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的婚姻悲劇

蔣廷黻在他的《回憶錄》里有這么一段話，他說：“當我1919年夏入哥大時，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認為我應該專攻新聞。我想如果我成為中國報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國政治。……為此，我進了新聞學院。但我……突然感到新聞人員對一國政治的了解僅是表面的，無法深入，所以他們只能隨波逐流，迎合時代。我認為：為了左右政治，就必須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必須專攻政治科學。因此，乃于1919年秋放棄新聞改修政治。但是不久我又覺得，政治也有它的限度，……我的結論是：欲想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方面下手。我已經由新聞轉政治，現在我又從政治轉歷史。”從蔣廷黻的選擇轉換中，我們發現他其實是在尋求更接近他“政治救國”的夢想。他說：“救中國的念頭一直潛伏在我的意識中，時隱時現。”因此他前半生的“學者論政”生涯和后半生的“學者從政”生涯，一言以蔽之，都是在“救國”這個大政治上。

無論是作為留學博士、名校教授、著名學者，還是作為雜志主筆、著名政論家、國務活動家、外交家，都可以看到一個有著強烈政治訴求的近代知識分子的身影。匹夫有責的使命感、匡扶社稷的人生情懷，是其心中不滅的圣火。他的好友、當代史學家李濟院士在1965年蔣廷黻去世時為文悼念說：“當蔣最后任駐美大使期間，我訪蔣于華盛頓雙橡園(大使館址),留住數日，我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滿足多?還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滿足多?’停了片刻，蔣反問說：‘濟之!現代的人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他這個反問，我覺得他很聰明，因為‘知道’和‘不知道’是后來人的事，很顯然的司馬遷或張騫本人并不相干……。”但無疑，這兩種工作，蔣廷黻都做得相當出色。

已故《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先生曾為文說：“蔣廷黻是一個成功的外交家，卻是一個失敗的丈夫，也是一個失敗的父親。失敗的關鍵，就是他比一般男人多了一個女人。而且他在事業巔峰時期，被這個問題困擾了至少二十年，一直到死。”在蔣廷黻即將卸任駐美大使之時，他用英文口述《回憶錄》,但在這《回憶錄》中他并沒有提及他的婚姻生活。不過其中倒有一段說他父親在他五歲時就幫他訂了一門親事，在他在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就讀時，他考慮“我是否應該像家兄一樣，服從長輩的意思，與我五歲時訂婚的賀小姐結婚呢?我決心不干。于是我立刻寫信告訴父親，請他解除婚約。家父的回信可以總括為兩句話：‘荒謬絕倫，不可能。’當他發現我的意志堅決時，他開始用說服方法，要我不要使他失信，讓親友看他教子無方，丟他的面子。我無法向他解釋我對婚姻的觀點，我只說我要自己選擇對象，除非和賀小姐解除婚約，我決不回中國。這樣一威脅，親戚們的信函雪片飛來。這都是家父發動的。要他們幫助說服我。有些人說家父對我的主張很震驚，甚至為此而生病。另一批人說賀小姐既溫柔又漂亮。我的三弟，當時正急于赴美留學，寫信告訴我，說家父已經后悔當年讓他的兩個兒子赴美留學，因此，他絕不讓他的三兒子赴美，以免受美國不良思想的熏陶。對這些說辭，我堅不低頭。我請父親盡速解除婚約，因為任何遲延都會影響賀小姐的終身大事。大約是我在歐柏林畢業時，終于接到家父的通知，告訴我與賀小姐的婚約已經解除，我如釋重負”。由此可見，蔣廷黻是堅決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而主張自由戀愛的。

蔣廷黻的原配夫人唐玉瑞，籍隸上海，與蔣廷黻同為1895年生人。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畢業后，于1914年清華學校首次招考留學女生時被錄取。首次赴美的十名女生為：唐玉瑞、張端珍、王瑞嫻、林旬、李鳳麟、韓美英、楊毓英、湯藹林、周淑英及陳衡哲。她們隨同該年清華本部畢業生出洋，到達美國后，分別升入各大學學習。陳衡哲后來進入美國著名女子大學——瓦莎大學(Vassar College)歷史系，主修西洋歷史，兼修西洋文學。而唐玉瑞則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讀社會學。蔣廷黻在歐柏林學院畢業后，應基督教青年會征召，到法國為法軍中服務的華工服務。1919年夏天蔣廷黻重返美國，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蔣、唐兩人在學校認識。唐玉瑞不但喜歡蔣廷黻，而且在經濟上幫助他。聽說1922年11月11日九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當時留美學生曾組成“中國留美學生華盛頓會議后援會”,蔣、唐兩人當時就是留學生中的活躍分子。1923年蔣廷黻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其中唐玉瑞也有份功勞。后來兩人相偕同船回國，就在船上請船長證婚，完成了他們的終身大事。舟中結婚，這不僅在當時，就是在今天也是別開生面的新鮮事兒，因此在船抵上海時，唐小姐已成了蔣太太了。

回國后蔣廷黻先在南開大學任歷史系教授，而唐玉瑞也在南開中學教數學和鋼琴。教學之余，蔣廷黻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校長張伯苓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仍肯撥款購置已出版的史料”,讓他終生難忘。在南開，他完成了《近代中國外交史數據輯要》(上卷),這是第一部不依靠英國藍皮書等外國文編輯的外交史資料，他自述“研究外交文獻六年使我成了這方面的專家”。可以說，南開六年奠定了他中國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礎。

1929年5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親自到南開大學邀請蔣廷黻前往領導清華大學的歷史系。他在清華六年，先后兼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在他的領導下，清華大學歷史系重綜合、重分析、重對歷史的整體把握，迥然有別于傳統的史料派。

同在清華執教的好友浦薛鳳說：“廷黻與予同在清華執教多年，又同住北院，朝夕相見，加之網球場上，橋戲桌邊，又復時相過從。”浦薛鳳說蔣廷黻與他有兩項共同的嗜好：“一為運動，即打網球，每周二三次，均在下午四時許舉行。偶或預備冰淇淋一桶，置球場傍，吃吃打打。一為消遣，即玩橋牌，每于周末晚飯后開始，只計分數，有勝負而無輸贏。經常參加打網球與玩橋牌者，吾倆以外，計有(陳)岱孫(總)、(蕭)叔玉、(王)化成、(陳)福田諸位。蔣、浦兩家同住清華北院(十六號與四號),相去咫尺。廷 大嫂(唐)玉瑞與內人(陸)佩玉時相過從，且常與(北院五號)王文顯夫人，三位并坐，一面編織毛線衣帽，一面細話家常。兩家兒女亦常來往，回憶清華生活真是黃金時代。”此時的蔣廷黻與唐玉瑞已經育有二女二男：長女智仁(大寶)、次女壽仁(二寶)、長男懷仁(三寶)和次男居仁(四寶)。

在清華六年，蔣廷黻不僅顯示了學術上的實力，行政才干也得到一定展現。這期間他還在《獨立評論》發表了60篇政論，因此在1933年夏天到1934年6月，蔣介石曾三次約見他。1934年7月，他受蔣介石委托，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訪蘇聯、德國、英國。1935年末，蔣介石親自兼任行政院長，即任命非國民黨員的蔣廷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這也是他棄學從政的開始。

在擔任政務處長期間公牘紛繁，而蔣廷黻卻是書生本色，因此實際處理，每感不慣。于是他請求外派，已定為湖南省教育廳長。就在他正待赴任之際，而駐蘇聯大使出缺，當時行政院秘書長長翁文灝知道他精于外交史，而且曾努力研究俄文，因向當局推薦派蔣廷黻出使蘇聯，自1936年至1938年，在任兩年余。蘇聯大使卸任后又回任行政院政務處長。

浦薛鳳在《十年永別憶廷蔽》一文說，在抗戰期間他和王化成及黃少谷在重慶國府路上合租房屋一所，分別居住。“廷黻恰巧也住在國府路。每逢星期假日，常往伊之官邸，玩橋牌以資消遣。經常‘橋’伴計有(陳)之邁、(吳)景超、(張)平群(康)黛莉薩(彰)夫婦及(王)化成諸位。每逢橋戲，玉瑞自然出來招待酬應，但主人與主婦之間卻少講話。有一次，星期天上午，余客尚未到達。玉瑞走到客廳招待，坐下寒暄談話，承詢及佩玉(案：浦薛鳳之妻)暨兒女情況。玉瑞曾云：你們雖然暫時分離，但感情要好，不在距離之遠近。說此幾句時，淚珠一滴已到眼眶邊緣，強自抑制。予急改換話題，轉頭向外。此一次無意中流露潛在久蓄之情緒(時在民二十九年左右),給予及深刻之印象，迄今不忘。其后，玉瑞赴美，廷齡移居。”

對于蔣、唐的“婚變”,浦薛鳳可能是礙于后來的女主角亦為清華同學之妻，因此文中只以“玩橋戲女主人露真情”的小標題，一筆帶過，并沒有太多的著墨。對此劉紹唐的文章有所補充，他說：“蔣廷黻公余嗜橋牌，在重慶常邀三朋四友在家中玩橋牌，蔣的牌藝甚精，為個中高手。難得有‘棋逢對手’之人。第二個女人，就因為玩橋牌關系撞進了蔣家、更撞進了蔣廷黻的后半生。這個女人是清華后輩沈維泰的太太，名叫沈恩欽。恩欽年輕、美風姿。同桌玩牌、同席飲宴，眉來眼去，日久生情，但究屬他人之妻，奈何奈何!此時與唐感情自然發生變化，據蔣家好友浦薛鳳說，唐玉瑞常常背后傷心落淚。”

1944年，蔣廷黻出任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中國代表及國民黨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簡稱“救總”)署長。善后救濟總署規模之大、物資之多，在中國尚屬罕見。因此這官位可說是比部長，甚至比院長都大。后來雖有人為文說當時監察院曾彈劾“救總”的種種措施說：“不意此負有救難復興重責之國家救濟機構，內容紊亂，處理幼稚，賬目無稽，甚于愚人所開之什貨店(大意如此)。”但當時也在“救總”的浦薛鳳說：“‘救總’總署指揮業務與辦理公文，工作甚為繁劇。蓋外則須與‘聯總’(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簡稱)折沖合作，內則上必隨時向行政院報告，旁應與有關部會聯絡，下宜考慮地方政府之請求。此中艱難曲折，甜酸苦辣，非親有經驗洞悉實況者，實難想象。筆者身為助手，提到廷黻功績，不無阿私譽友之嫌，但事實俱在，不難覆按。語云：樹大招風。中外古今皆然，‘救總’自非例外。”

而據劉紹唐說，就在此期間，唐玉瑞陪著幼兒居仁到美國去看哮喘病，蔣廷黻不再有所顧忌，將沈維泰、沈恩欽夫婦雙雙調到“救總”任職，不久又將“男沈”調往國外，留下“女沈”陪署長打橋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根據蔣廷黻的侄兒蔣濟南在1950年1月16日《致蔣廷的一封公開信》中說：“你搶了你下屬(編審處長沈維泰)之妻，與這次貪污案有關。李卓敏想拿實權，你又極無聊，他便投你所好，將沈的妻子介紹與你打牌，跳舞，進一步便同居，又進一步便與沈維泰脫離，由李卓敏將她拉進建國西路五七○號。沈維泰則被你調‘升’到美國去!李卓敏得了實權，便與端木愷、趙敏恒等合伙，強迫你的妻子唐玉瑞與你離婚。不成功，后來到美國又要張平群來辦這事，勸唐玉瑞與你離婚，由上海鬧到紐約，由紐約到墨西哥，丑名處處聞!最后你說墨西哥法庭準予離婚。到了美國，你又利用你的美國汽車夫來欺壓唐玉瑞，以后到巴黎開會，或紐美開會，你便與‘沈小姐’(沈維泰之妻，也姓沈)雙雙出現在外交場合之下!”

1947年6月初，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代表郭泰祺在任內突染重疾，一時不能執行職務，政府派當時閑在上海的蔣廷黻暫代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代表，后來他擔任這個職務長達15年之久(按：蔣氏1961年調任駐美大使，仍兼常任代表，至1962年7月才停止兼任，由劉鍇繼任)。當時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后來回憶說：“在1947年秋天，我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和廷黻先生相處得很好。可是忽然有一天早晨，他告訴我他要辭職，此事的一些枝枝節節，此處也不及細說。當時我對他說，這不行，絕對不可以。他說，我這個家庭的事情不能解決。我完全不知道這一切事情是根源于他的家庭問題。因為頭一天晚上我們閑談，我曾經問過他，你家庭的事情有沒有改善的方法?第二天早晨他就對我說：‘我家庭的事情我沒有辦法解決，我辭職好了。’我說：‘豈有此理，我現在最需要你來協助處理事情的時候，你怎么可以辭職呢!’當下我就把他的辭職信給退回去了。”

而對于此事，浦薛鳳的看法是：“關于廷黻之家事，予所確知者，早在遇新以前，對舊已露端倪，醞釀頗有多年，故并非突如其來。勝利還都以后，廷黻曾單獨與我坦白誠懇，列舉瑣屑事例，詳細說明其態度之所以然。靜聽之余，予只有略加安慰并勸慎重。蓋默察情形，已成定局。率直言之，夫妻關系固然包括理智與情感兩因素，但是情感之分量往往重于理智，而且情感與理智不特相互牽連，更是彼此影響。何況觀念有新舊之分，法制具中西之異。故就廷黻看，自有其緣由與立場。而就(蔣唐)玉瑞言，則觀點相反。俗諺有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清官難斷家務事’。此皆根據經驗與包含哲理。至若法國流行諺語，所謂‘一切洞悉，一切原諒’,更屬透澈。”

根據周谷所著《外交秘聞：1960年代臺北華府外交秘辛》一書說：“1948年蔣廷黻委托律師，為他在墨西哥法庭單獨辦妥與元配唐玉瑞離婚手續，沈女士也早與其夫離婚。因之，蔣、沈于1948年7月21日在康州(Connecticut)結婚。其夫人唐玉瑞不同意這種離婚手續，乃向紐約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因其夫蔣廷黻在美具有外交豁免權身份，不予受理。蔣夫人唐玉瑞為此甚至把這件事情，鬧到眾說紛紜的聯合國去了。1949年3月《合眾社》24日紐約電說，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的夫人唐玉瑞女士，24日曾請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協助解決其婚姻糾紛，伊要求該會調查伊與其夫蔣廷黻(四個孩子的父親)間的糾紛云。聯合國的主要目的在解決國際的糾紛，此事純屬私人家事，也就不了了之，他們兩人多少年來心情總難平復下來。”

到底意難平，唐玉瑞就是咽不下這口氣，于是她開始“鬧場”,聽說這在當時紐約外交界是出了名的。不論蔣廷黻在哪里開會、在哪里演講、在哪里參加酒會餐會，總有一個女人不請自到，而且要坐在第一排，或者設法與蔣接近，她就是唐玉瑞。而唐玉瑞之所以能對蔣廷黻的活動知道得一清二楚，聽說是因為代表團中有內線。而蔣廷黻對付這位“發妻”,也有一套辦法，就是派人先“清場”,或好言安撫。劉紹唐就認為：“不過，不管如何‘平安過關’,對我們這位身負國家重任的大使代表的情緒，每每有重大的影響。影響他的‘表演’,影響他的雄辯，影響他的起居，日久甚至影響他的健康。”

據1963年到華府就任駐美大使館秘書的周谷說，蔣廷黻在逝世前一年已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癥，所以生前他在使館兩位同仁馬紹棠及韓貝克女士(Mrs.Marie Hanbuck)的見證下，預立遺囑分配了自己的財產：一半給他自己后來的夫人沈恩欽女士，一半給從未與他離婚的唐玉瑞女士。周谷認為：“他對微時故劍恩情未絕，還是中國一位真正的讀書種子。”

1965年5月蔣廷卸下駐美大使職務前，政府曾有意調他回國工作，出任其他較清閑的職務，以備當道咨詢。但蔣廷黻表示他70歲后，定然要退到中央研究院重拾學術工作，繼續他未完成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可是天不假年，就在1965年10月9日他就在美國病逝了，這時離他退休還不到五個月，連他在做的口述回憶錄都還沒全部完成!難怪劉紹唐對此婚姻悲劇，不無感慨地說：“1950年代，蔣廷黻在聯合國為維護中華民國代表權的精彩辯論，鏗鏘有聲，他在外交戰場上打了一個接一個的勝仗，真抵得過百萬雄師。如果他沒有婚姻上的不幸與困擾，如果他還像寫這批家書時所表現得無‘后顧之憂’,也許還有幾個勝仗可打，也許還有幾本大書可寫，至少至少還可以多活十年八年!”

沉疴域外終難起，碩彥今余幾?風云才略系興亡，贏得書生報國譽無雙。衣冠樽俎尋常事，書史平生志。蓋棺猶憶氣如虹，來日艱辛操慮與誰同。

這首《調寄虞美人》是當年胡建中追悼蔣廷黻的，可謂蔣氏一生的寫照。蔣氏的兩位遺孀，唐玉瑞女士于1979年11月4日病逝于紐約，沈恩欽女士則于1982年8月27日壽終于臺北。俱往矣!他們三人生前的一切恩恩怨怨，都已隨風而逝了。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第14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