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一邊拿核潛艇吊著，一邊拿關稅大棒掄，韓國招誰惹誰了？

美韓圍繞貿易投資問題，近期多次高調交鋒。美方頻繁施壓，敦促韓國加快相關承諾的落地，加速相關法律的通過，盡快把承諾的投資資金兌現。

但在此期間，韓國方面并未簡單的“唯命是從”，在推進協議的同時，也在多個細節層面，不斷與美方磋商，甚至有些“唇槍舌劍、錙銖必較”。同時韓國內部對一些方案，也有明顯分歧，導致進度緩慢。

顯然美韓雙方的貿易共識，并沒有特朗普以為的“輕易就能實現”，美國也不會“輕易就能拿走韓國的錢”。

9日，韓國外交部長趙顯在韓國國會的發言中表示，美國政府僅以消除對美的非關稅壁壘，作為不再對韓國加收25%關稅的條件，而這與韓國僅需盡快立法通過《對美投資特別法》，就能使得美方不再增加關稅的說法大相徑庭。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釋放的強硬信號表明，當前韓美之間圍繞關稅重征、非關稅壁壘、對美投資特別法的博弈，已經從單一的立法延遲爭議，升級為“一攬子貿易規則重構”以及“同盟關系捆綁”的全面較量。

這場摩擦不再是“通過一部法律就能解決”的簡單問題，而是暴露出雙方在利益認知、執行節奏、國內政治上的深層錯位。

李在明政府當前呈現出表面積極推進、內部高度警惕、試圖拆分議題的復合姿態。

在對外層面，韓國有關部門明確將《對美投資特別法》視為緩解美國關稅施壓的核心抓手，韓國通商產業部多次強調，只要國會在3月前完成立法程序，美方大概率會暫緩關稅上調。

韓國也一再對外聲明，本國農畜產品市場對美開放率已高達99.7%，以此反駁美方在市場準入上的持續指責。

但在內部決策層，韓國高層深知美方對韓國的不滿早已超出立法問題。

韓國青瓦臺總統府的相關對策會議直言，如果繼續以“個別事項零散應對”的方式處理，只盯著投資特別法而忽視農業檢疫、數字監管、平臺法、網絡使用費、高精度地圖出口等一攬子非關稅壁壘，最終很可能造成事已辦妥但關稅照加的尷尬情況。

韓國正有意識地以安全合作對沖經貿壓力，積極推動美方在2月派出跨部門談判團隊，就核動力潛艇、鈾濃縮與乏燃料后處理等“韓美安保一攬子協議”展開協商，試圖用同盟價值換取美方在經貿問題上的彈性空間。

整體來看，李在明既不想在市場開放與數字監管上做出傷及國內產業的讓步，又無法承受美國25%關稅的實質性沖擊，處于典型的被動防御、進退兩難狀態。

美國特朗普政府對韓貿易施壓，已經呈現出議題擴容、手段升級、底線清晰的強壓態勢。

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多次直接警告稱，如果韓國在非關稅壁壘問題上不拿出誠意、不采取具體措施，美方將“不帶感情地”上調對等關稅。

美方反復強調，改善對韓貿易逆差、消除非關稅壁壘，是特朗普總統的直接指示，并非部門層面的技術性要求。格里爾甚至直接明示韓國，自己還需要和其他很多國家進行磋商，無法在韓國身上投入太多時間。

美方的不滿主要存在于韓國在首腦會談后，對美投資落實緩慢，其次則是在非關稅壁壘協商中，韓方經常以“不屬于分管部門”為由推諉，缺乏統一負責的談判窗口。

美國已明確釋放信號，即便《對美投資特別法》通過，也不代表關稅威脅解除。美方將農業檢疫、在線平臺法、數據跨境流動、網絡使用費等全部納入整改清單，把原本的“立法履約問題”擴大為對韓國整體經貿規則的結構性整改要求。

這種“法案通過是前提、壁壘整改是條件”的雙重捆綁，意味著美國的真實目的，不只是追求貿易逆差收窄，更是要借此重塑對韓經貿優勢。

【——個人評論——】

當前韓美貿易摩擦的復雜性，早已超越普通經貿糾紛，成為法律解釋分歧、國內政治利益、產業博弈、同盟安全多重邏輯疊加的困局。

韓方宣稱大米、牛肉等敏感農產品不再追加對外開放，美方卻堅持韓國已同意“完全開放市場”，這種公開表述上的沖突，使得后續執行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

最重要的是，非關稅壁壘觸及韓國最難以讓步的【核心利益】。

農業涉及韓國國內票倉，農民利益與糧食安全。而數字監管、網絡使用費、高精度地圖則牽扯電信、平臺、國家安全等多重敏感領域，任何一項讓步都可能引發韓國國內政治反彈，短期內難以全面滿足美方要求。

而美方訴求同樣高度綁定國內政治及各方利益。美國緊盯農業與數字市場，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照顧共和黨傳統票倉與科技巨頭利益，退讓空間同樣有限。

在多重約束交織之下，這場爭端不具備“一攬子解決、一次性落地”的條件，未來極大概率呈現邊立法、邊談判、邊威脅、邊反復的長期拉鋸態勢。

韓美雙方在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根本上源自其國內政治結構與核心利益集團的高度綁定，使得此次博弈演變為一場“誰都不能輸”的政治對抗。

對韓國而言，農業保護、數字監管與數據主權不僅是經濟議題，更是高度政治化的國內議題。

農畜產品關系到傳統保守與地方票倉，任何實質性讓步都可能引發農民團體的系統性反彈，沖擊李在明的執政基礎。

而平臺法、網絡使用費、高精度地圖等領域，則直接牽動電信財閥、平臺企業與國家安全敘事，一旦對美全面松動，極易被在野勢力解讀為“犧牲主權換取關稅豁免”，引發國內政治風險。

對美國而言，特朗普政府的貿易強硬路線同樣并非單一的經濟考量，而是服務于其國內政治聯盟的現實選擇。

農業州選民、制造業工會以及科技巨頭構成了特朗普重要的政治支撐力量，對韓施壓恰恰能夠同時回應多重國內訴求：通過農產品市場開放取悅農業州，通過關稅威懾展示“強硬總統”形象，并借數字規則談判為美國科技企業爭取制度優勢。

因此，這場韓美“頂牛”并非技術性分歧，而是一場高度政治化、零和色彩濃厚的博弈，對雙方而言都具有“不能輸”的屬性，這也決定了其難以通過一次性妥協快速收場。

特朗普在對韓施壓過程中展現出的“得寸進尺”策略，集中體現了其將同盟關系工具化、服務于個人政績與國內政治敘事的執政邏輯。

從特朗普一貫的對外經濟政策軌跡來看，其對盟友采取高壓談判并非偶發行為，而是一種高度穩定的談判范式。

特朗普并不將同盟視為需要維護的長期制度安排，而更傾向于將其視為可被反復加壓、不斷榨取讓步的談判對象。在這一邏輯下，盟友的讓步并不會換來關系緩和，反而往往成為進一步施壓的起點。

更深層次看，這種對盟友“痛擊式談判”的背后，是特朗普將對外經貿摩擦內化為國內政治資本的操作邏輯。

通過對韓國等盟友施壓，特朗普可以持續向國內選民，展示其“敢于對任何國家強硬”、“不惜代價捍衛美國利益”的形象，而由此產生的同盟摩擦、國際信任損耗，則被視為可以承受的外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