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美國的縱容，是如今日本萬惡之源？

相信看過《南京照相館》的朋友們，都再次回想起了那段絕不能被遺忘的歷史。即便到了80多年后的今天，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無法輕易原諒日本在二戰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但從更深層次分析，導致今天中日兩國始終無法走出歷史陰影的根源，并非日本人天生邪惡，更不是因為中國“得理不饒人”。美國在構建冷戰秩序時對日本戰犯的縱容，以及敗退臺灣的國民黨當局的一系列錯誤決策，才是中日之間諸多歷史遺留問題的深層癥結。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二戰期間的侵華日軍，無論從罪行數量還是惡劣性質來看，都是現代戰爭史上雙手沾滿鮮血、罪行最為深重的劊子手。除了標志性的南京大屠殺外，日軍在中國戰場犯下的戰爭罪行，包括且不限于：普遍違反《日內瓦公約》，虐待、奴役、集體屠殺中國戰俘；大規模、頻繁地使用化學武器；在中國多地發動細菌戰，散播鼠疫、霍亂等病菌，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設立秘密生化部隊731部隊，進行極端殘忍的人體實驗；推行“三光政策”，制造無人區；針對平民實施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屠殺；通過暴力強征數十萬中國婦女，充當日軍“慰安婦”。

正因為侵華日軍的罪行罄竹難書，因此，在《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發布之后，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嚴懲戰犯，成為唯一能夠伸張正義的選擇。而日本在1945年8月宣布接受無條件投降時，不僅意味著同意接受盟國對其戰爭罪犯進行嚴厲的法律制裁，更放棄了任何討價還價的權利。從法理上講，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本可對日本實施任何形式的懲處。事實上，在這一節點進行合理追責與懲罰，也是徹底終結中日歷史仇恨的最佳時機。那么，到底該如何懲罰日本？我們不妨看看當時蘇聯給出的“標準答案”。

蘇聯在接受德國無條件投降、控制德國東部大片領土后，先是通過大規模工業拆遷，直接從德國東部獲取戰爭賠款；隨后分割德國東部領土，將西里西亞、波美拉尼亞、東普魯士等傳統德國疆域劃歸波蘭與蘇聯。與此同時，數以百萬計的德意志人被從劃歸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前德國領土上強制驅逐。蘇聯在“留地不留人”上做到了極致。最后，蘇聯還對德國中高層實施了極為徹底的“去納粹化”：除嚴懲戰犯外，僅東德一地，就有超過52萬名前納粹分子被徹底開除公職。這一系列舉措，在當時便結清了蘇聯與德國之間的歷史舊賬。時至今日，即便德國因歐盟立場與俄羅斯對立，雙方民間在二戰歷史問題上幾乎沒有爭執，交流也十分廣泛。

為何中日之間無法像蘇德一樣“清賬”？并非沒有可行方案，而是這套方案不僅未能執行，真正落地的處置方式更是糟糕透頂。

二戰末期及戰后初期，反法西斯同盟確有明確計劃：對日本本土實施分區占領，由蘇、美、英、中四國從北向南分別接管。為配合這一計劃，英國甚至一度組建了英聯邦占領軍。若該計劃得以落實，日本受到的戰爭懲罰力度，極有可能接近蘇聯對德國的處置。但兩大因素共同導致這一方案最終作廢。

第一，由于德國在日本投降前已戰敗，1945年年中，歐美已目睹蘇聯在德國東部的占領策略。為避免日本北部成為蘇聯在遠東的又一“橋頭堡”，美國最終選擇以原子彈加速戰爭結束，并阻止蘇聯登陸日本本土。于是，原本的“四國分區占領”變成了“三國分割”。

而第二個原因，則因一個關鍵人物的出現，連新的分割方案也未能落地。相信大家都知道，盟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他是一個權力欲極強的人。在得知蘇聯無法進入日本后，他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分區占領。表面理由是避免盟軍指揮體系混亂，核心目的則是維護自己在日本的絕對權威。當時，無論是英國還是中華民國政府，都因二戰國力耗盡、亟需美國援助，因此默許了麥克阿瑟的要求。于是，1945年，由麥克阿瑟主導的盟軍總司令部，直接控制了本土幾乎未受戰火波及的完整日本。

不對日本進行分割占領，注定其戰后不會受到根本性的清算與懲罰。而麥克阿瑟后續的一系列政策，更直接導致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被變相“洗白”。

起初，即便沒有分割日本，美國占領軍仍為日本開出了巨額罰單：計劃鏟除日本軍國主義上層建筑，摧毀其戰爭經濟基礎，改造社會土壤。在具體行動上，甚至一度出臺《鮑萊報告》，提出將日本工業設備拆除，作為賠償品分配給亞洲受害國。然而，這份本可對日本形成實質懲戒的計劃，最終仍未有效執行。

二戰結束初期，美國確實對日本實施了部分懲罰：盟軍主導東京審判，將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送上絞刑架；同時清洗日本政界、軍界、財界舊勢力，約21萬人被開除公職。但美國并非日本法西斯暴行的頭號受害國，這些懲罰力度綿軟、執行遲緩。更致命的是，美國主導的對日處置，始終服務于其外交戰略。當外部環境突變，其對日政策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生逆轉。

第一次柏林危機爆發后，美國意識到蘇聯已成為其全球霸權的頭號威脅。于是，1948年年中，美國迅速將日本從“戰敗受懲國”，調整為自己在亞太的“戰略打手”。美國不僅停止了新的戰犯審判，還大規模為被開除公職的舊軍國主義勢力平反。幾乎所有被剝奪參政資格的右翼分子都恢復了權利，得以重返日本政壇與商界。就連1948年底仍在獄中的甲級戰犯、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也被美國釋放。

更為嚴重的是，為進一步掌控日本，美國不僅放任這些軍國主義分子重獲自由，更主動扶持以吉田茂、岸信介為代表的右翼勢力，將他們直接推上日本首相之位。美國的一系列操作，向日本傳遞出清晰的信號：“只要聽命于我，罪行便可一筆勾銷。”

為將日本打造成可靠的前沿據點，1949年5月，美國正式宣布終止拆遷日本工業設備的賠償計劃，轉而向日本提供經濟援助，推動其經濟復蘇。尤其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將日本作為后方補給基地，大量“特需訂單”涌入日本工廠。這不僅直接讓日本經濟起死回生，更讓這個本應受懲的戰敗國，搖身一變成了發戰爭財的“受益者”。

于是，一個極其惡劣的循環在日本形成：日本無條件投降，本應承擔罪責；美國政策轉向，為戰犯賦予合法性；戰犯重返政壇，必然篡改歷史、美化侵略。

雪上加霜的是，敗退臺灣的國民黨當局，為換取更多美國援助、服務反共目標，做出了大量偏袒日本、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舉動。1952年，臺灣當局與日本簽訂非法的《日華和平條約》，單方面宣布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一行為，直接導致1972年新中國政府在外交上缺乏回旋余地，不得不隨之宣布放棄賠款要求。同時，國民黨當局為反共，大量赦免日本戰犯。代表性事件便是1949年1月，在上海的國民黨軍事法庭，經蔣介石直接授意，宣判岡村寧次無罪釋放。更惡劣的是，1950年至1969年，國民黨當局敵我不分，秘密聘請以富田直亮為首的約83名前日軍軍官，赴臺為國民黨軍隊提供軍事訓練與顧問服務。這一系列行為，無異于替深受創傷的中國人民“原諒”日本。在臺灣當局仍非法占據中國聯合國席位的年代，這些舉動變相縱容、鼓勵日本右翼政客歪曲歷史、否認罪行。

于是，在美國對日本實施“名為懲戒、實為扶植”的改造，以及臺灣當局對日本進行非法“諒解”之后，重返政壇的日本右翼分子開始肆無忌憚地“發明歷史”：篡改侵華表述、淡化戰爭罪行、參拜靖國神社、為戰犯招魂。這一系列行徑，必然讓所有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感到憤怒與心寒。

中日之間的歷史仇恨，唯有未來對日本右翼勢力進行一場徹底的清算，才能真正得到解決。而完成這場清算的前提，不在日本，而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