的中國供應商，而非繞道立陶宛增加成本。

立陶宛引以為傲的精密激光設備與生物診斷試劑，雖技術含量高，卻與印度當前發展階段匹配度極低。

印度當前發展重心聚焦于基建擴張、基礎制造業升級與民生保障強化，對尖端科研儀器及高附加值醫療耗材的需求尚未形成規模化采購能力。即便立陶宛主動推介優勢產品，也難獲實質性響應，更遑論打開增量空間、彌補對華損失。

放眼全球貿易格局，沒有任何單一市場能在體量、縱深、效率與穩定性四個維度上與中國相提并論，即便是局部替代，也面臨巨大現實障礙。

中國擁有14億人口的超級消費市場、覆蓋全產業鏈的制造生態、高效協同的物流網絡以及持續優化的制度環境——這些綜合優勢，是印度短期內無法復制的，也是立陶宛永遠無法在別處復制的“黃金市場”。

所謂“降低對華依存”，所謂“押注印度”，本質是一場服務于西方敘事的政治表演，既無經濟邏輯支撐，亦無產業基礎保障。

相較之下，中國始終秉持開放包容姿態，根本不需在意個別國家的短視之舉。作為東亞最具活力的增長極，我們從不缺少真誠合作的伙伴。僅今年1月，來自歐洲的商務代表團來訪即達五批次，其中多個代表團代表的經濟體量與產業層級，均遠超立陶宛。

對于這些誠意滿滿的合作者，我們均予以高度重視、專業對接；而對立陶宛，既曾給予充分信任與市場機會，又屢遭無端挑釁與單邊切割，如今更欲借“拉攏第三方”施壓，此種策略，未免過于幼稚。

歸根結底，立陶宛今日之困局，并非由中國造成，而是其自身戰略誤判、定位失準、節奏失控所致。

或許不久之后，它就會意識到，當初那個看似“果斷”的決定，實則充滿荒誕性；而所有因盲目追隨、錯誤押注所付出的代價，終究要由本國納稅人與實體經濟一并承擔——這，正是立陶宛倉促“另覓新歡”后，最真實、也最無可回避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