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開國少將之子被判死刑，父送八字省委

時間拉回到1979年，南京軍區那邊兒爆出個驚天大雷。

一位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開國功臣，看著有關部門遞上來的關于他兩個兒子的處理意見，臉上沒半點波瀾，嘴里只吐出這么一句話。

“按規矩辦，誰也不許求情?！?/p>

話雖短，分量卻重得嚇人——那可是兩條人命啊，而且是他的親骨肉。

最后的結果是，大兒子吃花生米，二兒子死緩。

這事兒在當時那是相當炸裂。

別以為是哪家公子哥打架鬧事，這倆叫熊紫平、熊北平的“將門之后”，干的可是連環大案。

短短幾年，遭殃的姑娘居然有一百四十多個，好些人甚至大著肚子沒處哭。

這罪過，擱哪朝哪代都得遭天打雷劈。

大伙兒都想不通：老將軍那是沙場老將，對兵像對親兒子一樣，咋自家后院起火，養出這么兩個敗類？

再說了，這倆禍害橫行霸道好幾年，怎么就沒人敢出來治治他們？

這哪光是家門不幸啊，分明是給權力運行、子女管教還有體制漏洞上了一堂血淋淋的大課。

咱要是把日歷往前翻，復盤一下熊將軍在管教孩子時的那幾個路口，你會發現，禍根早就種下了。

頭一個岔路口，是在倆小子念書闖禍那會兒。

那時候，熊家兄弟在學校里早成了“小霸王”。

逃課打架那是家常便飯，還欺負女同學，簡直無法無天。

老師管不住，也不敢深管，只能偶爾找家長告狀。

這時候，擺在老熊面前的路有兩條：要么自己回家抄棍子嚴管，要么找個外面的地界兒把他們圈起來。

老熊選了第二條路。

他心里的算盤珠子估計是這么撥的：自己天天忙得腳不沾地，哪有功夫盯著小兔崽子。

學校老師那是秀才遇到兵，根本鎮不住這倆混球。

既然軟的不吃，那就來硬的——扔部隊里去練練。

這招聽著挺像那么回事兒，符合當兵的思路。

部隊里規矩大，啥樣的歪脖子樹能不能給捋直了？

再說了，那時候不少高干家里都興這一套。

可偏偏漏算了個要命的變數：身份。

咱普通老百姓的孩子進了軍營，面對的是鐵律和一視同仁的苦練。

可熊家這倆公子去的是哪兒？

正是他老爹說了算的地盤。

老熊本以此舉能讓他們改頭換面，沒成想，這棋走反了。

到了部隊，這倆貨非但沒收斂，反倒找著個比學校還硬的“靠山”。

在學校頂多算壞學生，在這兒那是“少帥”。

這就尷尬了：底下的排長連長，誰吃了熊心豹子膽敢動軍長、副司令的兒子？

大伙兒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于是，原本指望的“勞改所”成了哥倆的“安樂窩”。

他們算是摸清了門道，仗著老爹的威名，在這兒橫著走，甚至借著酒勁兒糟蹋女兵都沒人敢吭聲。

這步棋錯就錯在，老熊低估了權力的副作用。

他以為把人交給組織就萬事大吉，忘了自己就是這片地界上組織的一把手。

再看第二個路口，是兄弟倆退伍進廠那陣子。

照理說，離了軍隊那封閉圈子，進了社會大染缸，沒了直接罩著的人，總該老實點吧？

誰知道，這倆貨反倒變本加厲，在城里鬧得翻江倒海，成了出了名的惡霸。

這幾年里，坑蒙拐騙、威逼利誘，啥下三濫的招都使出來了，專門盯著大姑娘下手。

受害人數飆到了一百四，這數字看著都讓人脊梁骨發涼。

這就讓人琢磨不透了：這么久，禍害了這么多人，咋就沒個報警的？

或者說，報了警咋就不靈呢？

這里頭有筆沉甸甸的“社會賬”。

在受害者眼里，那可是大將軍的公子，有權有勢。

哪怕知道是誰干的，絕大多數人也只能把苦水往肚里咽。

因為她們心里跟明鏡似的：在這塊地界上，告不倒人家，反倒可能招來更狠的報復。

那老熊這期間知不知情呢？

這里的“忙”，確實是大實話，但這其實也是種選擇——啥事兒排前頭的選擇。

在熊應堂心里頭，軍區那攤子事、國家的大計方針永遠是頭等大事。

他是公認的好官，心里裝著群眾，護著下屬。

在那個特殊節骨眼上，他把自個兒全撲在公家事上了。

對家里這點爛事，他采取的是“拖字訣”或者“抓大放小”。

估摸著他想：只要不出大格，小毛病以后慢慢修。

可他算漏了一點：權力腐蝕人的速度，比他想的快多了。

當老子的光環太刺眼，又不加個罩子，周圍人很容易被燙傷。

熊應堂一輩子坦坦蕩蕩，從要飯的、剃頭的一路殺成開國將軍，威信那是拿命換來的。

他覺得榮耀歸公家那是天經地義。

可他那倆兒子，打落地就躺在功勞簿上吃紅利，壓根沒嘗過老輩人的苦。

在他們眼里，老爹那個位子代表的不是責任，是特權。

直到1978年，這筆“爛賬”終于到了不得不結的時候。

為了穩住社會局面，上面派了專案組，嚴打違法犯罪。

這回，風向變了。

熊氏兄弟在當地名聲太臭，罪孽太深，哪怕背景通天，這事兒最后還是捅到了公安那兒，引起了上面的注意。

經過一番摸底取證，公安手里攥住了鐵證。

倆人直接被扣下，眼瞅著要吃不了兜著走。

一邊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親兒子，眼看就要掉腦袋；另一邊是國法軍紀，是一百四十多家人流的血淚，是他守了一輩子的信仰。

換作旁人，或者私心重的干部，沒準就動用關系撈人了，起碼保個命。

但老熊心里跟明鏡似的。

這事兒要是不公辦，法律的臉往哪擱？

他念叨了一輩子的“為人民服務”不就成了笑話？

更要命的是，那一百四十多個被毀了的家，上哪兒討說法去？

“按規矩辦，誰也不許求情。”

這八個字，是一個老黨員最后的倔強，也是作為一個當爹的，能給這倆孽障留的最后一點體面——起碼，他們的老子沒跟著一塊兒爛掉。

結局大快人心：法院判了，熊紫平死刑，熊北平死緩。

再回頭瞅瞅熊應堂這一輩子，那是真傳奇。

1911年生在湖北黃安，爹死了娘被賣，妹妹給人當童養媳，不到十歲就討飯過活。

從剃頭鋪的小徒弟干起，走投無路當了兵，1928年跟了紅軍。

反圍剿時候，他靠腦瓜子把敵人溜得團團轉；長征路上，爬雪山過草地；打鬼子那會兒，百團大戰、皖南事變他都趕上了。

從排長一級級干到軍長，腳印踩得實實的。

1955年，這位當年的叫花子成了共和國的高級將領。

他贏了戰場上的刺刀見紅，贏了老百姓的心，唯獨在教孩子這事兒上輸了個底掉。

這事兒留給咱的琢磨頭太大了：

不管是單位還是家，要是對權力沒個像樣的籠子管著，光靠個人的良心自覺，那是遠遠不夠的。

熊將軍身板是正的，他是那個年代最純粹的革命者。

可他的清白，沒擋住權力帶來的次生災害。

當那兩聲槍響劃破天際，崩掉的不光是倆罪犯，也是那個時代給“特權”二字敲的一記最響的警鐘。

有些賬，遲早是要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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