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平壤：她調去元山前夜，告訴我“這輩子沒拉過男生的手”

2015年10月，平壤，羊角島酒店。

認識小金第四天，我鼓起勇氣，想拉她的手。

那時候我們站在萬景臺故居門口，游客們都進去看金日成小時候用過的石磨了，她一個人站在那棵老銀杏樹下等我。

秋風把葉子吹得簌簌響，有幾片落在她肩膀上。她沒拍，就讓它落著。

我走過去，離她大概還有兩步遠，手已經抬起來——

“張同志，”她往后退了半步，聲音輕得像蚊子，“不行的。”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

她低著頭，睫毛一抖一抖，不敢看我。過了好幾秒，才小聲說：“我們這兒，談戀愛要向單位報告。組織同意了才能處對象。”

“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在——”

她抬起眼睛，飛快地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耳根紅透了。

“我看得出來。”

那天晚上我沒睡著。三十一層的消防通道，我一根接一根抽煙。凌晨兩點，安全出口的綠光里，她不知道什么時候站到了旁邊。

“睡不著？”

“嗯。”

她把手里那個軍綠色的搪瓷缸遞過來。我接過去一看，是熱豆漿。甜口的，加了很多糖。

“我們平壤的，和中國味道一樣不？”她蹲下來，抱著膝蓋，臉埋在手臂里，只露出一雙眼睛。

“一樣。很甜。”

“那就好。”

我們就那樣蹲著，隔著一米遠，喝同一壺豆漿。走廊盡頭的掛鐘滴答滴答走著，大同江在窗外黑沉沉地流。

誰都沒提拉手的事。

金恩珠，二十四歲，平壤外國語大學中文系2011屆畢業生。

她的檔案在朝鮮是最漂亮的那種：父系烈士——父親1997年東海潛艇事故中犧牲，追授一級國旗勛章；母系貧農——外公是咸鏡南道種了一輩子土豆的老農民；本人政治思想考核連續五年“特優”，大學時作為學生代表給金正日獻過花。

組織很信任她。2011年畢業，全班32人，只有她一個分到了平壤國際旅行社。母親高興得哭了三天，把父親的舊軍裝翻出來，縫了一床棉被，讓她帶去平壤。

入職那天，人事科長找她談話：“恩珠同志，你接觸的是外國人，是祖國的窗口。要時刻記住，你代表誰。”

她點點頭，把雙人徽章別在左胸最正的位置。

那枚徽章六年沒換過位置。

2015年，朝鮮勞動黨建黨70周年。

這一年國內最大的口號是“70天戰斗”——從6月到8月，全國人民加班加點，工廠三班倒，建筑工地連夜干，為的是在10月10日建黨節之前，拿出一批“獻禮工程”。

金正恩在新年賀詞里說了一句話，被印成無數標語貼在平壤的大街小巷：

“不要再讓人民勒緊腰帶了。”

小金給我翻譯這句話的時候，眼睛亮了一下，很快又暗下去。

“我父親那輩勒了三十年，我哥那輩勒了十五年，我們這輩……”她頓了一下，“可能不用勒那么久吧。”

那天我們去黎明大街工地外圍參觀。那是2015年平壤最大的“獻禮工程”——八十天蓋完三十棟高層住宅，創造“平壤速度”。塔吊晝夜不停，焊花從七十層樓頂往下落，像一場反向的流星雨。

工人們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工裝，推著獨輪車運水泥。十一月的風刮在臉上像刀割，他們額頭上還掛著汗。

“一天干多少小時？”我問。

“不記小時。記進度。”她低下頭，“我父親年輕時也這樣。”

我沒再問了。

小金有個弟弟，叫金正洙，1992年生。

2013年入伍，分配在元山前線海岸炮兵部隊。那一年金正恩發表“并進路線”——核武和經濟兩手抓。海岸線突然變得重要起來，元山的駐軍增加了三個旅。

正洙走的時候，小金在旅行社剛轉正，請不下假。她母親一個人把兒子送到平壤火車站，回來時眼睛腫得像桃子。

“媽，我弟哭沒？”

“沒哭。他笑著上的車。車開了才把臉埋進膝蓋里。”

從此正洙再沒回過家。

2014年春節，他第一次打電話。小金把聽筒貼得緊緊的，聽見那邊風聲大得像要把電話線刮斷。

“姐，這邊海很好看。晴天的時候，水是藍的，和畫報上一樣。”

“冷不冷？”

“不冷。我們這兒有暖氣。比咸鏡南道老家暖和多了。”

他沒說的事，后來小金從別的軍屬那里聽說了：元山前線的哨所很多沒有接集中供暖，冬天靠燒煤爐。煤配給不夠，晚上輪流睡，每人兩小時，把大衣裹緊，互相靠著。

正洙的槍凍得拉不開栓，他用手焐了二十分鐘，指甲蓋焐脫了一塊。

2015年，小金攢了一年的工資，在黑市上托人買了兩個中國產的火腿罐頭——梅林牌的，一個四十塊人民幣。

她舍不得給正洙寄。不是舍不得罐頭，是舍不得路費。托人帶到元山，要給“勞務費”，一條煙或者十塊錢。她抽不起煙，十塊錢是她三天的伙食費。

她就那么把兩個罐頭放在員工宿舍的柜子里，放了一個月。

十月底，她聽說旅行社要派一批人去元山特區“支援建設”。她第一個報了名。

我問她：“是為了送罐頭嗎？”

她搖搖頭，又點點頭。

“是想看看他。”

“那申請了嗎？去元山看他？”

她沉默了很久。

“沒有。組織調我去是工作的，不能請假辦私事。而且……”她聲音輕下去，“而且見了又怎樣呢。見一面，走的時候更難。還不如不見。”

“那你還去元山？”

她抬起頭，眼睛里有很亮的光，但沒落下來。

“去近一點的地方守著。他冷的時候，我也冷。他餓的時候，我少吃一口。這樣想著，離得近。”

那晚我們并排坐在羊角島酒店消防通道的水泥地上，隔著一拳的距離。

她忽然轉過頭，很小聲地問：“張同志，在中國，男女搞對象，是自由的吧？”

“自由的。”

“不用組織批準？”

“不用。”

“想拉手就拉手？”

“想拉就拉。”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很瘦，指節突出，指甲剪得很短，邊緣有些倒刺。冬天的冷水洗多了。

“真好。”她說。

那天晚上，我們中間那拳頭的距離，始終沒有消失。

2015年11月14日，小金接到正式調令：平壤國際旅行社→元山特區開發指揮部旅游接待科。

“整建制支援”，全組七個人全部調走。通知下來到出發，一共三天。

她沒哭。連夜收拾行李，把六年攢下的家當全部塞進一個帆布行李箱：兩套制服、兩件襯衣、一條舊圍巾、母親縫的那床棉被、父親軍裝改的背心、那本翻爛的中朝詞典。

還有那兩個梅林火腿罐頭。

臨走前一晚，她來找我。還是那個消防通道，還是那盞綠幽幽的安全出口燈。

“張同志，我明天走了。”

“我知道。”

她站在那兒，手攥著衣角，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有句話……想跟你說。不說，怕以后沒機會了。”

我的心跳得像打樁機。

她吸了吸鼻子，聲音抖得厲害：

“這幾天，謝謝你。謝謝你給我講中國的事。謝謝你沒覺得我們這兒奇怪。謝謝你……想拉我的手。”

她抬起頭，眼眶紅透了，但眼淚一滴都沒掉下來。

“我沒拉過男生的手。沒處過對象。組織不讓，工作也忙。之前不覺得有什么，反正大家都一樣。”

“可認識你之后，有時候夜里躺著，會想：被人拉著手，是什么感覺呢。”

她把手背到身后，像怕自己忍不住伸過來。

“今天知道答案了。是那種——明明攥著，卻好像什么都沒攥住。明明要松手了，卻像攥了一輩子。”

她往后退一步。

“祝中國同志一路平安。”

轉身，走了。

高跟鞋敲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越來越遠。

我沒追。

不是不敢。是不能。

她走到走廊盡頭時，忽然停下來。

沒回頭。

只是抬起右手，在空中停了兩秒——

像要揮別，又像要握住什么。

然后那只手落下去，消失在拐角的黑暗里。

2015年11月17日，我離開平壤。

順安機場海關，那個檢查行李的年輕官員翻到行李箱夾層，掏出一包還沒拆封的德州扒雞。

他看了很久。包裝袋上的雞肉油光發亮，鹵汁濃得像琥珀。

“同志，這是雞嗎？”

“是雞。”

“真雞？”

“真雞。”

他沒再問。把扒雞放回箱子，壓了壓箱蓋。

“走吧。下次別帶了。”

我走到候機廳門口，回頭。

海關柜臺后面，那個年輕官員正低頭看著自己空空的桌面。窗外十一月慘白的陽光照在他肩頭——那里空著一塊，是曾經別過軍銜的位置。

我突然想問他叫什么名字，家里還有什么人，有沒有一個被調到元山特區的姐姐或妹妹。

但我沒問。

我連小金的微信都沒加上。朝鮮沒有微信。

2016年春天，托丹東的朋友輾轉打聽，得到一點消息：

小金到元山后分在接待科，主要負責整理投資說明會的中文資料。特區開發進展不太順利——外資都在觀望，規劃圖紙改了一版又一版。她的編制還在平壤旅行社，但歸期不定。

2017年秋天，又打聽一次：

小金轉崗做了資料管理員。特區指揮部縮減編制，接待科七個人調走三個，她是留下的。有人說她主動申請留下，因為弟弟正洙退伍后留在元山工地當電焊工，住得不遠，每個月能見一面。

2018年底，正洙結婚了。新娘是元山本地人，在水產公司做會計。小金請了半天假，去工地臨時宿舍喝喜酒。

酒席很簡單，烤了一條明太魚，燉了一鍋泡菜湯，主食是玉米面條。正洙敬酒時眼眶紅了，說：“姐，這八年，讓你操心了。”

小金把那個火腿罐頭放在新人面前。2015年買的，過期三年了，沒舍得拆。

2015年11月17日，平壤順安機場國際出發廳。

我過完安檢，站在登機口，忍不住回頭。

候機大廳那頭，海關檢查區外面，一個穿粉色長裙的身影站在那里。

很遠。隔著行李安檢儀、隔著出境登記處、隔著來來往往穿著灰色人民裝的人群。

她沒揮手，沒說話，甚至沒笑。

只是站在那兒。

像那年秋天站在萬景臺的老銀杏樹下。

風把她裙角吹起來，她沒去按。

我也沒有喊她。

我們中間隔著整個候機大廳。

隔著二十四歲和二十九歲。

隔著中國和朝鮮。

隔著“并進路線”、聯合國制裁、元山特區那些始終沒來的外資。

隔著兩個她永遠不敢問、我永遠不敢答的問題。

我不知道她還在不在元山，還穿不穿粉色裙子，還會不會在夜里一個人跑到消防通道，蹲在綠燈下喝一壺甜豆漿。

不知道正洙的孩子上小學沒有，那罐2015年的火腿罐頭拆開沒有，她有沒有告訴過任何人——2015年秋天，有一個中國游客，曾經想拉她的手。

她沒有給過我一封信、一條短信、一個能打通再掛斷的電話號碼。

只有一個我至今不知道名字的海關官員，在2015年11月17日，放行了一箱裝著德州扒雞的行李。

還有一片落在她發頂的銀杏葉，被快門聲驚落，隨風飄進那個再也回不去的十月。

窗外的凍雨停了。

我打開手機相冊，翻到那張十年前的舊照片。

她站在老銀杏樹下，粉色長裙，頭發上落著葉子，笑得又標準又傻氣。

我把照片放大，再放大。

第一次注意到她耳根有一點點紅。

那天風很大，不可能是熱的。

那應該是我把手伸出去、又收回去之后。

2015年10月7日，平壤時間下午三點十七分。

那片葉子落下來之前。

我沒能拉上的那雙手，她藏了十年的那點紅。

原來是同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