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鴻生寫信給陳毅要求交出企業，陳毅反問他：你是不是遇到困難了

1950年春天的上海，乍暖還寒。外表上看，電車照樣叮當作響，黃浦江上船來船往，街頭的報童吆喝著最新消息，可不少廠房里，機器已經悄悄停了。工人站在車間門口抽煙閑聊，老板躲在辦公室翻賬本，越算越頭疼。

就在這樣的日子里，一封寫著“專呈陳市長親啟”的信，送進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樓。

一

這封信出自一位在舊上海呼風喚雨的人物之手。

劉鴻生，1888年出生于浙江寧波商人家庭，早年走南闖北，做洋行買辦，摸清了近代工業的門道。1920年代起，他先在上海開辦火柴廠，后來投資煤礦、紡織、水泥，一步步做大，被叫作“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料大王”，在工商業界幾乎無人不識。

抗戰時期，他的工廠多次被迫內遷，堅持維持生產，供應物資。抗戰勝利后，他又把企業遷回上海，打算大干一場。但1948年開始，國民黨當局推行“金圓券”，瘋狂印鈔，物價飛漲，每天都在變。劉鴻生的企業雖然龐大，卻一樣被通貨膨脹拖進泥潭，資金鏈斷裂，訂單混亂，連工資都難以按時發放。

1949年年初，上海局勢緊張，槍炮聲越來越近，許多工商界人士選擇離開。劉鴻生也在動蕩中前往香港，表面看是“避風頭”，實際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幾十年打下的產業，就這樣在眼前搖搖欲墜，換誰也不會輕松。

到了香港，他沒有急著“另起爐灶”，反而天天盯著上海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當時在一些西方媒體和國民黨宣傳口中，上海一旦“共軍來了”，就會物價飛漲、工廠全停、商人都跑光。但劉鴻生聽來的、看到的，卻是別的畫面——解放軍進城守紀律，市面秩序恢復得比想象中快，幾個月過去，街頭并沒有出現預料中的混亂。

半年多過去，1949年秋天，他越想越覺得，繼續躲在香港只是“茍且”。上海是他事業的根，能不能再回去，成了心頭繞不開的結。

這一年10月1日，新中國在北京成立。幾天后，劉鴻生通過熟人托話，希望能回到上海繼續經營企業。10月中旬，他的兒子劉念義來到上海，登門拜訪新任上海市市長陳毅，提出父親的請求。

“陳市長，我父親想回來。”劉念義略帶緊張地開口，“他在香港，心里不踏實。”

陳毅聽完，只是點點頭，沒有多說大道理，只表示歡迎愛國實業家回來。態度很明白：只要愿意留下來搞生產、守法經營，政府不會拒之門外。

不過，真正讓劉鴻生下定決心的，是另一個細節。就在他準備返滬時，潛伏的敵對勢力給他寄來威脅信，暗示如果他回到“共區”，后果自負。面對這種赤裸裸的恐嚇，他沒有躲閃，而是提筆給陳毅寫信，態度鮮明：

“即便中共再打游擊，也要跟共產黨走。”

這句話不算華麗，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已經說明了他的站隊。

隨后，他先到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周恩來鼓勵他回到上海恢復生產，用實際行動支援新政權的經濟建設。這番談話，讓這位歷經風浪的老實業家，重新燃起了信心。

二

1949年12月，劉鴻生正式出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財經委員會委員、生產救災委員會委員。這些頭銜，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信任：新政權愿意聽取民族資本家的意見，也需要這些人恢復工廠生產，穩定市場。

說到底，當時國家財政非常緊張。東北、華北、華東幾大戰場剛剛結束，百廢待興，要撫恤軍烈屬，要修橋修路，要接收大量舊政權留下的爛攤子，資金缺口極大。為了遏制通貨膨脹，中央決定統一財政金融，整頓稅制，發行公債，集中力量控制物價。

劉鴻生接到任務后，沒有再猶豫，著手恢復自己名下企業的生產。他的思路很簡單：既然認定要跟新政權走，那就干脆一點，把工廠盡快轉起來，工人有活干，市場有貨源，也算盡一份力量。

然而，現實比想象更復雜。

1950年1月到3月初，短短三個月，劉氏企業的錢就像漏了孔的水桶一樣往外流。繳公債、交稅款、補過去拖欠的稅、發工資、維持日常開支，看著一行行數字，連劉鴻生本人也有些心驚。產品倒是生產出來了，可市場上的購買力明顯不如從前，堆在倉庫里賣不動，資金周轉越來越困難。

到了1950年3月上旬，他終于明白，僅憑一腔熱情撐不下去。

這時，他做了一個看似“決絕”的決定——向陳毅寫信，表示愿意把劉氏企業全部交給國家經營。

在不少人看來，這幾乎等于“放棄家業”。但在當時，那封信背后更多是一種焦慮：企業養不起，工人養不起，稅也要交，公債也要認，捧著一攤好資產，卻快成了脫不開身的枷鎖。

三

收到信后，陳毅沒有急著批示“同意”或“不同意”，而是心情凝重地把信重新看了幾遍。第二天，他讓秘書通知劉鴻生到市政府來談。

1950年3月中旬，兩人在市長辦公室面對面坐下。

“你是不是遇到困難了？”陳毅開門見山，沒有繞彎。

這個問題問得不算客氣，卻打在了點上。劉鴻生在商界摸爬滾打了三十多年，從軍閥混戰到抗戰到內戰，什么場面沒見過，可在新政權面前，還是難免局促。他老老實實攤牌：

“陳市長，我只有一筆錢。公債買了十幾萬份，要繳款，還要納稅、補稅，還要發工資。現在存貨賣不動，資金周轉不開……”

賬面上的壓力，他一條條列出來，說到后來，聲音有些發悶。

陳毅沒有打斷，只是安靜地聽。等對方停下，他忽然問了一句：“你是不是后悔從香港回來了？”

劉鴻生愣住了，臉上閃過一絲尷尬。好在陳毅緊接著就接過話頭：“劉鴻老，你也清楚，這些困難是怎么來的。”

他舉了一個具體例子：申新九廠。這家廠子紗錠十三萬，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私營紡織廠之一。按理說，這樣的規模應該很有競爭力，但實際情況卻是舉步維艱。為什么？

陳毅分析得很直白：解放前，企業大量資金被抽去香港，股東分紅過多，廠里又慣于浪費。加上美蔣封鎖，國內外市場遲遲沒有恢復。更關鍵的是，隨著物價平穩，過去那種靠通貨膨脹、靠囤貨炒貨賺快錢的“虛假購買力”消失了，產品價格回落到接近成本，貨卻不容易賣出去。

“這當然很困難。”陳毅點頭，并沒有否認現實的艱難，“但有一點要想清楚，政府不會坐在一邊看著你們倒下。”

他提到一個細節：前段時間，上海許多工廠的年終獎已經比往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工人雖然有意見，但還是咬著牙接受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形勢不容易。這一點，在陳毅看來，是工人對企業、對國家的一種理解。

說到毛料廠時，他特意提了章華廠——這正是劉鴻生最心疼的一塊資產。章華毛料呢絨工藝精細，在國內首屈一指，可眼下市場冷清，庫存壓力巨大。

“章華是中國最好的毛紡廠，將來銷路一定好，還可以出口。”陳毅語氣很肯定，“難得有這么好的廠子，不能就這么垮了。”

這番話，讓劉鴻生心頭一震。把毛料打到國際市場，一直是他的心愿，如今有人在另一個角度替他算這筆賬，他當然聽得懂其中的意味。

只是眼前的問題繞不過去——缺錢。

陳毅索性問：“現在要維持生產，大概要多少錢？”

劉鴻生沉吟片刻，還是報了一個實數：“大約二百六十億舊幣。”

“好！”陳毅當場拍了桌子，“你回去跟章華廠工會談，只要工會愿意替你擔保，政府可以貸款。”

這句話，可以說是把一條繩子拋了過去。劉鴻生一時間既驚喜，又有些不敢完全放心。貸款畢竟是大事，他禁不住追問眼神里的疑慮。

陳毅看得明白，干脆把話說透：

“對真正有困難、又對國計民生有用的企業，國家舍得拿錢扶持。搞財政統一、發公債、收稅，不是看你們那點錢，想揩油，而是要增強國家財力，從根上穩住物價，也好讓正當工商業活下去。”

不得不說，這一番解釋很直接，沒有套話。劉鴻生聽完，懸著的心總算放下不少。他后來回憶起這段談話，一直認為，這一次“沒有接過交企業”的信，而是轉成貸款扶持，是新政權處理公私關系時的一次關鍵選擇。

四

劉鴻生的困難，并不是孤立個案。要弄清這點，還得把視線往前拉一段。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軍在這場被形容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戰役中，盡量避免重炮破壞，把這座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完整接收下來。戰役成功了，但接管后的難題隨之而來。

解放前，上海工業產值和貿易額約占全國一半。這座城市的命脈，不是幾棟樓，而是成千上萬家工廠、商號、碼頭、銀行。一旦經濟陷入失控，不僅上海自身難以支撐，全國經濟都會震蕩。

新政權在軍事斗爭上積累了豐富經驗，但在大城市經濟管理方面，還在摸索中。帝國主義國家和國民黨當局都放過狠話：共產黨可以打下上海，卻管不好上海，尤其管不好經濟。

實際上，上海剛解放時面臨的確十分棘手：金融秩序混亂，票子多、信用少；物資缺乏，尤其是糧食、煤炭等生活必需品緊張；許多工廠停工，工人失業；物價一度繼續上沖。可以說，戰事雖停，經濟“戰爭”才剛開始。

中央對這座城市格外重視。華東局、中財委不斷向上海調撥物資，支援糧食、棉花、煤炭，力圖讓城市先運轉起來。經過半年的調整，到了1949年底，上海市面逐漸穩定，街頭攤販、店鋪恢復營業，一批民族資本家的工廠也開始重新點火開機。

看上去形勢好轉，可真正的難關，實際上還在后頭。

1950年初，全國開始統一財政，嚴控貨幣發行，穩定物價。上海的物價總算壓下來，市場由過去的“亂漲”變成相對平穩，居民買東西的心理逐漸變化，不再一味搶購囤貨。

對老百姓來說，這當然是好事。但對習慣在通貨膨脹中賺錢的一部分企業來說，卻意味著舊路走不通了。過去靠囤積居奇、靠提前提價獲取暴利的手段，失去了空間。

更麻煩的是，在長期戰亂和國民黨反動經濟政策的影響下，上海工商界早已染上“急功近利”的通病。大企業抽逃資本出境，小商販哄抬物價，這股風氣不是一年兩年形成的，一時很難扭轉。

解放后，一些潛伏下來的敵特分子還在暗中興風作浪，趁市場緊缺之機囤貨操縱，想通過破壞經濟秩序來影響民心。對這些行為，新政府采取了堅決打擊措施。隨著取締、收繳、管制的行動展開，那些依賴投機的“虛假需求”被迅速壓下去。

結果就出現了前面提到的情況：市場上的真正購買力顯得不足了。糧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有剛性需求，但毛料、某些紡織品、日用品等，短時間內賣得不快。工廠產品出不去，貨壓在倉庫里，資金無法回籠，不少企業的日子越來越緊。

與此同時，外部壓力也沒停。

1950年2月6日，蔣介石集團的空軍派出多批轟炸機，對上海實施空襲，在市區投彈67枚，電廠、自來水廠、機電企業等多處受損，人員傷亡嚴重，一些工廠因此又被迫停工。對于剛剛從戰火中走出的上海來說，這無疑又是一記重擊。

在這種背景下，上海市1950年3月的稅收數字反而異常“亮眼”——應征稅額連同上繳欠稅，計劃收5000多億舊幣，實際完成5800多億，比計劃多收約16%。數字好看，卻讓陳毅坐不住。

“牛奶要擠，可不能把牛擠傷。”他在內部談話中用了這樣一句形象的話。稅收任務固然重要，但如果過于剛性，不考慮企業承受能力，短期數字漂亮，長期卻可能把工商業的根基拖垮。

事實的確朝這個方向發展：工廠經營困難加劇，廠長、經理紛紛想辦法“跑路”。到1950年春，已有三百多名廠長、經理逃往香港。全市停工、歇業的工廠、商號超過一萬兩千家，失業工人約十六萬人。考慮到家庭負擔，需要救濟的人數超過五十萬。

失業潮帶來的，直接就是社會矛盾凸顯。工人罷工、上街示威，找勞動局要工作、要飯的隊伍越排越長。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毆打資本家的極端行為。勞資關系、社會秩序的緊張程度，都在升級。

這一連串狀況，讓陳毅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五

在抓經濟的過程中，陳毅既要維護國家利益，也要平衡工人和資本家的關系。1950年初，他連夜召集工商界座談會，讓上海有名的民族資本家、實業家一起來“暢所欲言”。

會上，企業家們你一言我一語，說的基本還是錢和稅：

貨賣不動，稅卻天天催；

貸款難，利息重；

公債要認購，舊稅還要補；

工人要開資，要發年終獎。

說到底，最核心的就是“撐不住”三個字。

陳毅沒有打斷這些“訴苦”，只是聽完之后，輕聲問身旁的譚震林：“你怎么看？”

譚震林笑了一下：“他們叫苦，多少有組織的咧。不過提出的一些具體困難，比如代紡代織、必要的停工、解雇，還有稅收的負擔，應該認真考慮。”

真正讓陳毅不滿的，是另一位官員的態度。會上，稅務局長居然當眾說了一句：“資本家就是蠟燭，不點不亮。”潛臺詞就是——不擠他們一點，怎么出油水？

陳毅聽到這里，忍不住拍桌，沖著他發火：“你就用這種態度來執行黨的政策嗎？”這不是簡單的情緒問題，而是觸及政策執行導向的偏差：稅收是為了國家建設，不是為了“整”某一類人，更不是為了表現政績去拼命多收。

可以看到，一個新政權在處理私營工商業時，是在不斷試探和校正中前進的。既要防止投機倒把、偷稅漏稅，又要防止簡單粗暴的“一擠了之”，這是實打實的平衡。

陳毅沒有停留在會上發幾句脾氣，而是選擇把問題講清楚。他從1950年3月12日到5月10日，連續給中央發了六份報告，詳細匯報上海私營工商業面臨的困難，并提出調整建議：包括適當減輕稅負、增加貸款、擴大加工訂貨、采取以工代賑安置失業工人等。

毛澤東看完陳毅的報告，給出高度評價，并將報告轉發全國大城市黨委，供各地研究執行。在中央層面，“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被進一步強調。用通俗一點的話說，就是：國家和私人都要顧，工人和資本家兩頭都不能一棍子打死。

1950年4月，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召開。陳毅在大會上公開做了一個重要說明，坦率承認上海自2月以來存在的問題，并向各界表示：中央已經開始調整，上海不會被丟在一邊。隨后，一系列具體措施迅速鋪開。

人民銀行增加對私營企業的信貸，僅1950年5月就放出貸款二千三百多億舊幣，而此前從解放到1950年4月的總貸款也不過兩千六百多億。與此同時，對稅收的征收方式進行了改進，在保證國家收入的前提下，盡量避免“硬擠”。

對已失業的工人，政府一邊發救濟，一邊動員他們參加以工代賑，參加城市建設、郊區生產，還有一部分人被組織回鄉參與農業生產。勞動部門在處理中，既穩住情緒，又盡力避免勞資矛盾失控。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像榮毅仁這樣的紅色資本家也在主動尋找出路。榮氏企業集團同樣遭遇產品滯銷、資金周轉困難的問題。榮毅仁多次跑華東紡管局、貿易部、人民銀行，提出可行的方案，只要對恢復生產有利，政府基本都予以支持。

多年后，榮毅仁回憶時坦言：“凡是我提的辦法，只要對生產有利，政府總是很快同意，從沒為難。”這句看似平淡的話，折射出當時政策執行層面的一個特點——只要有利于生產，就盡量放開手腳。

從結果看，1950年上半年那場“上海危機”并沒有演變成失控局面。毛澤東在批示中把那段緊張局勢稱為“四月危急”，但通過政治上、經濟上的一連串調整，這場危機被穩住了。

六

回到劉鴻生身上。

在中央和上海市的政策調整下，他的企業很快拿到了貸款，章華毛料廠和其他工廠逐步恢復生產。那封原本準備“把企業全部交給國家”的信，最終變成了一次坦誠溝通的起點。

幾年后，他提起這件事時，感嘆道：“最困難的時候，人民政府沒有虧待我。”這不是客套，而是一個老資本家在反復比較之后得出的感受。舊社會時，企業雖說“是自己的”，但時刻要擔心權貴勒索、軍隊征用、官員敲詐，稍有風向不對，就可能前功盡棄。

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志愿軍入朝作戰。消息傳來，上海灘從上到下議論紛紛。劉鴻生過去和洋行、外國公司打過多年交道，很清楚美國的工業和軍事實力，一聽說要“碰美國”，心里別提多犯嘀咕。

“美國是世界上的大老板。”他有一天對兒子劉念義說，“碰誰都行，為什么偏要碰這個大老板？太冒險了。”在他眼中，如果戰爭擴大，上海很可能遭到猛烈轟炸，幾十年建設的工業基礎極有可能毀于一旦。即便政權站穩，工業被炸成廢墟，一切又要從頭再來。

不得不說，這種擔憂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慣性思維。只不過，朝鮮戰場的情況一步步發展，并沒有朝一些人預測的方向走。志愿軍入朝后，接連打出幾個漂亮仗，把敵人從鴨綠江邊趕回三八線附近。戰報傳到國內，各界反應不一，有人振奮，有人仍舊半信半疑。

劉鴻生屬于后者。他始終覺得，美國不可能在戰爭中吃虧太大，直到有一天，劉念義從朝鮮戰地回到上海，詳細講起在前線親眼看到的情況。他一邊聽，一邊用手指輕輕敲著桌子，面色慢慢松弛下來。

“這么說，打得真不壞。”他自言自語一般，語氣中多了一絲釋然。

情緒一旦轉變，行動就跟上。他在工商界提議發起捐獻飛機、大炮的活動，號召上海企業界用實際物資支持志愿軍。上海水泥公司董事會和全廠職工一起，捐出二十多億舊幣，相當于廠里一筆不小的資金。對一個剛剛從經營困境中走出來的企業來說，這樣的舉動，已經說明了態度。

七

1953年，是劉鴻生格外看重的一年。這一年，他念念不忘的章華毛料呢絨，終于打上了“中國制造”的金色標簽，出口到海外市場。多年以前，他在舊上海就有把國產毛料推向國際的想法，只是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限制太多，遲遲無法落地。

這一次，貨真價實地走到了國外柜臺上，口碑不錯，訂單一批接一批。對一位年過花甲的老實業家來說，這不只是生意上的成績，更是心里的一種補償——手里的工廠，真的能在新制度下活下去，還能活出新路。

1956年，國家開始實行公私合營政策，私營企業逐步與公營經濟結合，改為公私合營企業，由國家和原企業主共同經營管理。這一波調整，對很多資本家來說，是一次大的選擇關口。

劉鴻生的態度非常明確。他帶頭把劉氏企業價值兩千多萬元的資本投入公私合營，不搞拖延，也不搞討價還價。有朋友忍不住問他：“這產業做了一輩子，舍得嗎？”

他回答得很實在：“過去，哪個資本家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就算僥幸做成功了，子孫的命運誰說得準？現在公私合營，讓國家派真懂行的人來掌大權，對我來說未必是壞事。”

這番話中，有悲觀，也有釋然。舊社會里，資本家名義上掌握企業，實際上時時受制于政局和權力，倒臺的例子隨處可見。到了新社會，雖然不再是“獨自當家”，但企業是在國家整體經濟布局中運轉，風浪至少不會像以前那樣反復無常。

國家領導層對劉鴻生這樣的選擇，心里是有數的。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胡厥文評價他：“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創業惟新，不封故步。細大不捐，勤攻所務。愛國心長，義無反顧。”簡短幾句，把一個老資本家在新舊制度更替中的姿態勾勒得很清楚：看得透，放得下，也舍得干。

1956年9月30日，劉鴻生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臨終前，他把四子劉念智叫到床前，吐露了心里壓了多年的兩件擔憂：

“一件是怕企業倒閉，一件是怕子女墮落，將來為了爭家產鬧得不可開交。”

他說到這里，停了一下，接著說道：“這兩件事，現在都由共產黨替我解決了。企業不會輕易倒，子女不會因為爭家當走偏。我可以放心了。”

從青年到暮年，他見證了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政權更替，也經歷了企業起伏、政策變遷。走到生命盡頭時，給出的這一段話，實際上是對整個人生選擇的一種總結。

在上海那間辦公室里，當年那封準備交出企業的信，被一句“你是不是遇到困難了”打斷；而在隨后的幾年里，一次次政策調整、一輪輪經濟波動，又把這封信背后的問題延伸得更長。劉鴻生的故事，不只是一個人求生存、求出路的故事，也折射出新中國初期如何在舊經濟基礎上重建秩序、重塑關系的過程。

在1950年代那段關鍵歲月里，很多人做了各自的選項，有人離開，有人觀望，也有人像劉鴻生這樣，認準一條路，艱難地走完了后半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