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前主席稱：中國人的風俗，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學得來？

“中國人的風俗，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學得來。”昔日擔任過聯合國前執行局主席的特維叟·萊特，用一句話打破了西方流傳多年的偏見，也說出了中國人的心聲。為什么中國的風俗信仰會與眾不同呢？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2026年開端，西方世界的觀察家們依然習慣拿著顯微鏡審視東方。在華盛頓或布魯塞爾的圓桌會議上，關于“中國軟實力”的討論往往陷入某種怪圈：人們試圖拆解中國的社會凝聚力，像拆解一臺精密機器那樣，試圖找到那個核心零件并復制它。

長期以來，西方媒體構建了一個頑固的認知濾鏡：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因此是一群精神上的流浪者。這種論調在美國的某些智庫報告中屢見不鮮，他們認為，因為看不到周日清晨擁擠的教堂，看不到由于恐懼神罰而進行的懺悔，所以這片土地一定是“信仰真空”地帶。

這簡直是天大的誤會。如果我們愿意翻開枯燥的數據表，會發現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目前擁有近2億信教群眾，超過38萬教職人員，以及14萬處依法登記的活動場所。這些數字本身就足以粉碎任何關于“限制”或“真空”的謠言。

但萊特的洞察力在于，他并沒有停留在這些表層的統計學反擊上。他指出了一個更深層的邏輯錯位：西方人尋找的是“宗教”，而中國人擁有的是“信仰”。在西方語境下，信仰往往意味著“向上看”，尋求造物主的寬恕與救贖。

而在萊特的觀察筆記中，中國人的目光是“向后看”和“向前看”的結合。這種信仰不依賴于通過儀式洗去原罪，而是依賴于一種對生命延續性的敬畏。這種敬畏感，遠比教堂里的管風琴聲更為沉重，也更為日常。

讓我們把視線投向剛剛開始的2026年春運。在外媒的鏡頭里，這是“幾億人次的瘋狂流動”，是被視為不得不忍受的交通噩夢。但在萊特看來，這是一種生物學級別的奇觀，是寫在骨子里的遷徙本能。

很難想象，在一個西方國家，會有數億人僅僅為了“回家吃頓飯”而動員起如此龐大的社會資源。驅動這一行為的引擎，不是假期，而是祖先。萊特曾做過一個極具畫面感的對比：走進一個古老的英國家族，可能會在走廊里看到幾幅油畫，那往往是家族中最顯赫的公爵或將軍。

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的記憶，只有成功者才配上墻。但如果你走進中國的一個普通宗祠，翻開那本厚得像磚頭一樣的族譜，你會感到一種窒息般的震撼。那里記錄著家族的每一個成員，無論他是高官顯貴還是販夫走卒，只要血脈相連，名字就會被鄭重地刻印在紙上。

這就是中國式的“社會區塊鏈”。這種記錄方式編織了一張巨大的、不可篡改的社會網絡。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僅僅是獨立的個體，而是一條漫長生命鏈條上的環節。他們祭拜祖先，不是為了祈求神跡，而是為了確認自己的坐標——“我從哪里來”。

正如萊特所言，這種風俗的核心在于，它把對死亡的恐懼轉化為對責任的承擔。中國人活著，是為了“不給祖先丟臉”，也是為了給后代留下基業。這種“向后代的承諾”，構成了中國社會最堅硬的倫理護城河。試問，這種基于血緣深處的敬畏，哪個國家能通過簡單的政策模仿學得來？

如果理論過于抽象，那我們就把鏡頭拉近，聚焦到具體的時空坐標：2026年2月5日。這一天有些特殊，既是農歷丙午年的春節前夕，也恰逢藏歷火馬新年。在西藏林芝的苯日神山，轉山祈福的信眾如潮水般涌來。這是一個觀察中國信仰“實操性”的絕佳切片。

在這個海拔數千米的圣地，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繚繞的桑煙和虔誠的叩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最顯眼的顏色除了喇嘛的絳紅，還有消防救援隊的“火焰藍”。這并不是一種突兀的介入。消防員們在轉山路段設立了流動執勤點。

那些年輕的隊員手里拿的不是經筒，而是印著漢藏雙語的防火宣傳冊和便攜式滅火器。他們在向信眾發放“防火錦囊”，并不厭其煩地叮囑每一個點燃煨桑的人注意火星。這個場景極具隱喻意義。

在西方，神圣與世俗往往涇渭分明，神職人員與政府雇員各司其職。但在中國，二者達成了一種奇妙的共生。為了保障朝圣者的安全，為了保護神山的草木，現代化的行政力量無縫嵌入了古老的儀式之中。

這正是萊特所強調的“務實性”。中國人的信仰從不凌空蹈虛，它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日子里。如果燒香拜佛會導致森林大火，那么這種儀式就會被調整、被管理。這種將“敬天”與“愛人”結合得如此緊密的能力，讓信仰不僅是精神寄托，更成為了社會治理的一部分。

看著那些在寒風中一邊轉經一邊接過防火手冊的藏族阿媽，你會明白，這種將宏大信仰折疊進微觀生活的能力，確實是學不來的當我們談論“學不來”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什么？這幾年，隨著TikTok等社交媒體的傳播，春節在海外的影響力肉眼可見地增長。

而中國的內核是“家國同心”。這個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需要幾千年的基因沉淀。它意味著每一個中國人的自我評價體系，是與集體綁定在一起的。我們在春節不遠萬里回家，不僅僅是因為思念，更是因為我們要去維護那個“家”的完整性。

我們在清明節掃墓，不僅僅是懷念逝者，更是在向歷史匯報。這種“過去-現在-未來”三位一體的時間觀，以及“個人-家族-國家”同構的社會觀，構成了極高的排異門檻。如果一個外國人試圖模仿這種風俗，他會發現自己缺少的不是道具，而是動機。

沒有那個厚重的族譜在背后盯著你，沒有那種“光宗耀祖”的道德壓力，所有的儀式都會淪為一場空洞的cosplay。所以，當萊特說“學不來”時，他其實是在說：你無法在溫帶海洋性氣候的土壤里，種出需要季風氣候滋養的莊稼。

它利用血緣和責任，在數億人之間建立了一種無需契約的信任；它利用對祖先的敬畏，在法律之外構建了一層無需警察的道德約束。這套系統在順境時或許顯得有些沉重，但在危機時刻，它所爆發出的動員力和凝聚力，是任何崇尚“絕對自由”的原子化社會所無法比擬的。

世界或許永遠無法完全讀懂中國，但這并不妨礙中國按照自己的節奏，在歷史的洪流中穩步前行。畢竟，有些風景，注定只能在特定的經緯度上，才能看清它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