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前主席稱：中國人的風俗，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學得來

“我們一直討論中國人為什么沒有信仰，其實這個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我們的信仰是宗教的信仰，讓我們學會‘懺悔與奉獻’；而中國人的信仰，是對傳承的信仰，所以他們生來就懂得‘繼承與奮斗’。 ”

對于中國人的特點，聯合國前執行局主席萊特說得很直接。

此外，他更是直言，正是中國人的這種傳承信仰，導致他們的習俗具有獨特性，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這種底蘊，所以根本學不來。

那么，到底是怎樣的風俗，讓萊特如此感嘆？

在中國傳媒大學那間并不算寬敞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智庫論壇大廳里，麥克風把邁克爾·萊特（Michael Wright）的聲音放大了。

作為聯合國前執行局主席，這位西方老派精英沒有選擇那種四平八穩、像溫吞水一樣的外交辭令，他站在聚光燈下，眼神掃過臺下的年輕面孔，直接把一個硬核的論斷“砸”在了桌面上。

萊特說，中國人的風俗，或者說這套社會運行的底層邏輯，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學得來，這話說得有點滿，甚至帶著點“排他性”的刺耳。

他不是在恭維，而是在陳述一個他觀察了數十年的冷酷事實：你可以模仿中國的基建，可以照搬中國的移動支付，甚至可以買走中國的無人機技術，但你永遠無法復制中國人的“精神操作系統”。

我們不妨把話聊得透一點，如果你去問一個典型的西方人，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答案大概率會指向天空——那是對神的懺悔與奉獻。

但你把同樣的問題拋給一個中國人，哪怕他從不進廟燒香，他的潛意識里也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算法。

萊特看得非常準，他把這定義為“繼承與奮斗”，這五個字，聽起來很宏大，拆解開來全是煙火氣。

在中國人的邏輯里，人不是原子化的個體，不是被拋到荒野里的孤獨旅人，你的生命是祖先生命的延長線。

當你在這個世界上打拼時，你背負的不僅僅是自己的房貸和車貸，還有一種叫做“光宗耀祖”的無限責任。

這種責任感比任何現代法律都好使，你想想看，為什么中國人哪怕混得再慘，也不愿意做那個“敗家子”？因為那是對整個家族鏈條的背叛。

這種信仰甚至塑造了中國經濟獨特的韌性。

社會學家們總是驚訝于中國家庭的高儲蓄率和對房產的執念，覺得這不符合“理性經濟人”的消費模型。

別逗了，中國人存錢買房，從來不僅僅是為了自己住，房子是“家”的物理載體，是給后代留的基業，也是給父母養老的底牌。

這形成了一種極具張力的生存策略：富的時候，中國人講究“葉落歸根”，把財富帶回原籍，修祠堂、修路，那是為了守住根本。

窮的時候，中國人又能“走西口”、“下南洋”，為了家族的生存把自己拋向未知的遠方。

既極度保守，又極度進取，這種看似矛盾的特質，在“為了家族”這個大前提下，奇跡般地統一了。

萊特看懂了這一點，所以他才說學不來，西方社會講究個人主義，講究這一輩子的快樂，你讓他們去背負祖宗十八代的期許？這套程序在他們的硬件上根本跑不通。

如果是剛到中國的外國記者，看到春運或者清明節的景象，大概率會陷入認知崩潰。

想象一下這個畫面：每年的那一兩個特定的時間窗口，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像聽到了某種生物鐘的召喚，不顧一切地把自己塞進高鐵、飛機、大巴，甚至騎著摩托車頂風冒雪。

如果從純粹的經濟學角度看，這是一場巨大的資源浪費，數千公里的移動，昂貴的交通成本，僅僅是為了回去吃一頓飯，或者去山上燒一疊紙？

在外媒的鏡頭里，這通常被解讀為一種令人費解的“集體無意識”。

但如果你把鏡頭拉近，聚焦到西南腹地的那些深山里，你會看到更震撼的一幕，在川渝、在兩廣，清明節不僅僅是掃墓，簡直是一場特種兵拉練。

為了找到祖先的墳頭，人們可以翻越并沒有路的一線天懸崖，甚至潛入水庫——因為當年的祖墳被淹沒在了水下，圖什么？圖的就是那一根“線”不能斷。

這是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反熵增”運動，在物理世界里，萬物傾向于無序和離散，但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通過這種高成本的儀式，人們強行把散落在天南地北的家族成員重新聚合在一起。

萊特注意到了一個細節，那就是中國的“族譜”，在西方，通常只有貴族和皇室才有資格修譜，那是為了證明血統的高貴。

你知道你從哪里來，你知道你的上一輩、再上一輩叫什么名字，這種“有根”的確定感，讓中國人在面對災難和動蕩時，擁有一種近乎遲鈍的頑強。

你說這種動員能力，其他國家怎么學？這需要幾千年的時間積淀，把“家國同構”的邏輯刻進每一個人的基因里，這不是開幾次動員大會就能解決的問題。

當然，總有人會質疑：這些老古董，在2026年的數字化時代還有用嗎？年輕人還信這個嗎？

這正是最有趣的地方，我們看到的不是傳統的崩塌，而是傳統的“迭代”。

你去看看現在的社交媒體，電子族譜正在成為新的流行，年輕人在云端建立家族樹，用區塊鏈技術記錄家族榮耀。

漢服和新中式穿搭的爆發，不再是小眾的cosplay，而是世代對身份認同的一種高調宣示。

形式在變，那是“術”，內核沒變，那是“道”，佛教傳進中國，都被改造成了適應中國社會的模樣，更何況是我們土生土長的風俗？這套系統擁有驚人的兼容性和進化能力。

它不排斥現代科技，反而利用科技讓“連接”變得更緊密。

外國人可以學會中國的語言，可以學會做回鍋肉，甚至可以讀懂《論語》，但他們很難理解，為什么中國人在過年時如果不回家，心里會有一種生理性的難受。

他們很難理解，為什么“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句話，即便在今天依然能刺痛很多人的神經。

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歷史，他們沒有經歷過五千年的朝代更替，沒有在黃河長江的洪水里一次次重建家園的記憶，中國人的風俗，是這片土地上億萬人生存經驗的“大數據總和”。

這就是萊特說的“學不來”，你要復制中國的模式，除非你把中國的歷史、地理、災難、榮光全部復制一遍，但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當萊特說出那番話時，臺下的掌聲稀稀拉拉，更多的是深思。

在這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往往容易陷入一種對“先進經驗”的盲目迷信，總覺得外面的月亮比較圓，別人的制度比較優越。

但萊特作為一個“他者”，卻用最冷靜的視角告訴我們：別弄丟了你們自己的看家本領。

中國人的這套活法，確實累，要顧著祖宗，要顧著后代，要顧著面子，要顧著里子，但也正是因為這份沉甸甸的“累”，讓我們在遇到大風大浪時，腳下總有根，身后總有人。

這不僅僅是一種風俗，這是一種歷經幾千年測試、debug之后，依然穩定運行的生存智慧。

或許，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不是“別人為什么學不來”，而是我們在急匆匆趕路的時候，是不是差點把它當成包袱給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