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道枷鎖斷裂！美俄軍控條約到期，世界走向何方？

隨著《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在前幾天的剛剛到期，冷戰時代遺留下的美俄軍控體系基本宣告結束。

盡管在之前的阿布扎比會談中，美俄雙方確實就這一問題繼續進行談判，但是其前景很難用樂觀來形容。

原因非常簡單，這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法律到期，而是美俄為主導的冷戰軍控體系本身，已經無法適應今日更為多極化的權力結構。

即便協議能夠被繼續簽訂，其實際作用也會被大幅度削弱。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是上一個十年美俄軍控最核心的成果。

通過可核查，尤其是可以近距離地面核查，美俄雙方都能夠盡可能準確估算對方的核武庫規模。

當然，由此產生的諷刺性結果之一就是烏克蘭利用了這種透明性，對擺在衛星下接受美方核查的戰略轟炸機進行了大規模破壞。

或者說，這一本來用來維護戰略透明的舉動，反而成為第三方造成安全威脅的手段。

但這份協議對避免全世界加速進入核武時代還是有重大的積極意義。

至少根據條約規定，雙方部署的戰略核彈頭不得超過1550枚，部署的戰略運載工具（包括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和重型轟炸機）不得超過700件。

雖然這一機制在2022年俄烏沖突后受到了不少削弱，但至少整個條約在實踐環節還能維持最低限度的運作，為美俄避免戰雷誤判提供了一定的支撐。

隨著條約的逐漸到期，俄羅斯方面不是沒有表露出繼續維持穩定機制的意愿。

比如在去年下半年，普京就公開表示可以在條約失效后的一年內繼續按照條約維持現有的核武庫數量，條件是美國也必須保持類似的狀態。

但特朗普政府明確拒絕了這一想法，理由也非常簡單，比如讓中國也加入其中。

在華盛頓方面的戰略視角下，維持現有核彈頭的雙邊上限已不再符合美國利益，因為這一限制并未涵蓋快速擴張的中國核武。

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評估，中國的核彈頭數量已從2020年的200余枚增長至2026年初的600枚以上，并有望在2030年達到1000枚。

這種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的擴張，使中國從一個次要情況轉變為美國必須面對的第二個同等體量對手。

所以任何新的軍控體系談判都必須將中國納入其中才是真正有效的。

我國則在這一問題上始終認為，擁有最大核武庫的國家對核裁軍負有特殊、優先責任，并應繼續大幅削減核武器，為其他國家加入裁軍進程創造條件。

并且在最新的軍控白皮書中，我國也明確表示我方始終奉行防御性核戰略的主張，只會將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上。

問題是，這種說法從根本上不會被美方接受。

這并非雙方缺乏戰略互信這類層面的問題，而是涉及到冷戰主導下的軍控體制的邏輯核心。

這一邏輯是以確保相互毀滅作為基礎的，但在三元動態的模型下，戰略關系的非對稱性導致任何雙邊協議都可能因第三方的行為而失效。

例如，如果美俄達成協議繼續限制彈頭數量，美國可能會擔心無法同時有效威懾俄羅斯的領土野心和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擴張；

反之，如果美國為了應對中國而增加核部署，俄羅斯則會感到其對美安全平衡受到威脅，從而加速其自身新型武器的研發。

這種連鎖反應削弱了達成任何正式協議的政治意愿。因此，如果要建立新時代的軍控機制，那么重新設定軍控的邏輯才是解決問題的必要邏輯前提。

當然，冷戰軍控體系的崩潰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本身是以一系列條約的失效為線索。

2019年中導條約的廢除，2020年美國退出開放天空條約都是逐漸失效的體現。

只不過到了今日，《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到期終于為這種舊時代的軍控體系劃上了句號。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俄烏沖突恰恰是加速其瓦解的最后一根稻草。

進行軍控的目的是為了避免相互毀滅，而不是在核心地緣政治問題上的退讓，這讓相互毀滅失去了意義。

尤其是在拜登政府對烏克蘭提供先進武器的情況下，條約本身已經成為了一種限制，或者說俄羅斯的戰略失敗。

更為糟糕的問題則在于，隨著軍事技術的不斷發展，舊有軍控體系唯數量論的評價方式也日益無法反應大國真正的軍事實力。

核武器只是整個核威懾的基礎，而非全部。

更重要的是大國能否擁有突破對方多層防空體系的武器。

用大白話來說，即便你擁有再多的核武器，打不到別人也是白搭。

而且隨著超高音速武器的不斷變快，相應的用于核反擊決策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去年的美國電影就開始反思整個核反擊策略本身是否有效這一問題。

而且在政治上，民眾處于冷戰下的核戰爭恐懼而對軍控的大力支持也已經消失了。

民眾對軍控體系的現有支持更多是單純慣性的結果。

對于大部分沒有掌握核武器的國家而言，它們其實將矛頭直接對準了中美俄三國，認為三大國實際上都缺乏認真進行核裁軍的意愿。

但正如之前五大常任理事國集體反對廢除核武器條約一樣，這種國際輿論對三國的具體決策幾乎不可能產生實質性影響。

而各個大國也認為，比起軍控條約，大力發展自己的矛與盾可能是一個更能體現自身戰略安全自主的表現。

特朗普的金色穹頂計劃就是這種邏輯最典型的表現。

一言以蔽之，求人不如求己。比起軍控求穩定，不如實力求安全。

當然，雖然正式的軍控條約已經是過去式，但不妨礙大國之間依舊會存在一些更為靈活的雙邊或者多邊信息交換體制。

畢竟在各國都還不想邁入全面核軍備競賽的情況下，它們更傾向通過一些非正式的、臨時的、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以保持最低限度的通信和數據透明，防止因事故或誤解引發核危機。

這一系統當然會更加脆弱，但很有可能是現下國際社會唯一能夠擁有的替代方案。

如何在這種新型的“核三體”結構中尋找新的平衡點，將是2026年之后全球戰略界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