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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玉春,今年七十五歲,住在甘肅張掖城邊的一間小雜院里,曾經(jīng)是一名紅西路軍的女戰(zhàn)士。如今的我記憶日漸模糊,街坊四鄰的樣貌,在我的腦中經(jīng)常無法長久的留存。只要我一閉上眼,1937年那個寒冬的畫面,就清清楚楚地浮現(xiàn)在眼前,仿佛就發(fā)生在昨天。
那是我一輩子都忘不掉的日子,是西路軍兵敗河西的黑暗時刻,我們一千三百多名婦女獨立團的女兵,在祁連山麓浴血奮戰(zhàn),最后大多埋骨他鄉(xiāng),我不過是僥幸活下來的一個。
我是四川巴中人,1933年參軍,那年我才十幾歲。山里的苦日子熬夠了,聽說紅軍是窮人的隊伍,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我便跟著隊伍走了,成了九軍二十七師經(jīng)理部女工工廠的一名戰(zhàn)士。
后來,我們跟著西路軍一路西進,越往西北走,天越冷,路越難。走到臨澤老城時,馬匪剛打下高臺,滿城的血腥味還沒散盡,就把臨澤城圍了個水泄不通。
城里只有我們總供給部和女子團的人,子彈少得可憐,連像樣的武器都沒有,每個人手里攥著的,不過是剪刀、扁擔,甚至是赤手空拳。馬匪的喊殺聲就在城外,我們守著空蕩蕩的城池,心里卻沒一個人怕,都想著,就算拼了命,也不能讓敵人欺負了去。
舊歷臘月二十六的夜里,祁連山的風刮得像刀子,割在臉上生疼,骨頭縫里都透著寒氣。鄭義齋部長在太白廟召集我們,聲音壓得極低,生怕被城外的馬匪聽見:“今晚突圍,腳步放輕,咳嗽了就捂住嘴,口令是‘后頭跟上’。”
我們每個人都戴了土造的防風鏡,玻璃片糊在眼睛上,擋不住漫天飛雪,只能勉強看清眼前的路。出城門的時候,天上沒有月亮,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只有馬蹄踏在冰層上的脆響,在寂靜的夜里格外刺耳。
突然,兩槍突兀地劃破黑夜,我還沒反應(yīng)過來,就被身邊的戰(zhàn)友按著頭往前沖。緊接著,路兩邊的機槍響了起來,像爆豆一般,子彈打在凍土上,濺起一串串紅火星。身邊的姐妹一個接一個倒下,有的悶哼一聲,就再也沒起來,聲音被狂風吞得干干凈凈,連一句遺言都留不下。
我只顧著低頭往前跑,腳底下踩的是冰,是雪,是戰(zhàn)友溫熱的身體,我不敢回頭,不敢停,一回頭,就再也跑不動了。那一夜,祁連山的雪,埋了多少年輕的姑娘,她們和我一樣,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紀,還沒來得及看一眼太平盛世,就永遠留在了那片冰天雪地里。
沒能沖出去的人,只能撤回城里。小炮彈接二連三地炸進來,殺傷力不大,卻把每個人的心都炸得惶惶不安。沒過多久,城還是破了。“殺——”的喊叫聲穿透街巷,馬匪的騎兵沖了進來,刀光映著雪光,晃得人睜不開眼。我們幾十個人躲在一間屋里,男同志舉著空槍,一遍遍喊“我們沒有槍”,可冰冷的馬刀,還是架在了我們的脖子上。
后來,我們被押到張掖城。我怕被認出來是紅軍女兵,只能謊稱是兵工廠家屬,僥幸被送進了馬家軍的修械廠。廠里的草窩子漏風漏雪,夜里躺在上面,凍得根本睡不著,我睜著眼到天亮,想著死去的戰(zhàn)友,眼淚剛流出來,就凍成了冰碴。
沒幾天,一個消息傳來,我們要被轉(zhuǎn)押去青海。我心里清楚,翻祁連山的路,就是死路,多少姐妹都沒能熬過那片雪山,凍死在半路,我要是去了,也絕無生還的可能。
就在這危難時刻,河南來的貨郎袁師傅悄悄給我指了一條逃生路。天麻麻亮的時候,我趁著看守不備,從修械廠的后門跑了出去,過了石板橋,一間草房里,兩個嫁給馬匪軍官的四川老鄉(xiāng)收留了我。老鄉(xiāng)見我是四川人,念著鄉(xiāng)情,留我住了一晚,可我知道,這里終究不是久留之地,馬匪一旦發(fā)現(xiàn)我逃跑,必定會四處搜捕。當晚,我趁著夜色再次逃亡,剛走了十幾步,就被一個高個子男人攔住了去路。
“前面抓得緊,快回去!”男人的聲音低沉,透著一股善意。
那就是王英魁,我后來的老伴。他沒有把我交給馬匪,反而把我領(lǐng)到了祁家園子,那里還藏著一個外號叫“牦牛腿”的女紅軍。等他再回來時,帶了工友譚襄誠,憨厚地說:“都是出門掙飯吃的苦命人,想把你介紹給他,也好有個依靠。”我沒吭聲,只是低著頭,心里滿是惶恐。
沒過多久,偽保長來搜家,譚襄誠的妻子二話不說,拉著我從后門躲進了水池邊,用身體護著我。那是我落難以來,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這陌生的西北大地上,有人愿意護著我,有善意能讓我依靠。
后來,我便跟王英魁住到了一起。整整兩年,我沒敢踏出大門一步,生怕被馬家軍的人認出來,再遭劫難。我聽不懂張掖話,街上“賣油塔”“賣蘿卜纓”的吆喝聲,在我聽來都是陌生的腔調(diào),我連油塔是啥東西都不知道,整日躲在屋里,不敢出聲。
王英魁是個實在的陜西漢子,話不多,心卻善,他從不追問我的過去,從不問我從哪里來,經(jīng)歷過什么。他每天出去做工,掙來的錢都拿來給我買吃的,默默收拾屋里的雜活,用他佝僂的身子,為我撐起了一方安全的天地。
他的背,是早年做工累駝的,可就是這樣一副孱弱的身軀,在亂世里,給了我一條活路。
解放后,天終于亮了,壓在我們頭上的烏云散了。我當了十六年的街道婦聯(lián)主任,年年都被評先進,可我一分工資都不拿。有人問我為啥,我笑著說,我不是啥干部,只是個普通的老百姓。
當年那么多姐妹都犧牲了,她們沒等到解放的這一天,沒過上一天好日子,我能活著,能替她們多做點事,心里就踏實了。
造反派不死心,又問我們是怎么結(jié)的婚。老漢的聲音里沒有半點波瀾,卻讓滿屋子的人都靜了下來:“她沒有男人,我沒有女人,經(jīng)人介紹就在一起蹴下了,結(jié)的什么婚!”一句話,堵得造反派啞口無言,連在場的人都忍不住笑了。是啊,哪有什么驚天動地的緣由,哪有什么海誓山盟的愛情,不過是亂世里兩個苦命人,互相給了一條活路,互相暖著過日子,僅此而已。
如今,我和王英魁守著這間小雜院,過著平淡的日子。黨史辦的人要給我們拍照,我們爽快地答應(yīng)了。
屋里太暗,我們便走到院子里,南屋的陰影遮了大半天地,只有北墻根留著一抹夕陽,暖融融的,灑在我們身上。兩位年過古稀的老人并肩站著,臉上沒有滄桑的沉重,只有歷經(jīng)風雨后的坦然。
我從巴山蜀水走來,帶著四川姑娘的韌勁,在祁連風雪里九死一生,最后在張掖這座小城,遇見了那個救我于危難的老漢。祁連山的雪再冷,也凍不僵人心的溫暖;亂世的風雨再大,也沖不散平凡的相守。
這輩子,我見過最慘烈的血火,失去過最親的姐妹,也遇過最善良的人,守過最安穩(wěn)的日子。那些風雪里的往事,我藏在心底,從不輕易提起;而身邊這個佝僂的老伴,是我這輩子,最暖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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