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到現在還以為:美國國債,依舊是“天下最安全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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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一向以穩健著稱的瑞典、丹麥養老基金,悄無聲息地把手里的美債大幅甩賣。印度央行默默減倉,美國長期國債持有量跌到五年來新低,連英國的養老金也開始加快撤出美元資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給了這一連串動作一個更直觀的沖擊:全球外匯儲備里的美元占比,已經跌到了近三十年來的谷底。
這不是哪家機構“一時沖動”,更像是一群老會計在做同一件事:提前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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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聽到“38萬億美元國債”并沒什么實感。可以這么理解:美國政府這些年,就像一個越花越大手大腳的家庭,收入跟不上生活水平,但又不愿意縮減開支,只能不斷開欠條。
以前,全世界都搶著接這個欠條。為什么?因為美國有三樣東西:強勢的軍力、全球通用的美元、以及一個至少在表面上“穩定可靠”的制度。只要這三樣東西還牢靠,美債就相當于帶利息的“高級存款”。
問題是,這幾年的現實,把這種信任一點點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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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空心化,稅收跟不上支出,財政赤字越滾越大,國債總額一路沖上38萬億美元,利息支出開始呈爆炸式增長。更麻煩的是,以前那些最愿意給美國“續命”的大買家,現在紛紛轉身。
中國持續減持,日本自己也捉襟見肘,歐洲陷在自身的財政和政治泥潭里,還得提防貿易摩擦中的關稅大棒,對美元資產的興趣一降再降。
關鍵數據擺在那里,全球央行的黃金儲備,已經在幾十年后第一次超過了它們持有的美債規模。
當大家都開始把黃金視為“安全本”,你就知道,那個過去被視作“零風險”的資產,已經不再被無條件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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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習慣性地把這場危機,理解成“全世界逼美國還錢”。
但翻開美國財政部的賬本會發現一個不那么被提起的事實:大約四分之三的美債,其實是美國人自己拿著,銀行、保險公司、各類基金、聯邦和州層面的機構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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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美債這座高塔,更像是美國內部金融體系搭出來的積木。只要塔不塌,游戲就能繼續。一旦有一塊挪動得太急,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先崩的是自己人。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一個有點詭異的畫面:對外,美國強調“信譽絕不會出問題”。對內,則在想盡辦法讓自己的金融系統繼續幫政府接盤。
這也是為什么,華爾街對特朗普再次走進白宮、重新指點美聯儲,會如此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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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外界披露的信息,一旦沃什上臺,美聯儲和財政部之間可能會達成一項非常激進的安排:把手中短期國庫券的持有比例,從大約5%,一口氣拉到五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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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什么?簡單講,就是央行親自下場,大量買入短期美債,用自己印出來的美元去接政府開出的欠條。
在教科書上,這叫“債務貨幣化”。在現實世界里,它更像是把右手的欠條塞到左手,再宣布“市場很穩定”。
短期來看,這或許能壓住利率、穩住市場情緒,但本質上,就是往已經有點發熱的鍋爐里再多添幾塊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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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常規工具越來越難用,一些更極端的設想就被抬上了臺面。
有觀點提出一個聽上去近乎瘋狂的思路:主動推動一輪類似“布雷頓森林3.0”的重構,美國放棄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讓本幣一次性大幅貶值,幅度甚至被描述為“300%”。
這樣一來,用未來極度貶值的美元去償還今天的債務,美債的實際負擔就等于被“清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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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的邏輯是:先用貨幣大貶值完成債務出清,然后靠便宜的勞動力成本和低幣值,重新打造一個更有競爭力的制造業體系。
聽起來很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休克療法”,但只要稍微往深里想一步,就不難發現,這招更像是一顆自毀按鈕。
首先,美國完善的產業鏈早已大量外遷。要重新把生產線拉回來,不是砸幾個補貼、推廣一點政策就能解決的,缺的是完整的工人群體、上下游配套和多年的技術積累。貨幣再便宜,如果沒貨可賣,也撐不起一個經濟體。
一旦美元貶到這種程度,美國普通家庭的存款、養老金、保險資產都會遭遇斷崖式縮水,日常物價的上漲速度,可能會超過任何一段歷史時期。社會秩序是否還能維持在可控范圍內,本身都要打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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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一點在于:美元的全球地位,離不開美國在政治、軍事上的主導地位。主動選擇讓美元“退位”,等于默認自己的霸權不再具備全球號召力。
這種自降級為“區域性大國”的結果,是美國現有政治精英極難接受的——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權力與認同的問題。
所以,在現實層面,這套聽上去熱鬧的“終極方案”,更像是一種對絕境的理論推演,而不是即將到來的政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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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美國這幾年在美債問題上的操作有一條主線,那就是:哪怕困難再大,也要先把“強大”的外殼維護住。
這層外殼,最顯眼的就是軍事存在和全球議題中的話語權。一旦在某個關鍵沖突中明顯失利,不僅是威信受損,更會直接動搖市場對美元和美債的信心,“連仗都打不贏了,還能撐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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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為如此,你會發現一個微妙的變化:美國在一些熱點問題上的表態,逐漸從“高調介入”變為“口頭強硬,實質謹慎”。對臺海這樣的高風險地區,也開始釋放出更多不愿“直接卷入”的信號。
從金融角度看,這其實是一種求生本能:不能再隨便打一場自己沒有把握的仗,否則,美債這座高塔可能不是慢慢塌,而是瞬間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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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一切串起來看,美債危機并不是某一屆政府的“運氣不好”,而是幾十年消費透支、產業空心化與財政慣性疊加后的必然產物。
發債可以拖時間,印鈔可以延緩爆發,但都改變不了一個現實:支出結構沒有根本調整、實體經濟沒有真正恢復、美元的國際信任在一點點流失,那么風險就只能積累,不可能憑空消失。
國際資本已經用腳投票,養老金、央行儲備、黃金配置的變動,都說明了一個趨勢——集中押注美國的時代,正在走向尾聲。
至于那種“一次性貶值、債務清零”的“自救設想”,與其說是方案,不如說是對未來最極端情形的一種預演,它提醒世界,這套以美元為中心的金融秩序,并非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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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值得真正關注的,不只是“會不會爆”,而是“以怎樣的方式收場”:是長期緩慢地把代價攤在多年里,還是在某個節點,集中爆發一次劇烈的震蕩。這十年,大概就是答案逐漸揭曉的時間窗口。
而在那之前,美國還會繼續在“維持霸主形象”和“避免徹底翻車”之間小心平衡。美聯儲主席提名能否過關、國會如何在債務上限問題上繼續表演、國際資本是否還有耐心,這些看似專業的細節,其實都在共同指向一個問題:
當一個習慣了舉全球之力為自己買單的國家,被迫面對“再也沒人愿意無條件接盤”的現實,它究竟會選擇怎樣的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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