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鄧稼先臨終囑妻：來世仍做3個無悔選擇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戈壁深處的羅布泊上空，一團巨大的蘑菇云緩緩升起。那一刻，全國歡騰，廣播里播報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普通人只聽見鑼鼓鞭炮，遠離人群的實驗場里，卻有幾個人只是默默對視了一眼，又低下頭去做記錄。沒有人鼓掌，連“成功了”三個字都說得很輕。距離北京幾千公里之外，有人已經悄悄為后來的犧牲埋下伏筆，這個人，就是當時誰都不知道名字的“九院同志”——鄧稼先。

這場在歷史教科書里只占幾行字的成功，背后橫跨近三十年。從1958年接到任務，到1986年病逝，時間正好劃出一條清晰的弧線。弧線的一頭，是34歲的青年科學家，西裝筆挺，剛從普渡大學拿著核物理博士回國；另一頭，是被病痛折磨、卻仍然惦記試驗方案、工作安排的病床老人。兩頭看似遙遠，其實被同一個選擇緊緊綁在一起——把命系在“核武器事業”上。

有意思的是，鄧稼先這條人生軌跡，并不是從一張莊嚴的任命書開始，而是從一個普通家庭的夜晚起步。

那是1958年秋天的某個晚上，北京的風已經帶著涼意。許鹿希看著剛滿34歲的丈夫，臉上不再是實驗室里那種輕松的笑意，而是帶著一種下定決心后的篤定。鄧稼先沉默了好一會兒，才緩緩開口：“家里，以后我就顧不上了。”這句話說得不重，卻像一把刀，把他往后的日子一刀切成了兩半——一邊是家，一邊是國家，他只允許自己選擇一邊。

他沒有說明任務的內容，只說是“很重要的工作”。許鹿希追問，他擺擺手：“不方便說，總之，是值得干的事。”試想一下，那時的許鹿希不過剛三十出頭，家中老人、孩子都在，丈夫突然說要徹底“從家里消失”，換做任何一個人，心里都會打鼓。她只是頓了頓，最后回了一句：“去吧，我支持你。”這句看似平淡的話，實際已經決定了她后面二十八年的命運。

自此之后，九院的名單里多了一個關鍵人物，北京的普通居民名冊上卻仿佛少了一個人。

一、從“普渡博士”到“九院同志”

名單最后停在了“鄧稼先”三個字上。這個名字在學術界已經小有名氣：1948年獲美國普渡大學核物理博士，回國后在中科院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已八年，論專業水平，足以擔當重任。更難得的是，這個人性格低調，不愛張揚，平日里說話慢條斯理，看著就不像會對外多嘴的人。

從那之后，他在公開資料里“消失”，成為許多材料中只有代號、沒有姓名的“同志”。對很多老同事來說，他像是突然被風卷進了大漠，幾十年不見蹤影。

工作環境談不上舒適。核武器理論推演和試驗設計，大量繁雜計算只能靠人手和簡陋設備完成。辦公室里，成摞的資料堆得比人還高；戈壁灘上，風沙能把人的眉毛和頭發染成灰色。那時的生活很樸素，甚至可以說近乎“苦行僧”：一年中有大半時間不是在試驗場，就是在趕往試驗場的路上。

鄧稼先習慣把復雜問題寫滿一黑板，再一條條推演；到了野外，他又成了奔波在陣地之間的指揮者。理論和實戰，在他身上交織在一起。他不是坐在后方的“紙上談兵者”，很多關鍵環節，他都堅持在現場。

1964年原子彈成功試驗、1967年氫彈成功試驗，中國在極短時間內跨過了世界公認的技術門檻。外界只能看到結果，具體過程被層層保密，連參與其中的絕大多數人，也只知道自己那一小塊任務。鄧稼先明白，這是一條幾乎沒有回頭路的道路。

二、氫彈墜地與隱形傷口

1979年的那次意外，后來被很多人稱作“鄧稼先抱氫彈”的一幕，確實令人心驚。

那是一次氫彈空投試驗。按照設計，氫彈從飛機上投下后，降落傘應按程序打開，使其在預定高度、預定區域內完成試驗。傘未如期張開，裝有極為復雜構造和大量核材料的彈體，從高空直接摔向地面。雖然沒有發生核爆炸，但現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彈體損傷情況如何？內部結構是否受到破壞？核材料是否有泄漏？這些都急需確認。

就在眾人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時，鄧稼先做了一個幾乎沒人愿意做的決定。他只留下了一句話：“你們不要去，這是我做的，我知道怎么處理。我一個人去。”說完，轉身向事故區域走去。

在核武器試驗領域工作了那么多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其中風險。現代核武器在設計上有多重安全措施，不會因簡單撞擊就發生核爆，可裂變材料本身的放射性、構件破損帶來的散落，仍舊絕非小事。那一刻，他等于主動把自己暴露在最危險的環境中。

等到他把檢查情況搞清楚，問題上報，現場處置完畢，這顆“摔裂了的氫彈”總算沒有變成更大的災難。但那短短一段接觸，對身體造成的影響，卻是無形而深刻的。

回到北京后，許鹿希從別人口中得知“抱氫彈”的事情，幾乎當場就急哭了，拉著他直奔醫院。檢查結果非常刺眼：各項指標紊亂，尿液中檢測出放射性物質，白細胞染色體出現嚴重損傷。醫生的臉色很沉，說話時也格外慎重。

這已經不是普通疾病的預兆，而是長年輻射侵襲后的警告信號。可鄧稼先在短暫配合檢查后，又回到了九院，又上了試驗場。沒有正式的“休養期”，也沒有過多的“防護補償”，對他來說，“工作還沒完”似乎永遠排在第一位。

多年以后，當病因逐漸明朗，人們再回過頭來看，1979年這一次高強度附加暴露，對已經積累了較多輻射負擔的身體，幾乎是壓垮平衡的關鍵一擊。遺憾的是，這種傷口看不見摸不著，只能在時間里一點點顯形。

三、“你怎么現在才來”：病房里的攻堅戰

1985年7月，四川綿陽天氣炎熱。鄧稼先從九院出發，按要求趕往北京，參加一次重要的高技術會議。對外界而言，他只是一位“研究院的領導同志”，真實身份仍然隱秘。

難得回到北京家中，許鹿希第一句話就是問身體情況。鄧稼先想了想，說肝臟沒什么大問題，就是最近大便困難，有時疼得坐不住。許鹿希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堅持要他去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檢查。

他原本打算簡單看一下，順便拿點藥就去開會。沒想到檢查結果出來后，值班醫生嚴肅地看著他：“你怎么現在才來？”這句話沒有客套，像當頭一棒，把多年來一直被他“往后拖”的健康問題一下子推到了臺前。

九院按規定也會組織職工體檢，但每次體檢，他要么在羅布泊，要么在其他試驗基地，奔波在各條戰線上，很少有機會“正常排隊”。“忙得喘不過氣”，這不是夸張，而是常態。

這一次，肝臟反倒沒出大問題，直腸卻出了大麻煩。確診結果很快擺在桌上——惡性直腸癌。消息傳出去，牽動了不少人的心。

時任國防部長的張愛萍將軍早前見到他，就覺得不對勁：“你瘦了不少，氣色也不好。”在鄧稼先一再說“沒事”的時候，張愛萍并沒有當成客套，而是直接聯系301醫院安排檢查。確診后，張愛萍特地叮囑醫院：“馬上安排住院，專門組建治療小組，把這臺手術當成攻堅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1985年8月10日，301醫院為鄧稼先進行了直腸癌切除手術。那天大早，張愛萍趕到醫院，與九院相關負責人一起，在手術室外默默守候。他對眼含淚水的許鹿希反復說：“鄧稼先同志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保護他的生命健康，是我們的責任。”

不得不說，當時醫療力量已盡力而為，但現實并沒有給太多回旋余地。術后復查顯示，腫瘤細胞已有全身轉移趨勢，預后不佳。北京醫科大學的一位老校長聽聞病情后，握著許鹿希的手，沉痛地說：“在核輻射和癌細胞兩面夾攻下，他這個病很難。”

對鄧稼先來說，病床并沒有讓他“閑下來”，反而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辦公室”。理智上，他明白自己得做最壞打算——長期輻射暴露、手術創傷、化療反應，這些都擺在那；情感上，他又不甘心“躺著不干事”，一度還萌生過系統寫書的想法。

化療給這個本就消瘦的身體再添折磨。白細胞持續低下，醫生建議他回家休養一陣。他大致能判斷出“只剩幾個月”的可能性，卻反而因此更加抓緊時間。1986年春節，有位來京開會的同志去他家看望，剛好碰見他從公交車上下來，腳步虛浮，還拎著資料袋。原來，他剛從北京圖書館查完資料回來。

這種“病重仍查資料”的狀態，在常人看來近乎固執，但在他眼里，只是“該做完的事還沒做完”。

四、病情惡化與“我還能再選一次嗎”

1986年3月，病情加重，鄧稼先再次住進301醫院。5月16日，第二次大手術開始，目標是盡可能清除被癌細胞侵襲的組織，減緩擴散速度。手術過程中，醫生發現部分病灶已深入到手術刀難以觸及的部位，這無疑是個沉重的結論。

明知如此，他仍在謀劃“下一步”。他向九院發出紙條，請同事從四川再帶更多資料來。他打算在第三次手術之前，完成一件在他看來極為重要的事情——向中央寫一份關于核事業發展的建議書。

在病房里，他忍著化療帶來的持續疼痛，一筆一劃地推敲字句，不斷修改，直到在有限時間里寫滿兩大頁紙。寫完那天，他把材料交給許鹿希，特地叮囑：“這份建議書，比你的生命還重要。”這句話聽上去刺耳，卻足以看出他心里那個“輕重排序”的尺度——對他而言，國家長期安全與核事業布局，是壓在最上面的那一塊。

到了5月下旬，鄧稼先越來越難以忍受“被困在病房”的感覺。他很想回家，可醫生并不贊成。正好中央準備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對研制核武器有突出貢獻的同志進行表彰，通知要求有關人員提前去會場排練。鄧稼先聽說后，對醫生說：“這是黨中央的安排，沒辦法。”在再三權衡下，醫院同意他短時間離開病房。

出門后，他并沒有直接去排練場，而是讓車拐向自家。許多人后來回憶，那天的他神情反而格外安靜。家里的陳設依舊，家具位置沒變，墻上的掛鐘還在走，唯一變化的是，他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

晚飯之前，他特地打電話給大姐鄧仲先：“今天下午三點就別來醫院陪護了，一起回家吃個晚飯吧。”一家人圍坐一桌，特意準備了甲魚、蘆筍之類的營養菜。可這頓飯，他幾乎吃不出味道，也幾乎沒怎么說話，只是不停打量屋里的每個角落，看著每一張熟悉的面孔。大姐有些不安：這個平時愛笑、愛說段子的弟弟，怎么一句話都不肯多說？

很多年后，人們再回想起那晚，才意識到，那很可能是鄧稼先給自己安排的一次“默默告別”。他既不想用煽情的話把氣氛搞得太沉重，又不愿讓親人毫無心理準備，只能用這種平靜得近乎冷靜的方式，把最后的團聚“藏”在一頓普通晚飯里。

進入1986年6月，病情急轉直下，連經驗豐富的醫護人員也感到棘手。6月13日，美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從美國趕回來看他。兩人從青年時代相識，算得上半個世紀的老友。那天，楊振寧抱著鮮花站在病床前，神情凝重，把花放到枕邊時，眼圈明顯發紅。

等朋友離開后，鄧稼先對許鹿希說：“振寧知道我快不行了，所以特地帶了一大束花。”語氣平靜，沒有多余的感嘆。

不久之后，國家對他的貢獻作出了更為正式的肯定。7月15日，時任國務委員的萬里來到病房探望，轉達國務院決定授予他“全國勞動模范”稱號的消息。這是“七五”期間評出的第一個全國勞模。第二天，國務院副總理李鵬親自把證書和獎章送到他手里，感謝他在核武器和核工業發展中的長期付出。

為了不在這種正式場合下顯得過于虛弱，他服用了雙倍的止痛藥，強打精神表示感謝。那天，他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想法：核武器事業是成千上萬人的共同努力成果，個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鄧小平曾說：“你們大膽地搞核技術，搞對了是你們的，搞錯了我們黨中央負責。”他還特別提到聶榮臻、張愛萍等領導多次親臨試驗現場，強調正是在這種整體格局下，中國的核事業才走到了那一步。即使身患癌癥，他仍在日記里寫：“要頑強同疾病作斗爭，爭取早日康復，不辜負黨中央的期望。”

在生命的末段，他把手伸向床邊一直守護著自己的許鹿希，輕輕握住，說出了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若有來世，我還是選擇中國，選擇核武器事業，選擇你。”表面看來，這三句話只是簡單的排列，但如果對照他這一生走過的路，會發現這里面有著很清晰的內在邏輯。

選擇中國，是政治立場，也是價值判斷。從1948年學成回國開始，他就把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綁在了一起；選擇核武器事業，是專業選擇，也是安全觀念——在冷戰格局之下，沒有核威懾就沒有真正的安全；至于“選擇你”，是對許鹿希二十八年默默承擔的一句鄭重回聲。外人能理解前兩句的分量，卻很難完全體會第三句背后的辛苦，在這個家庭里，常年“缺席”的丈夫，意味著日常一切重擔都壓在妻子身上，包括照顧四位老人、養育孩子、應對旁人的猜測與流言。

這一連串選擇，貫穿了他從青年到老年的完整軌跡，也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大局緊緊纏繞在一起。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在北京301醫院去世，終年52歲。臨終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短短幾個字，沒有華麗辭藻，卻清晰透露出他最后仍在掛念的，是國家在關鍵領域的差距問題，而不是個人的苦痛。

回過頭看他的一生，并沒有多少鋪張的場面：青年時期的學術成就，大多被長期保密的技術檔案所“遮掩”；中年時期的關鍵貢獻，也常常隱藏在各種代號和“某同志”的表述里；等到名字逐漸被公開時，他已經躺在病床上，與世無爭。

如果把那句“若有來世，我還會做出這三個選擇”當成一種總結，不難看出，他對于自己的人生軌跡，并沒有太多猶豫或后悔。哪怕最終被病痛擊倒，哪怕長期輻射給身體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害，他仍然認定，這條路是值得走的。

對旁觀者來說，這樣的選擇很難要求別人去效仿，但它真實地存在過，也確確實實地影響了一個新興大國在關鍵安全領域的起步與防線。鄧稼先沒有用太多豪言壯語去解釋“為什么”，只是用幾十年的時間，把答案寫在了大漠深處的試驗場、夜以繼日的計算紙和被放射線切割過的染色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