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會議全場起立致敬！美國法官怒斥：自家政策反復太荒唐

歷經四十年研究與十余年聯邦資助，“住房優先”倡導者薩姆·岑貝里斯在美國政壇再度淪為“異類”。

在向全球各大洲推廣“住房優先”理念的第四個十年來臨之際，美國學者薩姆·岑貝里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這項旨在幫助無家可歸者的方案，曾讓各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達成共識：住房是一項基本人權。然而現在，他卻遭到了美國聯邦政府的嚴格審查。

上世紀90年代，岑貝里斯提出了一個樸素的理念：流落街頭的人們渴望且應當獲得無附加條件的安居之所。若輔以可及的心理健康與成癮治療服務，以及持續關懷的個案管理，絕大多數人便能長期保有住所。

他的研究證實了這一理念：根據多項研究數據，“住房優先”模式能使至少85%的受助者在12或24個月后仍保持住房穩定，該比例遠超其他所有現行方法。

今年10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莫尼卡的公寓里，岑貝里斯向我講述了他近期一次“令人大開眼界”的經歷。

他當時正準備通過視頻會議平臺Zoom進行一場關于無家可歸與健康關聯的演講。這類演講他已進行過數百次，此次受眾是由美國國家醫療法律合作中心邀請的數十位醫生和律師。活動組織者告知他，資助該活動的聯邦機構——美國衛生資源和服務局（HRSA）——要求提前查閱并審核他的幻燈片。

當岑貝里斯收到退回的修改稿時，整份材料布滿了紅線標注。美國聯邦官員刪除了多處關鍵內容：包括涉及種族歧視性政府政策是無家可歸成因的論述，“減害”和“創傷知情”等專業術語，以及他作為“住房優先”倡議創始人的身份說明。

面對此景，活動組織者當即決定：為避免修改內容，將不再使用聯邦資金支付本次活動費用。

這段經歷令岑貝里斯深感震驚。“這是一個大國，”他對我感慨道，“竟然有人有時間逐頁審查我的幻燈片，實在令人毛骨悚然。這無疑是當頭棒喝。”

該事件折射出美國特朗普政府正試圖在國內廢除岑貝里斯耗費畢生心血建立的政策體系。聯邦政府轉而推行被稱為“治療優先”的傳統方案——該方案基于一種前置理念，即“無家可歸者必須先解決成癮、精神疾病等問題，才能獲得住房資格”。

歷史數據表明，該方案成效甚微，其住房留存率遠低于“住房優先”模式的一半。

今年夏天，特朗普以《終結美國街頭犯罪與混亂》為題簽署行政令，將這一新政策正式立法。該行政令點名批評“住房優先”模式“降低了問責優先級”，并宣稱聯邦資金絕不會支持岑貝里斯的理念。

這一政策逆轉發生在聯邦政府持續支持該項目十年、相關研究歷經四十年之后。在此期間，“住房優先”理念已融入全美各州的無家可歸者援助計劃。

數據顯示，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與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合作，通過“住房優先”策略使美國無家可歸退伍軍人數量從2009年的73,000人大幅降至2020年的36,000人。在美國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該策略助力無家可歸者數量從2015年的1521人降至2024年的885人，降幅達42%。

HUD于去年11月提出削減永久性住房補貼資金的提案，擬削減三分之二的撥款。這項至少25億美元的削減計劃，可能直接危及17萬人的住房保障。

特朗普對“住房優先”政策的排斥并非無端而起。早在保守派智庫傳統的“2025計劃”呼吁終結該政策時，反對聲便已浮現，這一立場自特朗普首個任期延續至今。

這些批評暗含特定的意識形態傾向：首先，如“2025計劃”所言，“住房優先是極左理念，其前提是認為無家可歸主要源于個人處境而非行為問題”。

換言之，保守派認為街頭生活的根源在于個人自身——與可負擔住房短缺、生活工資不足等結構性問題毫無關聯。無家可歸者被視為危險群體（盡管事實是他們更可能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非施暴者），因此必須將其清除出城市街道，安置于機構環境中。

保守派批評中的另一條主線邏輯是：既然無家可歸現象依然存在，那就證明“住房優先”政策無效。

我們必須讓人們明白，這不僅僅是房屋鑰匙的問題

11月初，在德國柏林，一位來自西班牙巴塞羅那的年輕社工在會議間隙興奮地找到岑貝里斯。她剛用六個月時間在工作中實踐“住房優先”理念，渴望與該理念創始人合影。

當時，我們正參加由岑貝里斯及其德國、美國同事主辦的首屆歐洲“住房優先”會議。這場盛會匯聚了來自20余個國家的社工、政府官員、項目管理者及曾經的無家可歸者。

我與岑貝里斯相識已有二十年。21世紀初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報道無家可歸者問題時，我關注到了他的工作。此次我隨他來到柏林，旨在記錄他的理念在此地的反響。

類似的手機合影場景在會場反復上演，仿佛這位身高六英尺、身材瘦削、留著短灰胡須、受過心理學訓練的學者，是某位巨星或搖滾樂手。他似乎很享受數百名與會者的關注與熱情——這些實踐者或研究者應用其方法的時間跨度從數周到十余年不等。76歲的高齡與膝蓋手術的雙重壓力，絲毫未減其工作熱情。

但他仍忍不住對比在美國“遭受攻擊”與在德國吸引泛歐洲聽眾的巨大反差。

“這很有趣，”他告訴我，“三十五年前我剛開始做這件事時，在美國被視為異類。傳統體系的會議不歡迎我。后來我積累了大量數據，堅持不懈，‘住房優先’最終成為主流。如今卻又回到了原點。我在歐洲成了英雄——在美國卻又成了異類。”

會議匯聚了法國實施15年的“住房優先”項目負責人及英國推行11年的項目代表。兩地成效與全球其他地區相當：參與者在項目啟動后12至36個月內維持住房穩定的比例均達80%以上。

與會專家及代表們深入探討了實施中的挑戰：愛爾蘭面臨經濟適用房短缺，丹麥在協調心理健康與成癮服務時困難重重，英格蘭則存在資金不確定性。法國等國的多位參與者也擔憂無家可歸者數量的持續攀升。

但與美國高層的現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與會者對該模式的信念堅定不移。

歐盟執行機構住房工作組成員斯特凡·里普卡向聽眾闡明其機構立場：“獲得可負擔住房不應被視為特權，而應是基本權利”——這正是“住房優先”的核心理念。“歐盟委員會將繼續通過政策、資金和數據支持‘住房優先’模式，”他承諾道。

為期兩天的活動還包含若干實務研討環節。來自奧地利薩爾茨堡的一位青年向愛爾蘭研究員琳恩·卡希爾提問：“服務期限多長？”

坐在我身旁的岑貝里斯鼓掌輕聲贊嘆：“太美妙了。”他補充道：“我們必須讓人們明白，這絕非僅僅是房屋鑰匙的問題。”

而在美國本土，服務無家可歸者的項目正彌漫著令人不安的低迷情緒。

某非營利組織負責人透露，該機構預算達數百萬美元，采用“住房優先”模式后，數百名曾無家可歸者在入住24個月后仍保有住房的比例超過90%。但他表示不愿以個人名義公開批評特朗普政府。

盡管該組織部分資金來自HUD，但他擔憂特朗普政府整體削弱“住房優先”政策的舉措。由于其項目同時使用聯邦資金提供心理健康服務，他擔心這部分資金也會成為削減目標。這位負責人指出：“（政府）行為難以預測，我們不知會遭遇何種對待。”

“我們陷入這種境地令人痛心，”他表示，“他們完全是出于意識形態驅動，根本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岑貝里斯目睹這種恐懼正扼殺全美的非營利組織。“各機構都在設法保持低調，”他將聯邦政府對待“住房優先”模式的做法，比作其試圖在大學中根除“多元、公平與包容”（DEI）實踐的行徑。

這種恐懼已蔓延至負責租賃補助資金的HUD，以及其他資助關鍵服務的聯邦機構。例如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將削減全國近20億美元的心理健康與成癮治療服務經費，雖然次日便撤銷了該決定，但震懾效應已然形成。

“這種態度就是：別惹人注意，否則他們會削減你的資金，”岑貝里斯直言。他發現自己現在耗費大量時間應對政府的政策動向。今年春季的美國“住房優先”會議主題定為“艱難時期的住房優先：堅守初心，勇往直前”，重點將探討在聯邦政府嚴密監控下如何實施該模式。

美國存在的懲罰性思維在歐洲并不存在

多位專家向媒體表示，特朗普關于無家可歸問題的行政令正引發深遠影響。

“眼下處境令人心灰意冷……”美國全國消除無家可歸聯盟首席執行官安·奧利瓦坦言。這位深耕無家可歸問題三十年的專家（其中十年任職于HUD），其領導的政策研究機構正是針對住房資金問題起訴聯邦機構的兩起訴訟案之一的原告方。

奧利瓦承認，自21世紀初“住房優先”模式在美國主流化以來，執行層面的問題確實顯現。例如，HUD資金申請者為獲取補貼，往往虛報采用該模式，卻在心理健康服務等環節偷工減料。“有些項目標榜‘住房優先’，卻未能忠實踐行該模式，”她指出。

但現任政府并未提出改進方案，反而基于“無家可歸者在解決心理健康與成癮問題前不配獲得永久住房”的理念，推動政策徹底轉向。奧利瓦指出：“我們正倒退回八九十年代那些既無效又無法提供永久住房的舊模式。”

美國紐約大學銀色社會工作學院教授黛博拉·帕吉特自80年代便與岑貝里斯相識。“當年我認為‘住房優先’是個瘋狂的主意，”她坦言，“但后來它被證實有效——如今卻遭受質疑。”

這位研究者列舉了美國、加拿大、瑞典、意大利和瑞士數十年來關于“住房優先”的研究，其結果與岑貝里斯的研究“驚人地相似”：約85%的受助者得以安居。

帕吉特指出，保守派的攻擊源于“住房優先”觸及了美國社會的敏感神經：“我們既希望幫助他人，又要求他們自力更生。”

編寫《歐洲住房優先指南》（現已譯成12種語言）的英國學者尼古拉斯·普萊斯指出，在歐洲推廣該模式的機構成功突顯了其成本效益——長期無家可歸者流落街頭時，因頻繁使用緊急醫療服務及與司法系統產生交集，往往給社會造成巨大負擔。

他指出，特朗普政府行動背后的保守派論調——既然無家可歸現象依然存在，那么“住房優先”必然失敗——實屬“極度不合邏輯”。“這好比說‘既然人們還會生病，何必需要醫生？’”

岑貝里斯及多位受訪專家指出，右翼論調忽視了諸多結構性因素。專家們強調，無家可歸現象持續加劇源于可負擔住房短缺、社會服務削減，以及各級政府普遍對“住房優先”策略投入不足。其他因素還包括芬太尼流行病與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

普萊斯警告稱，若美國繼續推行特朗普行政令所列政策，“無異于倒退回伊麗莎白時代的《濟貧法》”。他所指的是17世紀的英國法律，該法允許當局對拒絕勞動的健康者實施監禁或罰款。

“削減實際有效的援助措施，將帶來巨大的人力、財政和社會代價，”他強調，“這涉及更深層的拷問：我們究竟想要建立怎樣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