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繼續拋美債，不再救美元，美財長喊話：中美絕不能脫鉤斷鏈

2026年2月10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罕見地主動發聲，語氣急切而明確：中美雖屬戰略競合關系，但絕不能走向脫鉤斷鏈。

就在三天前，中國央行悄然披露一組關鍵數據：截至2026年1月，我國持有美國國債余額為6826億美元，刷新2008年以來最低紀錄；與此同時，黃金儲備已實現連續15個月凈增持。一減一增之間，為何令貝森特如此坐立不安？這場資產調整背后，究竟在清算怎樣的賬本？

貝森特態度驟然轉向緩和，并非源于立場軟化，而是他剛剛審閱完一份令整個財政部辦公室陷入短暫沉默的資產負債快照。

2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未召開新聞發布會，也未發布政策解讀通稿，僅在官網更新了最新外匯儲備構成表。這份看似尋常的數據簡報幾乎未引發媒體關注，然而表格中那個不起眼的數字——6826億美元——卻讓紐約交易大廳的多個對沖基金立刻調高了美債波動率預警等級。

該數值代表2026年1月末中國官方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

若不將時間維度拉長至十余載，你很難體會這一數字背后的劇烈位移。2013年，中國所持美債峰值達1.32萬億美元，穩居全球第一大債權國位置。

彼時市場還在熱議“何時跌破萬億關口”，如今余額已滑落至六千八百億美元區間，相當于過去十二年間持倉規模縮水超51%。

這并非短期戰術性調倉，而是具有清晰路徑依賴的結構性撤離。因此，貝森特在巴西出席二十國集團財長會議時談及“去風險化”議題，措辭格外審慎、克制。

他深知，全球最大外部融資方正穩步退出核心債權席位，且這種退出不是象征性縮表，而是節奏穩定、邏輯嚴密、跨年度持續執行的戰略再配置?？陬^上的協作愿景可以修飾，但真金白銀的資本流向永遠拒絕粉飾。

那么問題來了，美國財政基本面究竟惡化到何種程度，才迫使對方以如此堅定姿態抽離？

當前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飆升至38萬億美元。這個量級本身已具沖擊力——它顯著超越美國全年名義GDP總量。換言之，全國一年所生產的全部商品與服務價值，尚不足以覆蓋其未償債務余額。

更值得警惕的是利息負擔。2025財年，聯邦政府用于支付國債利息的資金約為1.4萬億美元，折算下來，平均每分鐘需支出約200萬美元，純粹用于向債權人支付資金使用成本，尚未觸及本金償還環節。

該項支出已超越國防預算，躍升為聯邦財政支出中單筆規模最大的常規項目之一。當利息占財政總收入比重持續攀升，公共財政便滑入高危運行區間：政府不再主導經濟增長，而是淪為債務利息的專職支付平臺。

借新還舊的滾動操作，表面是成熟金融市場的常規手段，實則日益逼近龐氏循環臨界點。過去兩屆政府推行的大規模減稅與財政刺激計劃，確實在短期內提振了消費與就業，但也同步埋下了逾十萬億級別的長期赤字伏筆。

如今伏筆已然顯現，而填坑主力卻正在退場。中國作為美債最大海外持有者，減持節奏愈發連貫、方向愈發清晰，這一動向對華盛頓而言，其警示意義遠超任何雙邊外交摩擦。

常有人疑惑：中國持續拋售美債，是否僅因收益率吸引力下降？倘若僅為收益考量，完全可通過資產久期管理、幣種對沖等方式柔性優化，無需如此高頻、堅定、不可逆地壓縮敞口。真正驅動因素，深植于系統性安全權衡之中。

翻閱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另一端，一個同步躍升的指標引人注目：黃金儲備連續15個月保持正向增長，累計達7419萬盎司，折合約2308噸，創歷史新高。

黃金的核心優勢極為樸素：它不依附于SWIFT清算體系，不存在被單邊凍結的技術可能，亦無需任何主權信用背書。一道行政命令無法使其賬戶歸零，在當前多極化加速演進的國際貨幣生態中，這種物理屬性賦予其無可替代的終極保障價值。

但更具戰略縱深的操作，并非單純購金，而是正在推進的“三角資產置換”。不少觀察者誤以為中國減持美債后，美元頭寸只能閑置在賬上等待再投資。

事實恰恰相反。北京正將部分美元流動性，通過主權貸款、本幣互換、發展融資工具等多元渠道，定向輸送到印尼、阿根廷等面臨美元償債壓力的新興經濟體。

這套組合策略蘊含三層邏輯：其一，將原本集中于美國財政部單一主體的信用風險，轉化為對資源豐富型國家的多元化主權債權；其二，受援國獲得美元后，可優先用于清償對美及IMF等機構的到期債務，有效降低區域性違約概率；其三，未來這些國家向中國償還債務時，可采用能源、礦產、農產品甚至人民幣計價結算，弱化對美元結算體系的路徑依賴。

這意味著，中國正將原本單一、被動、高度同質化的美元債權，重構為涵蓋實物資產、貿易通道、區域金融紐帶的復合型權益網絡。風險敞口分散了，產業協同深化了，曾經只握有一紙債券憑證，如今已延伸至真實經濟循環的關鍵節點。

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倉位調整，而是一場靜水深流的資產負債表革命。為何必須啟動這場變革？關鍵轉折早已發生——自2022年俄烏沖突升級、美方凍結俄央行海外儲備那一刻起，全球主要儲備管理者集體完成了一次認知重置：美元已不再是價值中立的通用媒介，而是一種嵌入政治變量的制度性工具。

一旦雙邊關系出現重大裂痕，巨額資產可能瞬間喪失流動性。對一個長期維持大規模美元資產頭寸的國家而言，這種系統性脆弱性已上升為國家安全層級的風險。與其被動承受潛在鎖定，不如主動開展資產結構韌性建設。

放眼全球，中國并非孤例。印度持有美債規模已跌至近五年低位；沙特阿拉伯亦連續多月呈現凈減持態勢。資本的真實選擇，往往比政客的公開表態更具說服力。

當然，也有接盤力量存在。日本、英國基于同盟架構與金融基礎設施深度耦合，仍維持相對穩定的持倉水平。這種承接既有市場慣性支撐，也含政治協調成分。但此類支撐的可持續性與時效邊界，已成為華爾街內部重點推演課題。

回望那6826億美元數字，它早已超越統計學意義，成為舊有國際金融循環松動的標志性刻度。過去數十年運轉順暢的閉環模式——中國出口創匯獲取美元、美國透支消費發行美元、中國再以美元購買美債形成回流——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結構性松弛。

一旦該閉環實質性弱化，美元全球需求底層邏輯將發生遷移。美國財政融資難度隨之抬升，利率中樞被迫上移，財政政策騰挪空間進一步收窄。表面系統仍在運轉，實質已愈發倚重市場信心這一無形支柱。

而信心恰是現代金融體系中最易波動的變量。只要主流參與者普遍相信美元資產安全無虞，38萬億美元債務就可視作可控范疇。

一旦核心債權方系統性收縮敞口，信任便開始轉化為疑慮，債務規模本身未必致命，真正考驗在于后續是否有足夠多的買家愿意按現行條件持續認購。

這場轉變不會以危機形式猝然爆發，也不會一夜之間徹底改寫格局，它更像一場緩慢卻不可逆的制度告別——舊秩序的地基正在沉降，新平衡的框架尚在搭建。

貝森特在國際場合強調風險管理，財政部內部正緊張測算利率敏感曲線，而中國則在資產負債表內外同步推進資產形態升級。表象是技術性金融操作，內核卻是主要力量對未來全球經濟治理架構的深度押注。

最終懸念只有一個：當債務雪球持續滾大，而傳統主力買家加速離場，填補38萬億美元融資缺口的責任，將由誰來承擔？是不斷萎縮的國內居民儲蓄，是日漸審慎的盟友資本，還是不得不重啟擴表工具的美聯儲？

答案尚未揭曉，但趨勢已然明朗。6826億不是終點站，而是新周期開啟的里程碑。未來數年真正決定格局的，不是某場峰會的聯合聲明，而是誰能持續托舉這座全球最龐大債務結構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