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策 | 構建中國AI顛覆式創新的獨特路徑

“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強化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的原始創新導向，優化有利于原創性與顛覆性創新的環境，產出更多標志性原創成果”。當前逆全球化思潮興起導致全球創新資源流動受阻，世界科技領先國家圍繞關鍵核心技術展開激烈競爭，這一復雜形勢對我國加快原創性與顛覆性創新能力建設提出了更為緊迫的要求。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人工智能的創新進展備受矚目，而如何在這一領域實現真正的顛覆式突破，正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重大課題。

原文 ：《構建中國AI顛覆式創新的獨特路徑》

作者 |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員 顧潔

圖片 |網絡

顛覆式創新是創新邏輯的轉變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顛覆式創新從來不是技術性能的簡單增強，而是創新邏輯的轉變。克萊頓·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的顛覆式創新理論指出，真正具有顛覆性的技術往往最初并不先進，卻能以低成本、簡易形態進入被忽視的市場，隨后通過持續演化重塑產業結構。顛覆式創新與漸進式創新存在根本差異。漸進式創新追求“更好”，是在既有技術范式內不斷優化。而顛覆式創新追求“不同”，通過引入新的技術架構、商業模式或價值標準，重定義問題與解決方案。前者強化既有優勢，后者打破既有優勢。與漸進式創新相比，顛覆式創新的核心特征在于重新定義問題本身，即突破長期形成的默認假設，從根本需求出發，重新思考“我們真正需要解決的是什么問題”。

在現實語境中，顛覆式創新、突破性創新和原始創新常被并列使用。顛覆式創新強調對既有技術和市場結構的沖擊，突破性創新強調關鍵原理的躍遷，原始創新強調源頭性和自主性。在技術本質上，它們都指向超越漸進改進，重塑技術演化軌道。問題不在于概念命名，而在于是否理解這種創新所需的長期投入、不確定性容忍和生態建設。

值得警惕的是，顛覆不能僅僅成為一種口號或噱頭。把邊緣性或局部性的改進貼上“顛覆”標簽，容易讓企業忽視核心技術積累和系統能力建設，轉而追逐短期機會。這種泛化不僅削弱了概念本身的嚴肅性，也扭曲了創新資源的配置，使真正需要長期支持的探索性研究處于不利地位。

AI顛覆式創新具有獨特邏輯

與傳統顛覆性技術相比，當前的人工智能顛覆式創新呈現出三個獨特特征。一是通用性。人工智能是具有跨領域應用潛力的通用目的技術，其顛覆力能夠在多個行業同時引發變革，形成連鎖反應和網絡效應。二是智能性。人工智能將自動化擴展到知識工作領域，且具有遞歸改進能力，從而在技術理解、問題解決和創新生成上實現更深層次的能力提升，體現出創新的縱向深度。三是生態性。人工智能的發展依賴數據、算力、算法、人才等多種要素的高度協同，創新往往呈現系統性和網絡化特征，而非單點技術突破。

因此，傳統的“性能改進—市場突破—產業重構”線性模式已難以解釋當下人工智能的創新實踐。當前，中國AI創新呈現出以應用場景反向驅動技術發展的模式：企業從下游需求出發，通過工程化能力和市場驗證推動技術優化，同時政策引導與市場機制共同作用，為創新提供制度和資源支撐。在這一過程中，技術進步逐步從單純跟隨轉向原創突破，使創新路徑不再依賴線性演進，而是在多要素交互和生態協同中形成新的模式。

從當前中國的實踐來看，目前中國AI產業呈現下游繁榮、中游稀缺、上游集中的不平衡型產業結構：約四成企業聚焦下游應用，而中游平臺技術開發企業不足1%。隨著技術復雜度提升，真正的技術控制權逐漸向少數頭部企業集中，大模型等核心技術重新定義了產業的權力結構。這種集中不僅使少數企業掌握了核心技術控制權，也意味著單個企業難以獨立推動顛覆式創新。在這種格局下，顛覆式創新必須依賴整個產業生態的協同，包括技術平臺、下游應用、人才、資本和數據資源的有機配合。這一點在地理上也有所體現：北京、深圳、上海三大核心城市聚集了超過三分之一的AI相關企業。這種集聚不僅反映了創新要素的高度集中，也凸顯了顛覆式創新對系統性資源配置和生態協作的依賴。

建立創新友好的生態環境

當前，AI領域已形成了以“技術攻堅、應用推廣、生態培育”為主線的治理框架。然而，當政府出臺大量具體政策時，往往伴隨明確的路徑指引和考核標準，可能無意中形成政策依賴和路徑鎖定。由于顛覆式創新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非線性發展特征，需要在相對寬松、容錯的環境中孕育。面向未來，需要著力構建有利于顛覆式創新的生態環境。

從“項目邏輯”轉為“生態邏輯”。顛覆式創新并非單一技術或單個企業的突破，而是技術、資本、人才、市場、政策等多重要素在時間和空間上深度融合的產物。在這種生態中，創新不再依賴某一環節的獨立能力，而是依賴整個系統的協同運作。這意味著評估顛覆式創新的價值，不應只看單個項目或技術的短期表現，而要關注其在整個創新生態中對技術路徑、產業結構和價值分配的影響。

從指路人轉為搭臺人。傳統產業政策邏輯更適用于成熟技術的規模化應用和漸進式改進，而顛覆式創新需要的是基礎研究支持、知識產權保護、人才流動便利等制度性公共品，而非具體的產業指導。政府的作用應更多體現在“搭臺”而非“唱戲”，為顛覆式創新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撐和公共服務，同時保持足夠的政策彈性和容錯空間。

從“下游應用繁榮”走向“產業鏈協同突破”。當前極度不平衡的產業分布格局難以支撐持續的顛覆性創新。未來五年將是中國AI產業從泡沫清理到價值重構的關鍵轉型期，那些真正具備商業價值創造能力的企業將脫穎而出。技術供應商向解決方案提供商的戰略轉型，封閉競爭向開放合作的轉變，將催生更加復雜而富有活力的產業生態網絡。

包容失敗、支持基礎研究、保護探索性創新，是培育顛覆式創新土壤的關鍵。投資理念和評估標準的轉變將促進更加理性的市場環境，資本應更加關注企業的商業化能力、現金流狀況和可持續增長潛力，而非追逐短期熱點。

中國AI產業的顛覆式創新正在探索一條兼顧創新激進性與發展穩定性的獨特路徑。其核心在于，通過制度設計實現創新活力與社會穩定的動態平衡，通過開放合作化解單純技術競爭可能帶來的零和博弈。顛覆式創新不應是對既有秩序的簡單否定，而應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創新與傳承、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9期第2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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