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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博士后王鈺冰
伴隨著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深度調整,中國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匹配、就業難與招工難并存的結構性就業矛盾已成為就業領域主要矛盾。本文聚焦于人工智能技術革命和政府作用對經濟結構轉型和結構性就業矛盾的影響,為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和決策參考。
結構性就業矛盾與經濟結構轉型密切相關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伴隨著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深度調整,中國勞動力市場出現較大變化,目前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匹配、就業難與招工難并存的結構性就業矛盾仍然突出,成為就業領域主要矛盾。面對新發展階段中國就業領域主要矛盾的變化,國家已經把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促進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結構性就業矛盾的形成與發展和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是密切相關的。一方面,伴隨著勞動力和人口總量相繼達峰并呈下降趨勢,人口紅利逐步收縮,低技能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面臨著用工成本持續上漲的經營壓力;另一方面,高技能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較慢,難以拉動高技能勞動力和技術工人的工資快速增長,也就無法有效激勵教育培訓體系快速調整以更好適應勞動力知識技能要求,學歷與技能錯配現象日益突出。
開展職業技能培訓、促進教育培訓與勞動力市場需求更好匹配有助于直接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而且勞動力需求結構也受勞動力供給結構轉變、生產和技術結構轉型、產業部門和家庭生產部門時間配置等因素深刻影響,因此準確把握勞動力市場發展趨勢和有效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問題,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從經濟結構轉型的宏觀發展視角加以研究。
由此出發,筆者與合作者的研究聚焦于人工智能技術革命和政府作用對經濟結構轉型和結構性就業矛盾的影響,為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和決策參考。現有關于結構轉型和人工智能的文獻較少關注結構性就業矛盾和家庭生產,該研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技術革命在產業部門和家庭生產部門同時推動了機器換人,進而通過影響勞動時間配置和產業結構轉型趨勢對結構性就業矛盾產生深刻影響,從時間配置結構轉型、人工智能技術變革和政府作用視角拓展了關于生產結構和就業結構關系的理論研究。
人工智能技術革命影響經濟結構轉型和結構性就業矛盾的理論分析
借助這一新的理論視角,筆者與合作者構建了一個包含勞動和就業結構轉變、生產和技術結構轉型、產業部門和家庭生產部門時間配置的系統性理論分析框架,刻畫出高低技能勞動需求結構和高低學歷勞動供給結構不匹配的結構性就業矛盾,研究了人工智能技術革命對經濟結構轉型和結構性就業矛盾的影響。具體地,模型中勞動力被分為高技能勞動和低技能勞動,在技能密集型產業和非技能密集型產業與家庭生產部門進行生產。
結構性就業矛盾在模型中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高學歷勞動力的相對供給增長,但又無法完全滿足高技能勞動要求,也就難以實現充分就業;另一方面,低學歷勞動力的相對供給下降,但低技能需求結構沒有快速調整,企業雇傭低技能勞動的用工成本就會快速上漲。這兩方面特征都與技能溢價相關,并受勞動力供需結構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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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清華金融評論》2026年2月刊總第147期
編輯 | 周茗一
審核丨丁開艷
責編 | 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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