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連出狠招，淘汰中國制造，又對華企業啟動調查，六國聯名反對

前言

近段時間，歐盟接連推出多項涉華經貿管控措施，引發中歐經貿關系持續升溫的關注。一方面加快對中國重點企業的合規審查節奏，另一方面著手制定關鍵基礎設施領域逐步替換中國產品的實施路線圖。

雖然中歐在電動汽車反補貼稅問題上達成階段性技術性妥協，但雙邊經貿互信基礎并未實質性加固，歐洲內部保護主義思潮正加速顯性化。

這些高度聚焦、節奏緊湊的政策組合拳，其深層動因何在？又將如何重塑中歐產業協作格局與市場準入生態？

“保護主義”抬頭

中歐經貿關系的承壓態勢具有明顯的累積性特征。即便在新能源汽車關稅議題上取得有限突破，雙方在產業鏈安全、標準互認、市場開放等結構性議題上的分歧依然深刻。

回溯多年合作歷程可見，歐洲在對華經貿互動中始終保持著審慎姿態，限制性措施的出臺頻次與覆蓋廣度持續走高，保護主義邏輯已悄然嵌入政策設計底層。

這種轉向并非孤立現象，而是由若干核心成員國主導推動的戰略調整。

法國總統馬克龍于2月9日接受媒體專訪時向全歐發出戰略預警：若歐盟不能在人工智能、綠色能源、半導體等前沿賽道快速構建自主能力，極有可能在全球科技競逐中被中美兩國全面甩開，最終喪失規則制定話語權。

他明確提出“歐洲主權優先”的行動綱領，強調伴隨中國綜合國力躍升，其在高端制造、數字基建等領域的國際競爭力已顯著增強，客觀上構成了歐洲重塑產業優勢必須直面的強勁對手。

為保障本土產業生存空間與發展韌性，歐洲有必要在敏感技術領域重啟有選擇性的貿易防御機制。

自2024年下半年新一屆歐盟委員會正式履職以來，“重振歐洲工業根基”被列為最高優先級施政目標。

言叔注意到，其密集發布的經貿新規普遍蘊含鮮明的本地化導向，對華監管強度呈現系統性強化趨勢。

究其本質，這是歐洲在數字經濟與綠色轉型雙重浪潮中相對滯后所催生的戰略焦慮——振興制造業的初衷值得肯定，但過度依賴行政干預與市場分割手段，恐難實現可持續的競爭力躍遷。

限制層層升級

步入2026年，歐盟對華經貿規制進入高強度實施階段，多部具有約束力的法案相繼生效，形成覆蓋碳排放、網絡安全、政府采購、產業補貼四大維度的立體化管控體系，中國企業赴歐拓展業務面臨前所未有的制度性門檻。

2026年1月1日，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全面落地執行，首批納入鋼鐵、鋁、水泥、化肥、電力及氫六大高碳排行業。

依據該機制，中國出口企業須按產品隱含碳排放量購買對應額度的“碳配額憑證”，單噸鋼鐵出口成本平均增加120—180歐元。

此舉不僅直接抬高中國工業品進入歐盟市場的合規門檻，更通過價格杠桿削弱其傳統成本優勢，堪稱以氣候治理之名行產業保護之實的典型范例。

僅隔20天，歐盟委員會即公布《網絡彈性法案》修訂版草案，將能源、交通、醫療、金融、數字基礎設施等18類關鍵部門全部納入強制性安全評估范圍，并設定36個月過渡期，要求相關機構分階段終止采購被認定為“不可信供應商”的設備與服務。

言叔研判，該條款雖未點名，但其適用對象高度聚焦于中信科、華為、中興等具備全球領先通信技術能力的中資企業，實質是以國家安全為由實施精準供應鏈脫鉤，屬典型的行政性市場準入排斥。

針對此項草案，中國商務部于1月22日召開專題吹風會，新聞發言人鄭重指出，中方堅決反對任何缺乏透明度與事實支撐的歧視性安排。

發言人強調，中資企業在歐運營嚴格遵循當地法律法規，深度參與5G網絡建設、智慧城市升級及遠程醫療平臺搭建，為歐洲數字化進程提供了堅實技術支撐。

歐方將正常商業合作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既違背WTO非歧視原則，也損害自身數字經濟發展潛力。

此外，歐盟還醞釀出臺《工業復蘇加速器法案》，擬設立專項基金，對采購本國制造裝備與解決方案的企業提供最高達采購額35%的財政激勵。

然而該提案甫一披露，即遭遇愛沙尼亞、芬蘭、捷克、愛爾蘭、葡萄牙、斯洛文尼亞六國聯合抵制，認為其違背單一市場公平競爭原則。

歐盟委員會近期依據《外國補貼條例》第7條，正式啟動對某中國頭部風電整機制造商的深入調查程序。

這是繼2025年12月對海康威視旗下安檢設備子公司啟動同類調查后，歐盟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發起的第二起針對性審查，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對此表示高度震驚與嚴正交涉。

該商會指出，歐方調查存在三大硬傷：補貼界定邊界模糊、受益主體認定標準主觀、證據采信流程不透明。

此類選擇性執法不僅侵害中國企業正當經營權益，更將阻礙中歐在風電、光伏、儲能等綠色產業的協同創新進程，背離雙方共同承諾的碳中和目標。

中方明確表態

歐盟本輪對華政策收緊，在其內部并未形成統一意志，反而激化了成員國間深層次的利益博弈。

其中，《工業復蘇加速器法案》因波蘭、瑞典等國堅持要求增設“例外條款”，導致立法進程嚴重受阻，最終推遲至2026年秋季再議。

《網絡彈性法案》修訂草案同樣面臨巨大執行阻力。歐盟聯合研究中心測算顯示，若強制替換現有通信網絡中的全部中資設備，歐盟運營商累計需追加資本開支逾47億歐元，且將導致5G網絡升級進度延緩18—24個月。

這部分新增支出最終將轉化為終端用戶資費上漲與公共服務效率下降，對波羅的海三國、北歐五國等財政規模有限的成員國構成顯著負擔。

更值得關注的是，愛沙尼亞、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六國已聯合致函歐盟理事會，明確表達憂慮。

信函指出，片面強調“歐洲制造優先”，或將抵消過去十年推進監管趨同、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的努力成果；不僅使歐洲企業難以接入全球最先進AI模型與云服務平臺，更可能觸發國際資本對歐盟市場穩定性的重新評估。

與此同時，歐盟正加速推進2026年3月預算框架修訂工作，計劃將“排除特定第三國供應商”條款寫入總額1.8萬億歐元的公共采購法典，新規擬于2028年起全面適用。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多個歐盟成員國近期主動釋放深化對華務實合作信號。

2026年初，芬蘭總理奧爾波、愛爾蘭總理馬丁分別率高級別經貿代表團訪華，雙方簽署涵蓋清潔能源合作、生物醫藥研發、職業教育共建等領域的23項具體協議。

兩位領導人公開表示，此行核心目標是對接中國“十四五”規劃重點領域，尋求技術互補與產能協同的新支點。

從宏觀背景看，此次歐洲領導人集中訪華絕非偶然事件。當前歐盟整體GDP增速連續六個季度低于1.2%，制造業PMI已連續11個月處于收縮區間，各國亟需借助中國超大規模市場與完整產業生態，為本國企業提供新增長空間。

這一動態既印證了中國市場對歐洲企業的持久吸引力，也反映出部分國家突破機制束縛、自主開展對華合作的強烈意愿。

面對歐盟日益收緊的政策環境，中方立場清晰堅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發表聲明，敦促歐方恪守公平競爭原則，停止濫用反補貼、反傾銷等單邊工具，切實為中國企業在歐投資運營營造穩定、透明、非歧視的制度環境。

商務部同步發布政策指引，表示將持續跟蹤評估歐盟各項新規實施影響，一旦發現存在明顯歧視性條款或變相市場封鎖行為，中方將依法依規采取必要反制舉措，全力捍衛我國企業海外合法權益。

內部分歧難掩本質

言叔分析認為，歐盟當前系列對華舉措雖冠以“戰略自主”“技術主權”等宏大敘事，實則折射出傳統產業強國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的集體性焦慮，其政策內核仍是經典貿易保護主義邏輯的當代翻版。

試圖通過行政手段壓縮中國企業的市場空間來維系歐洲既有產業優勢，卻忽視了歐盟27國在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對外依存度等方面的巨大差異，這種“一刀切”式治理思維，本質上是以犧牲整體效率為代價換取局部利益，遠非提升長期競爭力的治本之策。

歐洲部分中小成員國之所以旗幟鮮明反對上述政策，根本動因在于三重現實困境。

第一重困境是利益分配失衡。政策紅利主要流向德、法等工業巨頭聚集國，而愛沙尼亞、芬蘭等國在ICT、生物技術等領域雖具創新活力，卻因市場規模有限難以形成產業閉環，被迫承擔設備更新溢價與技術迭代滯后的雙重成本。

第二重困境是資本渠道收窄。相較于大型經濟體，中小成員國更依賴外部直接投資彌補財政缺口與技術短板。若歐盟持續強化對華壁壘，不僅中國商品準入受限，更重要的是中國主權基金、產業資本對歐投資意愿將大幅減弱。

一個被貼上“不可預測”“規則隨意”標簽的市場，必然難以吸引追求長期回報的戰略投資者，這將使急需資金注入的東歐、北歐國家首當其沖。

第三重困境是政策適配錯位。歐盟27個成員國中，中德、中法、中匈經貿依存度超過25%，而馬耳他、塞浦路斯等島國對華貿易占比不足3%；執政黨意識形態亦呈光譜式分布，從親商務實派到綠色激進派立場迥異。

在此背景下強行推行統一對華政策，無異于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不同尺寸的腳，既無法滿足差異化發展需求，更易加劇內部裂痕。

綜合多方信息可見，歐洲領導人高頻次訪華與歐盟機構密集出臺限制措施形成極具張力的并行軌跡。

這種“雙軌并行”現象深刻揭示：歐盟內部對華認知已出現結構性分化，越來越多成員國認識到，與中國保持建設性合作關系，不僅是經濟理性的選擇，更是維護自身戰略回旋余地的關鍵支點。

言叔始終強調，若歐盟持續將保護主義作為應對挑戰的主要工具，不僅將加劇成員國間政策協調難度，還將削弱其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中的談判籌碼，最終導致“保護未果、分裂加深、競爭力下滑”的三重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