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分子”陳方安生，勾結外部勢力禍亂香港，現在下場大快人心

1997年香港回歸交接儀式上，有個穿紅衣服的女人站在最中央——比中英兩國官員的位置都顯眼。

她叫陳方安生，香港"二號人物"。她爺爺是抗日名將方振武，為打日本人變賣家產、血戰察哈爾。

可誰能想到，這位英烈后人，后來竟成了跑到美國副總統面前搖尾乞憐的"亂港阿婆"。

要看清陳方安生的一生，得先把鏡頭拉回到上世紀四十年代。

按出身，她本可以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外祖父是抗日名將方振武，這樣的家世，本應意味著骨子里的家國情懷和抗爭精神。

但她成長的土壤不是內地戰場，而是港英統治下的香港。

那是一個被精心設計出來的“殖民溫室”：英語教育、英式禮儀、殖民地公務員體系，把一批本該與祖國命運緊緊相連的華人精英，培養成忠于倫敦、不問民族的行政機器。

在這個過程中，她的價值觀也一步步被“格式化”。

對上，是對總督和英國內閣的絕對效忠；對下，是對本地社會保持一種俯視和疏離。

1993年，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命她為“首位華人布政司”時，外界給她安的標簽是“華人之光”，但實際含義更接近“最乖的殖民地管家”，熟悉本地，又足夠認同英國那套秩序。

這種“認同錯位”，在1997年回歸之后迅速暴露。

回歸前，她參與大量與英方的過渡談判，位置敏感。

回歸后，她名義上成了特區政府的高官，胸前掛著大紫荊勛章，話里卻始終透著一種對中央、新制度的不信任。

她主導的公務員體系，打著“程序正義”“政治中立”的旗號，對一切涉及國家安全、與內地深度合作的項目，能拖就拖、能冷就冷。

表面上，她守的是“制度”，實質上是在用港英時代那套規則，給新時期的治理不斷設置暗礁。

凡是可能加深香港與內地一體化的舉措，她都通過行政流程、輿論引導去阻撓。

對她來說，1997只是一次禮賓儀式，心里真正認同的，從未是這片土地背后14億人的共同體，而是已經日落西山的那套殖民秩序。

可以說，回歸后的數年里，她把大量政治能量花在了“放冷槍”上，嘴上講“愛香港”，行動上卻處處給國家統一、政治整合制造障礙。

如果說早年的問題還只停留在“政治立場偏差”，2010年代以后，陳方安生的軌跡就徹底滑向“拿錢辦事”的黑金政治。

2013年，她牽頭搞了個叫“香港2020”的組織，打著“爭取真普選、維護核心價值”的旗號，實質上是為反對派整合資源、向外輸送話語的平臺。

此時，另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后者公開身份是媒體老板，地下角色則是反中亂港陣營的“金主”。

后來曝光的銀行記錄顯示，從2013年開始，黎智英通過支票、轉賬等方式，至少三次向陳方安生個人或其相關組織支付款項，累計約350萬港幣。

這筆錢不是慈善捐款，而是“政治活動經費”，可以用來印傳單、辦集會、請顧問、搞外宣。

拿了錢，就要“出成績”。

于是我們看到了2014年“占中”前后的那一幕幕：她以“前高官”“良心之聲”的身份，多次出現在反對派集會現場，煽動情緒、抬轎子。

更關鍵的是，她把戰場從香港街頭延伸到了華盛頓。

2014年前后，她多次赴美，拜訪美國時任副總統拜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人。

幾乎同步，華盛頓就開始醞釀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為后來一系列對港制裁打下輿論和法律基礎。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這一套升級得更徹底。

她再次飛美，見的名單里除了佩洛西，還有副總統彭斯、國會兩黨要角，話題已經從“關注民主”變成“對香港官員、機構實施制裁”。

同年夏天，媒體拍到她在香港酒店內與美總領館政治部負責人朱莉·埃德密會，時機正好卡在街頭沖突最激烈的那幾周。

表面是“禮貌會面”，背地里誰都知道這是“通氣”“對表”的動員會。

一邊是街上年輕人被煽動著去沖擊立法會、機場、地鐵。

一邊是她和外部勢力在空調房里策劃怎樣通過制裁、輿論戰給中央施壓。

到這一步，她早就不是什么“前政務司司長”，而是典型的“外部勢力本地代理人”。

2020年，《香港國安法》臨近出臺前夕，她忽然宣布“退出政壇”“全面退休”，理由是年老體衰、喪女之痛。

這一招表面看是“看破紅塵”，實際是嗅到風向不妙的“急剎車”。

擔心自己過去那些勾連外部勢力、收錢搞政治的行為，觸犯國安法，也在保住自己那份可觀的公職退休金和剩余資產。

如果真是痛改前非，她理應從此遠離政治圈。

可2025年，她又被媒體拍到出席美國駐港總領館的聚會，和新任總領事熱絡交談。

這種“退而不休”，說明她壓根沒跳出那套邏輯。

一有機會，還是想為外部勢力牽線搭橋。

所謂“金盆洗手”，其實只是風頭緊時暫避鋒芒。

從結果看，陳方安生晚年的境遇，的確充滿諷刺意味。

丈夫早逝，唯一的女兒在57歲時突然離世，弟弟在輿論壓力和家族矛盾下走上絕路，女婿卷入官非。

曾經那個權勢滔天、呼風喚雨的“鐵娘子”，最后在中環豪宅里，身邊只剩下外傭和冷清。

一方面她享受著港英時代留下的豐厚退休待遇；另一方面，每次走出家門，都可能被普通市民認出，迎來的不是尊敬，而是輕蔑的眼神和一句“賣港賊”。

很多人把這歸結為“天道輪回”或“報應”，但更本質的問題在于，在香港這座城市完成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的轉型時，她選擇站在哪一邊。

她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背景和經驗，幫助香港更順利地對接國家、協調中西價值，做一座橋梁。

結果卻反其道而行之，長期作為阻力點存在。

用她的話說，是“守住核心價值”，用事實看，則是不斷給外部勢力提供攻擊自己同胞的彈藥。

從1997年到2019年，香港經歷了兩次關鍵節點。

第一次是回歸后如何快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第二次是“修例風波”后如何止亂治亂、防止“顏色革命”。

每到關鍵時刻，她選擇的站位幾乎都在對立面，質疑國家的制度，放大香港與內地的心理隔閡，鼓動西方施壓。

她希望用這種方式守住一個她心目中“理想的香港”，一個高度依附西方、拒絕與內地深度融合的半殖民城市。

但時代潮流已經把這條路淘汰，她的選擇只能把自己一步步推向民意的對立面。

如今，國安法落地、“愛國者治港”原則確立，香港社會在震蕩之后慢慢回歸秩序。

她的政治資本幾乎被清零，剩下的是一本難看的歷史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