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退群上癮！從反導條約到中導條約，現在輪到核彈頭不限量！

2月5日，美國與俄羅斯之間沒有舉行任何續約儀式，就這樣，兩國唯一的軍控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在沉默中走向失效。

核軍備競賽或許是冷戰時期美蘇對峙中最令人不安、也最具毀滅潛能的標志性事件。

在數十年的博弈中，美蘇一邊激烈競爭，一邊管理對抗，以防止核戰爭失控爆發。

而當下，核軍控條約失效讓國際社會普遍擔憂，核軍備競賽的幽靈恐將再度浮現。作為首個擁核國家，美國曾將“先發優勢”轉化為全方位的紅利，幾十年來深度主導核軍控規則。如今，美國聲稱要與俄羅斯達成所謂“更好的協議”，背后實則藏著深層政治算計。

條約在失效前已淪為“法律空殼”

2010年4月8日，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和俄羅斯時任總統梅德韋杰夫共同簽署《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旨在限制兩國部署的戰略核彈頭以及洲際彈道導彈等運載工具。

條約原定有效期10年，后經協商延長至2026年2月5日。

除了對雙方部署的戰略核彈頭以及發射裝置等的數量進行限制外，條約還允許美俄雙方定期互相進行現場核查，并要求雙方定期交換數據、通報戰略武器情況。

上海外國語大學美國與環太平洋地區研究所研究員吳小凡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份條約在正式失效之前已經淪為功能癱瘓的‘法律空殼’。”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原本允許美俄雙方每年最多進行18次現場核查，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核查機制暫停，此后一直沒能恢復。

2022年俄烏沖突升級后，美俄地緣政治對抗導致溝通渠道被封鎖，雙方互相指責對方違反條約。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稱，俄羅斯自2022年9月起未再同美方共享戰略核武器部署數據，美國自2023年5月起也沒再公布過核武器總量數據。

2023年1月底，美方稱俄羅斯“拒絕為現場核查活動提供便利”，并公開認定俄羅斯違反條約。

幾周后，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暫停履行《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指責美國“意圖對俄進行戰略打擊”。

俄媒稱，美方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沒有批準俄方核查員的簽證申請，這是俄方暫停履約的導火索。

吳小凡表示：“隨著核查與通報機制的終結，美俄進入戰略核力量不受法律約束的真空期。這種戰略透明度的喪失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地緣政治惡化帶來的慢性衰竭。”

去年9月，普京曾提議將《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限制措施延長一年，至2027年2月，但一直沒有得到美方的正式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最初稱這個想法是好的，但隨后表示不打算續約。他說：“如果它到期了，就讓它到期吧。我們會達成更好的協議。”

作為首個擁核國家，美國率先掌控核軍控規則

1945年7月16日凌晨，美國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完成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原子彈試爆。

同年8月，美軍轟炸機先后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這場毀滅性打擊迫使日本宣布投降，也向世界展示了一種前所未有、足以改寫戰爭形態的武器力量。1949年8月，正是冷戰初期，蘇聯成功引爆了首枚原子彈。

隨著地緣政治對抗升溫，美蘇很快將目光投向更具破壞力的新一代武器——熱核武器，即氫彈。1952年11月，美國引爆世界上首枚氫彈。

1955年11月，蘇聯也完成了首次熱核武器試驗。此后，美蘇核競爭迅速升級，每一次技術突破都伴隨著對“相互毀滅”的進一步逼近。不過，真正促使美蘇走向核談判的并非道德覺醒，而是深刻的恐懼。

1962年10月，美國偵察機發現蘇聯在古巴秘密修建導彈基地，該情報瞬間點燃古巴導彈危機。此后13天里，兩國陷入高度緊張的對峙。

美國對古巴實施海上“隔離”，世界屏住呼吸，等待可能到來的最壞結局。

最終，蘇聯同意撤走部署在古巴的導彈，美國承諾不對古巴發動入侵，并同意撤除部署在土耳其的導彈。這場危機最終得以化解，也成為冷戰史上最接近核戰爭的驚險時刻。

于是，核軍控談判登上歷史舞臺。“核時代的危險在于，我們可能把人類的未來交給一場誤判、一次意外，或一次失控的升級。”美國時任總統肯尼迪1963年在一次演講中說道。1968年7月1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分別在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開放簽署。時至今日，全球已有191個國家成為締約方。

自上世紀70年代起，美蘇達成多項軍控條約，其談判大多耗時數年。1972年5月，美蘇簽署《反導條約》，條約規定雙方不得部署全國性反導系統，用所謂“核恐怖平衡”來避免核戰爭，談判耗時約兩年半。

1987年12月，美蘇簽署《中導條約》，規定雙方不再保有、生產或試驗中程導彈和發射裝置。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份真正意義上削減核武器數量的協議，而不僅僅是設置數量上限，同時還引入了此前沒有的核查機制，談判歷程長達6年多。

再比如《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前身《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該條約于1991年7月簽署，但相關談判早在1982年6月就已開始，談判歷程長達9年。

冷戰結束后，這些約束機制相繼走到盡頭。擁有全球最大核武庫和最先進常規武庫的美國，逐步將戰略重心從核威懾對峙轉向戰略優勢布局。

從上世紀90年代末起，美國國內就出現推動建立國家導彈防御系統的聲音。

競選總統時，時任得克薩斯州州長的小布什1999年9月在演講中稱：“我們將向俄羅斯提供對《反導條約》這一冷戰遺產的必要修正案……如果俄羅斯拒絕這些修改，我們將及時發出通知，表明我們將不再遵守該條約。”但美國最終并沒有提出修正案。2001年12月，小布什總統直接宣布美國退出《反導條約》。

2019年8月，美國又退出《中導條約》，當時特朗普政府指責俄羅斯秘密研發并部署新型陸基中程導彈，引發俄方的激烈反擊。

俄方反指美國在歐洲部署的反導系統“具備進攻性能力”，對俄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

俄方強調是美國先撕毀了條約，并宣布暫停履約以對美國的行動作出回應。

回顧半個世紀的核軍控史，美國始終處于規則制定者的核心位置。吳小凡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說，美國作為全球首個擁核國家以及核秩序奠基者，幾十年來深度主導核軍控規則，成功將“先發優勢”轉化為全方位的紅利。

美國靠《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獲得法理依據，為自己確立“既有擁核者”的合法身份，并把后來者界定為“擴散者”，試圖讓全球的締約國服從于美國主導的核秩序。

上世紀70至90年代，美國通過軍控談判將“透明度”轉化為制度安排，以低成本核查手段換取對手核武庫的可預見性，鎖定自身冷戰后的戰略優勢。

美國通過為盟友提供“延伸威懾”，實質上將其核政策目標與盟友的國防動機捆綁，不僅鞏固了美國在同盟中的領導權，更抑制了日、韓、德等關鍵盟友自行研發核武器的動機。

最后，“規則制定者”身份還為美國贏得了“道德高地”，使其能對他國進行“合法”的制裁和施壓，將自身國家利益包裝成全球安全利益。

吳小凡表示：“核軍控規則在過去幾十年中不僅是美國維護戰略穩定的防線，更是其行使霸權、確保自身戰略靈活性與領先地位的制度根基。”

重建核軍控條約需要跨越三個門檻

早在第一任期內，特朗普就稱《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是一份“過時”的協議。在俄方提議續約后，特朗普近期又發帖稱：“我們不應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而應讓核專家制定一份新的、經過改進且現代化的條約，使其能長期延續下去。”

俄羅斯科學院美加研究所研究員弗拉基米爾·瓦西里耶夫直言，對于所謂的新條約，“美國人什么都沒準備，國務院一片混亂”。

俄羅斯《消息報》報道稱，俄美想達成新協議可能需要數年，因為雙方在多個問題上存在分歧。

美方認為，舊條約未考慮到新技術現實，如俄羅斯已列裝的“先鋒”高超音速滑翔彈頭、“匕首”和“鋯石”導彈以及最新的“榛樹”導彈等均不受舊條約約束。美國也計劃今年列裝“暗鷹”遠程高超音速導彈。

有觀點認為，當下俄羅斯在新武器系統中具備優勢，美方想將這些武器系統納入新條約加以限制。而對于常規軍力發展受限、主要依托核威懾與美國形成相對戰略平衡的俄羅斯來說，美方這一訴求難以接受。

另一個問題是核談判的多邊化。吳小凡分析說，當下美國執意推動核談判向多邊化轉型，背后潛藏著政治算計。

美國意在利用其主導的“配額制度”構建新的約束框架，通過人為設定核武庫上限，將其他國家的核力量增長提前鎖定在受控范圍內，消解其“后發優勢”。

但美俄核武器數量與他國完全不在一個量級，相關國家不會響應。俄羅斯還曾要求英法加入相關談判，但被英法拒絕。

吳小凡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特朗普說的“更好的協議”，其實是指對美國更有利的協議。

在現有約束已終止、互信與核查氛圍弱、雙方立場存在明顯分歧的情況下，重建核軍控條約需要跨越三個門檻：第一，恢復穩定的對話渠道與最低限度戰略互信；第二，通過自愿信息交換和有限現場核查，恢復最低限度的透明度；第三，就談判對象的先后順序達成可行的共識。

談及這次條約失效可能給全球安全和核秩序帶來的變化，俄羅斯科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阿列克謝·阿爾巴托夫院士表示，舊條約失效將使新條約談判變得更困難。他說：“通常，舊協議是新協議的基準點。這些基準點成為歷史，我們將處于高度不確定性的境地。”

多位觀察人士警告稱，條約失效后，核軍備競賽風險將驟增。俄羅斯國際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達里亞·多爾濟科娃接受采訪時指出，特朗普計劃建立“金穹”反導系統只會阻礙新條約的達成，“新軍備競賽已經開始了”。

吳小凡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當下，更負責任的核軍控做法應當以降低風險和結構性減量為導向。

擁有最大核武庫的美俄應承擔更特殊且優先的責任，為多邊軍控創造現實前提。

承認各國核力量規模存在明顯差異，在責任分擔與制度安排上避免“一刀切”。

堅持自衛防御的核戰略，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無條件承諾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始終將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與任何國家進行軍備競賽，推動主要核國家形成共同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