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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中二年(848年),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城中,一支龐大的隊伍整齊而過。軍樂、舞伎為前導,武騎文騎夾道而行,旌節齊備,氣勢恢宏。
這支隊伍的統領——張議潮騎坐在白馬上,他身形高大,頭戴白紗幞頭,身穿紅袍,一手執鞭,一手攬韁,執轡二人夾馬護行。在他的身后,跟隨一眾子弟兵。
張議潮率河西十一州復歸大唐的歷史瞬間,被定格在了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中那幅長達8.2米的宏偉壁畫上。畫旁題書“河西節度使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張議潮統軍□(掃)除吐蕃收復河西一道行圖”,簡稱“張議潮統軍出行圖”。
作為晚唐時期歸義軍第一任節度使,張議潮因率眾使河西十一州從吐蕃復歸大唐而名垂青史。以如此規模的長卷展示張議潮收復河西的壯舉,高大威風的人物形象背后,深嵌的是政治宣示與家國大義。
這一切還要從安史之亂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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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張議潮統軍出行圖》。生動記錄了張議潮為大唐收復河西十一州、重新打通河西走廊的赫赫功績,是一幅不可多得的歷史題材畫卷。(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
(一)吐蕃乘虛攻下河西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的烽火席卷中原,唐朝不得不將駐守河西、隴右及西域的精兵東調平亂,故唐朝西陲兵力薄弱,守備空虛。
此時,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權正處于強盛時期,見唐王朝內亂乘虛而入,進攻河西,迅速攻下了涼州(今武威)、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
直到786年,吐蕃圍城十一年后,沙州(今敦煌)陷落,隴右、河西走廊之地盡歸于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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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時期全圖。(圖片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吐蕃占據河西后,由于絲路受阻,使得歐亞大陸上的貿易不再通暢,加之政局不穩,河西走廊上的百姓生活受到了直接的干擾和影響。
吐蕃統治河西初期,在河西地區推行突田制度,并征收相對繁重的實物賦稅。敦煌文書S.1475v就記錄一位名叫安環清的部落百姓,因無力繳納官府賦稅,將土地賣給了同部落人武國子。
此外,吐蕃還在河西地區推行本族的文化習俗,當時河西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須著吐蕃服飾,唯有節慶祭祀祖先時才穿著唐裝。
河隴民眾本就懷念唐朝,這些政策的推行,不可避免地引發河西百姓的抵觸情緒,更盼望能早日歸復于唐,從而爆發了沙州玉門驛戶汜國忠、張清等人的抗爭。
唐代詩人杜牧《河湟》中的“牧羊驅馬雖戎服,白發丹心盡漢臣”,就流露出了當時河西百姓忠于唐朝的真摯情感。
誰曾想,處在風雨飄搖中的河西百姓沒有盼來唐王朝的軍隊,而是等來了一位本土英雄。在他的帶領下,河西百姓推翻了吐蕃近百年的統治,使得這片土地重回唐朝懷抱。
他就是張議潮。
(二)“神將”書寫歸義軍傳奇
張議潮出生之時,敦煌已經被吐蕃占領了十余年。張氏家族為沙州豪族,張議潮的父親在吐蕃做官,但始終未忘故土之情,這對張議潮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少年時期,張議潮目睹了吐蕃統治者對當地的掠奪和壓榨,十分尊崇曾長期戍守邊疆的唐代名將封常清,還曾手抄《封常清謝死表聞》以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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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議潮手抄《封常清謝死表聞》(部分)。(圖片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吐蕃因贊普去世引發內亂,張議潮抓住時機,聯絡當地豪族反抗。各族民眾紛紛響應,掀起抗逐吐蕃統治者的斗爭,一舉收復了敦煌、晉昌等郡,而后又陸續收復其他各州,使河西十一州從吐蕃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六郡河山宛然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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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議潮變文》(局部),記載了張議潮收復河西、歸附大唐的過程。(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
為了向唐王朝報信,張議潮派出十路使者,有一路信使在經過千難萬險后,終于成功抵達長安,向唐宣宗獻上十一州地圖,整個長安為之轟動。唐宣宗下詔稱贊:“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長角!竇融河西之故事,見于盛時。”將張議潮比作東漢時期歸順光武帝、安定河西的竇融,對其主動歸附的赤膽忠心表示高度肯定。
大中五年(851年),唐王朝在河西設歸義軍,張議潮被委任為河西十一州歸義軍節度史,駐節敦煌。從此敦煌歷史進入了晚唐時期,即所謂的“歸義軍張氏時期”。
咸通八年(867年),唐王朝請張議潮入朝,并于京師賜他田宅。張議潮的侄子張淮深繼守河西。
咸通十三年(872年),74歲的張議潮卒于長安。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就是張議潮的功德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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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156窟開鑿時間在咸通五年(864年)前后,是晚唐時期的代表洞窟之一。(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
張議潮及其率領的歸義軍的成功,是各民族群眾齊心合力的成果。《資治通鑒》“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二月”條載:“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議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遣使上表,請以沙州降。”據學者考證,安景旻是昭武九姓粟特人,閻英達代表的是吐谷渾等部落百姓。
彼時,河西地區生活著羌、嗢末、吐谷渾等數十萬部眾。歸義軍建立后,注重安撫河西各族群眾,在恢復唐制的同時并未強行解散吐蕃統治時期的部落制,吐蕃、吐谷渾等仍保持著一定的部落組織形態。
歸義軍雖用漢官管理吐蕃等部事務,但下達的文書卻是以藏文書寫。相關舉措既延續了中原王朝的治理傳統,也適應了河西多民族聚居的復雜局面,進一步破除了不同民族間的隔閡狀態,使各民族百姓在歸義軍政權的統一治理下,逐步形成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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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壁畫中既有唐朝制式的儀仗隊,又有吐蕃裝束的樂師,這種樂舞交融的盛景,是歸義軍治下河西走廊各民族交融共生的體現。(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
(三)唐蕃博弈下的交融遺產
從發展的視野來看,唐蕃在河西走廊的近百年拉鋸,孕育出了超越軍事勝負的文明成果——這場博弈并沒有割裂各民族的聯系,反而通過政權更迭、人口流動、文化碰撞,進一步推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在河西走廊的形成發展。
吐蕃統治河西期間,為了鞏固自身統治,吸納唐朝降將與漢人豪強參與地方治理,形成蕃漢兼治的政治平衡,并在賦役制度、市券制度、僧官制度等方面大量仿效唐制。
敦煌藏經洞及新疆墓葬曾出土大批吐蕃統治河西時期的契約文書,其中既有吐蕃文書,也有漢文文書,這些文書是吐蕃仿照唐朝進行奴婢、牛馬買賣時訂立官方契約的市券,以方便百姓日常經濟活動,反映出當時吐蕃在經濟管理層面對唐朝制度的深度借鑒與本土化實踐。
另外,部分吐蕃文契約中夾雜著漢語借詞、用漢字音譯吐蕃官職等雙語混用的情況,也是當時社會交流、語言文化交融的獨特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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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遺書中的《漢藏對譯字書》,其產生和吐蕃統治敦煌時兒童學習漢字和寺院辦學等因素有關,實證當時曾進行雙語教育。(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
從民族結構看,唐蕃拉鋸加速了河西地區的人口融合。吐蕃統治時期遷入的吐蕃部落,與河西留居的漢人、往來的回鶻、粟特等族群,在長期雜居過程中,逐漸打破傳統族群的界限,通過通婚聯姻、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形成了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濟相依、情感相親的緊密聯系,為后世河西走廊多民族聚居的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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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158窟涅槃窟內景(中唐)。甬道北壁有供養人畫像題記“大蕃管內三學法師持缽僧宜”字樣,“大蕃”即吐蕃,由“大蕃管內”而得知此窟開鑿于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
“敦煌古往出神將,感得諸蕃遙欽仰。”回望歷史,發生在唐蕃之間的河西拉鋸戰就像一面鏡子,不僅照出了一個個熱血英雄的忠勇面孔,更映射出了人心所向與歷史趨勢:一切的碰撞終將走向交融。
河西走廊的偉大,也不僅僅在于其軍事地理的險要和商貿往來的聯通,還在于其千年積淀的多元底色,更在于無論何時,這里始終傳承著中華文明的血脈記憶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精神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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