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16年9月13日，平壤，朝鮮民俗餐廳。
烤肉的油滴落在炭火上，滋滋作響，青煙裊裊升起。于大姐把一片焦黃的牛舌夾進嘴里，嚼兩下，眉頭皺起來。
“這肉太肥了，膩得慌?！?/p>
她隨手把剩下半片擱在盤邊，拿起生菜包了一片瘦的。
小金坐在餐桌最邊緣的位置，面前還是那套一成不變的工作餐：一碗米飯，一碟泡菜，一碗飄著幾片干菜葉的清湯。她吃得很慢，每粒米嚼二十下。
她沒往那盤烤糊的牛舌上看。
但于大姐的話讓她抬起了頭。
“金同志，”于大姐用筷子點著那盤還剩一半的五花肉，“你們朝鮮人是不是特別愛吃肉？我看你們肉做得挺好?！?/p>
小金放下筷子。她把那枚雙人徽章正了正，坐直身子，聲音像新聞聯播。
“我們朝鮮人不怎么愛吃肉。”
桌上安靜了一瞬。
“肉太膩了，”她微微笑著，“我們朝鮮人喜歡吃清淡的，泡菜、涼菜、清湯，對身體好。我們基本上一個星期只吃一次肉，這樣最健康?！?/p>
王老板點點頭：“難怪你們身材都這么好?！?/p>
小金笑著，端起那碗清湯，低頭喝了一口。
我坐在她斜對面。湯碗遮住她大半張臉，只露出一雙眼睛。
那雙眼睛在笑。但笑底下，有什么東西正往下沉。
那天晚上十一點多，我在消防通道抽煙。
安全出口的綠燈把整個樓梯間照成水族箱的顏色。門推開，小金端著她那個軍綠色搪瓷缸走進來。
“張同志，豆漿?！?/p>
她蹲下來，把缸子放在水泥地上，抱著膝蓋，臉埋進手臂里，只露出兩只眼睛。
我們并排蹲著，中間隔著一拳距離。
“金同志，”我抽完煙，把煙頭碾滅，“你今天在飯桌上說，朝鮮人一周只吃一次肉。”
她沒說話。
“那是真的嗎？”
沉默。走廊盡頭的掛鐘滴答滴答走著，大同江在窗外黑沉沉地流。
過了很久，她開口了。
“我爸爸是東海艦隊的潛艇兵?！?/p>
她沒看我，看著地上那道從門縫擠進來的綠光。
“1997年，他最后一次出海。那年我七歲，弟弟五歲。媽媽說爸爸去執行光榮的任務，完成任務就回來?！?/p>
她頓了一下。
“第二年春天，來了兩個穿軍裝的叔叔。他們帶來一張獎狀，一枚一級國旗勛章，還有爸爸的遺物。媽媽說，爸爸犧牲了，成了永遠的革命烈士。”
她把臉埋進手臂里，聲音悶悶的。
“那天晚上，鄰居阿姨送來一碗肉。她說，孩子沒了爸爸，要補補身子。那碗肉是五花肉，肥的比瘦的多，媽媽熬了一鍋湯，每人分到兩塊肉?！?/p>
“那是1997年我們家最后一次吃肉。”
她抬起頭，眼睛亮晶晶的，沒哭。
“1998年，苦難行軍最苦的時候。媽媽把配給的糧食留給我和弟弟，自己吃橡子面，吃得全身浮腫。弟弟問，媽你怎么不吃米飯。媽說，媽不愛吃米飯，媽愛吃橡子面?！?/p>
她頓了頓。
“弟弟信了。他那時候六歲?！?/p>
風吹過消防通道敞開的窗，把她的劉海吹亂。她伸手別到耳后，動作很慢。
“張同志，我今天說朝鮮人一周只吃一次肉?！?/p>
她轉過頭，第一次看著我的眼睛。
“那個數字是對的?！?/p>
“2014年、2015年，我們配給最好那陣，每人每月能領到400克豬肉。400克分四周，每周100克。100克是幾片？三片。比于大姐今天扔掉的半片牛舌還少一點?！?/p>
她笑了一下，嘴角扯了扯就停住。
“所以我沒說謊。我們真的每周能吃一次肉。三片，一片不能多?！?/p>
“只是于大姐問的是‘愛吃肉嗎’。我答的是‘不愛吃’。”
她低下頭，把搪瓷缸捧起來，貼在胸口。
“我不能告訴她，不是不愛吃，是不夠吃。不夠分。不夠弟弟從八歲長到二十四歲，還沒吃過一頓管夠的五花肉?！?/p>
“我不能告訴中國同志，我們吃不起?！?/p>
她終于哭了。
沒有聲音。眼淚從眼眶里溢出來，順著顴骨滑下去，滴在搪瓷缸邊緣，滲進那雙瘦得關節突出的手背上。
她沒有擦。
只是把缸子握得更緊，像握著一個快要溺死的人唯一能抓住的東西。
2016年，朝鮮的糧食配給降到每人每天360克。這是1997年以來最低水平。
官方更不會告訴游客，2016年春節，正洙打電話回家說“食堂發了玉米餅管飽”，其實是發燒什么都咽不下去，把玉米餅揣在軍裝內袋焐著，夜里餓醒啃一口。
小金知道這些。但她不能說。
她只能告訴中國游客：朝鮮人不愛吃肉。一周吃一次就夠了。太膩。清淡才健康。
她把謊言練得字正腔圓，像她的普通話一樣標準。
第七天，平壤順安機場。
我在海關檢查臺前排隊。小金站在國際出發廳門口，粉色長裙，雙人徽章，手貼著褲縫。
輪到我了。
海關官員翻開我的行李箱，從夾層掏出一包還沒拆封的哈爾濱紅腸。他看了很久。包裝袋上印著大塊精瘦的肉，紋理清晰，油光發亮。
“同志，這是肉嗎？”
“是肉?！?/p>
他點點頭。沒沒收。放回去了。
蓋完章，我轉身。
小金還站在那兒。
我走過去，把那個帆布挎包從肩上拿下來，遞給她。
“里面有幾包餅干，兩袋榨菜，還有一包紅腸。安檢已經查過了，你帶走。”
她沒接。
“張同志，我不能……”
“不是給你的?！蔽野芽姘鼟煸谒滞笊?，“給你弟弟的。”
她低下頭。那只瘦骨嶙峋的手攥住挎包帶子，指節發白。
“張同志，”她很小聲地問，“你說，中國同志以后還會來朝鮮旅游嗎？”
“會?！?/p>
“那你說，那時候的朝鮮，能吃得起肉了嗎？”
我張了張嘴，答不上來。
她等了三秒。
然后笑了，把挎包背到肩上，退后一步。
“祝中國同志一路平安?！?/p>
標準的播音腔，尾音收得干干凈凈。
她轉身，往外走。
走到旋轉門前，停住。
沒回頭。
只是抬起右手，在空中停了兩秒。
那只手很瘦，關節突出，指甲剪得很短。2016年秋天的陽光從落地玻璃斜射進來，照在她手背上，那道被搪瓷缸燙過的小疤泛著淡粉色的光。
然后那只手落下去，消失在旋轉門的陰影里。
2026年2月，上海。
窗外凍雨敲著玻璃。我從書柜底層翻出那張2016年的舊照片——妙香山友誼展覽館門口，她站在老銀杏樹下，粉色長裙，胸章反光，頭發上落著一片葉子。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
不是我寫的。
是出發前一天晚上，她從我放在酒店的筆記本里抽走一頁紙，第二天還回來時，背面多了這行字。
藍色圓珠筆，一筆一劃，像小學生臨帖：
“張同志，我從來沒吃過一頓管夠的肉。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覺。
但我會告訴游客，肉太膩了，我們不愛吃。
說著說著，有時候自己都信了。
祝中國同志永遠不用學會說這種話。
金恩珠
2016.9.12 于平壤”
那頁紙的邊緣已經卷曲，折痕處磨出了毛邊。十年了，我搬了五次家，扔過衣服、書、家具，沒扔過這張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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