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南海姿態突然“軟化”?是真心尋求轉圜,還是又一次策略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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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農歷新年,馬尼拉方面悄然釋放出若干緩和信號。
2月10日,中菲兩國高級外交代表在宿務舉行閉門磋商,會后聯合聲明明確指出:“雙方將依托既有對話機制持續交換意見,以建設性方式管控海上分歧,防止誤判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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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同步,菲駐美大使羅慕爾德茲——這位曾多次在華盛頓公開質疑中國南海立場的資深外交官——罕見表態稱:“不應讓南海議題遮蔽中菲關系的整體圖景。”
他還主動提出,在光伏設備、電動汽車零部件制造、綠色氫能等新興工業領域拓展務實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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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是否似曾相識?就在2024年1月,菲律賓國防部剛宣布將在黃巖島周邊啟動為期70天的單邊海空演訓,并聯合美軍開展所謂“印太協同航行行動”。
中方南部戰區隨即組織艦機編隊實施高強度應對,連續五日抵近黃巖島巡航,其中多架次戰機實際穿越菲方單方面設定的“臨時禁飛區”與“演習管制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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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外交場合握手致意,一邊是海上實兵部署未歇,馬尼拉究竟在下一盤什么棋?
近期南海呈現“言辭趨穩、行動照舊”的雙重節奏,引發區域觀察者高度警覺。宿務會談雖傳遞出強化危機溝通、重建互信渠道的積極意向,但菲軍方此前劃定的演訓地理范圍仍未撤銷,艦艇常態化巡邏、執法船高頻次抵近作業亦未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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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外交辭令與軍事日程置于同一時間軸審視,便不難看出:當前所謂“降溫”,實為戰術節奏的微調,而非戰略路徑的根本修正,更非放棄對爭議海域的實際主張與存在塑造。
會談期間,菲方官員在媒體鏡頭前反復強調“和平解決”“規則基礎”“對話優先”,公眾看到的是微笑、禮節性合影與措辭克制的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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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時段,由菲海軍司令部簽發的第2024-07號通告所設立的“70日聯合演訓區”依然處于生效狀態,相關空域禁限令、海域通行管制及無線電靜默要求均按原定周期執行。
演訓區未撤、管制未解,實質上是把施壓態勢固化于一線,把協商空間騰挪至桌面——此舉既能向國際社會展示“開放姿態”,又能向國內民眾證明“寸土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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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雙軌并進”的操作模式,在亞太熱點摩擦中已有成熟先例,其核心邏輯在于:以可控幅度降低短期沖突烈度,同時竭力維系既有政策敘事與行動彈性。
菲律賓當前整體策略可歸納為:外交系統主推“談得起來”,軍事系統堅持“動得起來”。前者重在爭取緩沖窗口、稀釋緊張氛圍、防范局勢滑向失控臨界點,并為后續政策操作預留話語接口;后者則聚焦維持前沿存在強度,向國內外持續輸出“主權主張正在落實”的視覺化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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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層面的持續動作,還承擔著塑造“常態化管轄”的認知功能——通過高頻次、低對抗性的艦船巡弋與執法活動,在輿論場中不斷加固“我方長期履職”的集體印象。
只要所有行動嚴格控制在不觸發直接沖突的閾值內,就能將政治風險鎖定在可承受區間,同時源源不斷積累可用于國內宣傳與國際敘事的現場素材。這種做法隱含一個關鍵前提:絕不能讓偶發事件突破安全紅線,否則一旦釀成重大海上事故或人員傷亡,菲律賓政府將面臨難以估量的政治代價與信譽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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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此刻格外需要時間,深層動因來自內部治理壓力。最新經濟數據顯示,2024年一季度GDP增速回落至5.2%,通脹率維持在6.8%高位,大米價格同比上漲23%,汽油零售價較去年同期攀升19%,青年失業率升至18.7%。街頭抗議頻次顯著增加,民生類訴求成為社交媒體最熱話題,行政效能質疑聲浪持續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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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將外部議題適度前置,確能在短期內分流部分社會注意力,但該策略具有明顯時效邊界——因為糧價、油價與就業不會因外交辭令而自動回落。
尤為嚴峻的是防洪基建腐敗案引發的政治震蕩:涉及超120億比索資金流向不明、三座主干堤壩被曝偷工減料、去年臺風季導致的洪災損失被重新歸因于工程失效。此案已進入國會聽證階段,反對黨持續發起質詢,民間監督組織發布多份獨立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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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彈劾動議暫未獲多數支持,但輿情發酵已使執政聯盟內部出現裂痕。政治不確定性越高,政府越需規避外部冒險行為,蓋因任何涉外失誤都將迅速轉化為國內問責焦點。
若南海方向出現明顯戰略失分,反對派極可能將腐敗丑聞、防災失職與外交潰敗打包整合,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失敗”指控鏈,屆時執政黨支持率恐遭斷崖式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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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同樣發生結構性變化。過去數年菲方在南海采取較強硬姿態,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美國提供的多重保障:從F-16戰機升級培訓、海岸警衛隊巡邏艇交付,到在東盟外長會、聯合國海洋法法庭聽證等多邊平臺上的密集聲援,美方支持構成其信心底座。
然而隨著美國大選周期臨近,政策偏好正加速轉向實用主義。特朗普陣營重提“盟友付費論”,強調安全合作須匹配財政貢獻與地緣回報,對“無條件站臺”持審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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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軍費僅占GDP1.1%、國防預算常年捉襟見肘的菲律賓而言,意味著同盟紅利正變得愈發昂貴且不可持續。一旦美方削減裝備援助規模、縮減聯合演訓頻次或調整印太部隊輪換節奏,菲方將直面風險陡增而支撐銳減的困境。
更需警惕的是美國戰略資源的再分配邏輯:當紅海危機、東歐局勢、臺海動向等多線壓力疊加,其太平洋艦隊部署密度與國務院南海事務專員的出訪頻率,客觀上必然出現階段性波動,“貼身式存在”或將讓位于“節點式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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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菲律賓此時仍執意擴大海上動作半徑,極易陷入“外無強援、內有積怨”的雙重擠壓,理性選擇只能是收縮鋒線、穩住基本盤。
橫向對比鄰國政策取向,亦加劇菲方戰略焦慮。越南正加快推動中越經貿合作升級,印尼著力吸引中國新能源企業赴巴淡島建廠,馬來西亞重啟沙巴油氣區塊聯合勘探談判。這些國家普遍奉行“分歧歸分歧、合作歸合作”的務實路線,將發展重心錨定在產業鏈嵌入、基建聯通與旅游復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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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內各國對華供應鏈依存度平均達34%,中國連續十年為東盟最大貿易伙伴。若菲方持續維持高強度對抗姿態,不僅難以獲取實質性產業轉移紅利,反而可能錯失RCEP框架下的關稅減免機遇,甚至影響外國游客重返長灘島、薄荷島等核心旅游目的地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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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內部協調機制亦構成現實約束。作為2024年東盟輪值主席國,菲律賓需主導完成《東盟印太展望》落實路線圖、推動瀾湄合作機制擴容、協調成員國就緬甸問題達成最小共識等多項議程。若自身將南海議題持續推向對抗前沿,將嚴重削弱其作為協調者的公信力。
其他東盟成員普遍擔憂被卷入非自愿選邊壓力,尤其不愿因菲方單邊行動導致中國對整個東盟的經貿政策回調。地區穩定共識一旦松動,菲律賓將面臨更大程度的外交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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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宿務會談所釋放的“愿談”信號,本質是多重現實壓力倒逼下的精準校準:既可緩解區域緊張預期,降低資本外流與匯率波動風險,亦有助于在東盟內部樹立“負責任輪值國”形象,提升多邊話語權。
但軍方演訓安排仍在推進的事實表明,菲方并未放棄操作杠桿,而是試圖構建一種“低摩擦、高存在、留余地”的新型博弈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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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表態緩和、行動延續”的復合型策略,風險識別必須回歸事實本位。判斷誠意的關鍵不在修辭密度,而在三個可觀測指標:是否正式縮減或取消已公告的演訓地理范圍;是否暫停艦機對中方島礁的高頻次抵近偵察;是否重啟中菲海上緊急熱線與艦艇避碰協議磋商機制;是否停止將海上執法行動與國內選舉動員進行捆綁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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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線動作未停,誤判誘因就始終存在。南海水域平均寬度不足200海里,商漁船密集、航道交匯復雜、氣象突變頻繁,一次雷達識別誤差、一次通訊頻道切換延遲、一次航向微調偏差,都可能經社交媒體放大為“挑釁事件”,進而觸發連鎖反應式的強硬回應,最終脫離可控軌道。
實現南海長治久安需筑牢三重支柱:第一,爭議管理必須超越情緒化敘事,建立禁止危險接近、限制敏感海域演習、規范執法船行為的具體守則;第二,對話機制須從“峰會式”走向“日常式”,包括固定海上聯絡官、共享氣象與搜救信息、定期舉行聯合搜救演練;第三,發展議程必須回歸中心位置,將財政資源優先投向電力擴容、港口升級、職業教育與數字基建,從根本上削弱“靠對外對抗換取政治資本”的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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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最務實的評估標尺只有一條:言行是否一致。若菲方70天演訓日程照常推進,若執法船每日抵近仁愛礁的頻次未減,若軍方發言人繼續使用“捍衛固有權利”等剛性表述,則所謂“降溫”僅具季節性特征,絕非政策拐點。
唯有保持戰略清醒、做實危機預防、堅持規則對話與務實合作雙輪驅動,方能在風高浪急的復雜環境中守住底線、管控變量、拓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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