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著名主持人赴瑞士安樂死，兒子講述其死前慘狀：我非常后悔

不是因為不能活下去，而是已經沒法像一個人那樣活。

他是傅達仁，曾經是打遍體育圈無敵手的主持一哥，但晚年卻帶著癌痛、黃疸、嘔吐、皮膚劇癢離開了我們的視線。

從鏡頭前那個精神矍鑠的體育評述家，到病床上瘦得只剩一副骨頭的老人，傅達仁用自己的最后旅程，把“死亡”這個沉重話題，丟進了輿論的正中央。

了解傅達仁的老觀眾應該都不會陌生，這位出生于四川、成名于臺灣地區的知名主持人。

以其激情四射的體育解說風格深入人心，尤其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幾乎是體壇報道的“代言人”。

他主持的節目、做的專訪、解讀的賽事，不僅影響了臺島，更連接起兩岸體育迷的視野。

很多人都說，他是用麥克風在為我國選手吶喊。

可就是這樣一位時代人物，2016年查出胰腺癌。

而這種被稱為“癌王”的惡性疾病，幾乎就是醫學界公認的最難治療的癌癥之一。得這種病后，基本是等死。

傅達仁的身體，很快就進入垮塌式下滑。

他的體重一路暴跌，肌肉流失，整個人只剩下一層皮包骨。

長期的膽管阻塞讓他全身發黃，全身無時無刻不感到瘙癢，像是有無數只螞蟻在皮下撕咬。

從吃止痛藥到止痛藥都不管用，再到完全失眠、神志模糊，最后連飯也吃不進了，只吃就吐。

這些描述，如果不是他的兒子傅俊豪親口說出來。

根本沒人相信在如今這個醫療技術如此發達的時代，一個知名人士竟然會以這種慘烈的方式“熬著”等待死亡。

傅達仁不是沒錢治病，也不是沒有人照顧。他最初接受了美國最先進的治療，化療、放療一項不少。

問題就在于，胰腺癌幾乎不對治療起反應，治與不治，延個幾個月，并不等于有質量的活著。

更重要的是，那些治療換來的，只是痛苦的延伸。

傅達仁的生活幾乎完全喪失質量。

每天要靠的嗎啡止痛，吃什么吐什么，全身瘙癢到無法入睡，在兒子面前痛哭流涕，甚至幾度哀求醫生能不能幫他一了百了。他說：

“這不是活著，這是茍活。”

他并不是貪生怕死的人。

相反，作為一位經歷戰亂年代、父母雙亡、白手起家的老一輩人物，他對死亡有清晰認知。

他說他不怕死，只是不想在人前繼續跌入失控又尷尬的晚景。他要活得有意義，也要死得體面。

于是，他選擇用行動完成最后的自我決定：去瑞士，接受合法安樂死。

傅達仁不是一查出病就提安樂死的。他其實在確診后，還是斗志滿滿地積極配合治療。

他持續鍛煉，保持心態樂觀，還試圖做一些康復訓練。但身體非常誠實，很快給他潑了冷水。

就在身體越來越差之時，他首次和兒子傅俊豪談到了“人要怎么走，怎么死”的問題。他告訴兒子：

“我已經不再是我了，如果你愛我，就不要留住一具空殼。”

可作為兒子，第一反應當然是不能接受。

傅俊豪當時很堅定地對父親說：“爸，我希望你盡最大努力試著活著，哪怕多一年、半年也好。”

他甚至哭著求父親不要去瑞士。因為在很多家庭的傳統意識中，“死”絕對不是一個可以拿出來平靜交流的話題。

傅達仁聽了兒子的話，留下來了。可這一留下，就是多承受了幾個月的病痛折磨。

被病魔折磨得“臉都變了形”，眼珠無神，意識渙散。

兒子這才開始慢慢理解父親：人活得再久，如果沒有了人的尊嚴、意識、意志，那么這個“活”與植物人有何分別？

這段時間，傅俊豪幾乎夜夜噩夢。他說：

“我一直以為我的堅持，是孝順。現在回頭看，我的堅持，其實成了對我爸最大的傷害。”

想到這個人生的最后選擇，傅達仁不是隨便決定的。他咨詢了包括美國、日本、瑞士等多個國家的法律法規。

最后，他發現只有瑞士接納非本國公民申請安樂死，而且審批流程相對公開透明。

但在瑞士接受安樂死，并不是簡單的事情。

首先，他得取得專業評估，包括生理與心理健康狀態、認知能力是否清晰、自主意志是否明確。

更重要的問題錢。

安樂死本身并不收費，但申請過程涉及的飛行住宿、醫生費用、評估費、翻譯費、接待機構服務等，全流程下來算下來超過300萬新臺幣（約合70萬元人民幣）。

傅達仁沒有猶豫。他用了自己在臺島一生積攢的私產，安排好家人，還特地錄制了一支視頻，說清自己的決定不是因為逃避。

在視頻里他不止一次強調：“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公開發聲，我希望大家記住我最后的模樣，是有尊嚴的。”

2018年6月7日，傅達仁在瑞士蘇黎世的“尊嚴屋”內，安靜地喝下了藥物溶液，停止了呼吸。

傅達仁的安樂死事件，引發大陸、臺島以及海外大量討論。

有人說他是“逃避現實”；

也有人認為“他為臨終尊嚴開了先河”。

但在這場看似倫理模糊的公共事件中，最值得我們冷靜反思的并不是誰對誰錯。

而是正常人該如何面對病痛、如何有尊嚴地活、又該怎么體面地告別。

傅達仁用自己的一生告訴我們：人不是機器，人的生命不僅屬于他人，也屬于他自己。

愛一個人，有時不是一味挽留，更應該有放手的勇氣。

對于傅俊豪來說，他曾是一位“孝子”，卻因為不忍心父親的離去，變成了剝奪父親選擇的“監護人”；

而對于傅達仁來說，他曾是一位被病痛逼到了墻角的“患者”，卻用最后的尊嚴和清醒完成了對“死”的自我定義。

傅達仁的選擇并不是鼓勵所有人效仿，但他至少讓我們開始愿意開口談論一個幾十年來都被視為“忌諱”的問題，如何死，才算不辜負這一場來人世的旅程？

對很多人來說，實現“好死”比“長壽”更難，它需要足夠的經濟、足夠清楚的意志，還有一個理解你的家庭。

我們是否真的準備好，在親人臨終時，做出那份“尊重”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