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歲堂弟朝我磕頭要紅包，我一腳將他踢翻：能不能有點出息？

快過年了。我家照例是親戚聚會的據點。母親天不亮就開始忙活，雞鴨魚肉擺了滿滿一桌。客廳里煙霧繚繞，幾個表兄弟在打牌，女人們圍在沙發上嗑瓜子聊家常，孩子們在地板上跑來跑去，尖叫聲此起彼伏。

我幫著母親在廚房擇菜，水龍頭嘩嘩地響，砧板上正在解凍一條大魚。母親絮絮叨叨說著各家的事：大姑家的表妹懷了三胎，二舅的兒子終于考上公務員，三叔家的小勇——

“小勇今年也三十六了吧？”我打斷她。

母親手里的動作頓了頓，嘆了口氣：“可不是，三十六了。”

“還在家待著？”

母親沒說話，但沉默就是答案。

陳小勇，我堂弟，三叔家的獨子。三叔走得早，三嬸一個人把他拉扯大，寵得沒邊。初中沒讀完就輟學，在社會上晃蕩了二十年，換了無數份工作——網吧收銀、保安、工地小工、快遞員、外賣騎手，沒有一份干滿半年。

也不是沒給過他機會。我托人給他找過工廠的活，包吃住，五險一金，他干了三個月，說太累，跑了。我爸給他介紹過當學徒，學修車，手藝學好了自己開店，他去了兩天，說師傅太兇，不去了。甚至連他遠房表哥的公司都收留過他，做行政打雜，月薪三千五，準點上下班，他嫌工資低，干了不到一個月就辭職。

此后，再沒人給他介紹工作了。

“你三嬸不容易。”母親把擇好的菜放進水盆，“都六十好幾的人了，還在小區做保潔。一個月兩千三，養著三十多歲的兒子。”

我沉默著把蔥切成段，一刀一刀，用力很重。

中午十二點，開席了。男人們坐上桌，女人們擠在茶幾邊，孩子們圍著小桌。我端著酒杯挨桌敬酒，敬到大伯，敬到二舅，敬到幾個一年才見一次的姑父。

敬到三嬸那桌時，她拉著我的手，眼睛濕漉漉的：“小峰，你出息了，嬸子替你高興。”

我拍拍她的手背，不知該說什么。她的頭發幾乎全白了，手背上是凍裂的口子，指甲縫里有洗不掉的污垢。她本該到了享福的年紀，卻還在為一雙劣質棉鞋、一頓年夜飯發愁。

而她的兒子，三十六歲的陳小勇，此刻正坐在角落里，低頭扒飯。

他穿著去年那件灰色棉襖，袖口磨破了也沒換。頭發有點長，遮住了半邊臉，看不清表情。他不敬酒，不說話，不和任何人眼神接觸，像一只把頭埋進沙子的鴕鳥。

宴席過半，酒足飯飽，氣氛松弛下來。男人們開始發紅包，女人們推辭幾句，孩子們排著隊磕頭拜年。三歲的小外甥作揖作得像招財貓，逗得滿堂大笑。

就在這時，角落里忽然傳來板凳挪動的聲音。

陳小勇站了起來。

他推開椅子，繞過茶幾，穿過人群，走到我面前。屋里突然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看著他，他卻像沒察覺一樣，直直地看著我。

然后他雙膝一彎，跪下了。

“咚。”

額頭磕在地板上，一聲悶響。

整個客廳鴉雀無聲。我端著茶杯，凝固在原地。

“哥，”他跪在地上，額頭貼著地磚，“過年好，給你拜年了。”

他抬起頭，看著我，眼神里沒有羞恥，沒有躲閃，甚至沒有太多的期待——只有一種習以為常的麻木。

他在等。等一個紅包。

空氣凝固了三秒。我看見母親驚愕地張大嘴，看見三嬸捂住臉，看見幾個表兄弟放下筷子，看見孩子們好奇地探出頭。

然后我把茶杯往桌上一頓，茶水濺出來，浸濕了臺布。

我抬起腳，一腳踹在他肩膀上。

他像一只漏氣的皮球，骨碌碌滾出去半米，撞在茶幾腿上。有人發出低低的驚呼。

“陳小勇，”我居高臨下看著他，“你他媽能不能有點出息？”

他趴在地上，沒有立刻爬起來。他維持著那個摔倒的姿勢，一動不動。我看不見他的表情，只看見他的后背微微起伏。

“哥...”他的聲音悶在地板里。

“別叫我哥！”我吼道，“三十六了！三十六歲！你給三歲的侄女磕頭拜年，我都當你疼孩子。你給我磕頭？你把我當什么？你把自己當什么？”

客廳里沒人說話。暖氣片嗡嗡響著，窗外隱約傳來鞭炮聲，遠遠的，像另一個世界。

三嬸站起來，顫巍巍走過來：“小峰，你別怪他，他就是...”

“三嬸你別說話。”我打斷她，“今天誰也別替他說話。”

我看著地上的陳小勇：“你起來。”

他不動。

“我叫你起來！”

他慢慢爬起來，沒有拍身上的灰，也沒有抬頭。他站在我面前，肩膀垮著，整個人像一棵被霜打過的白菜。

“陳小勇，”我的聲音低下來，“二十年了。你告訴我，這二十年你在干什么？”

他不說話。

“你不說，我替你說。”我一字一頓，“你在混日子。工地上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送外賣嫌風吹日曬，坐辦公室嫌工資低不自由。你媽六十多歲給人擦樓梯，你三十多睡到中午起。過年了，你拿什么給親戚孩子包紅包？你拿什么給你媽買件新衣服？你拿什么給這個家？”

他垂著頭，依舊不說話。但他的手在發抖。

“剛才你給所有人敬酒了嗎？”我問他，“你給大伯敬了嗎？給二舅敬了嗎？給你表姐敬了嗎？”

他沒有回答。

“你敬了。”我替他回答，“你端著酒杯，像完成任務一樣走了一圈，嘴皮子都沒怎么動。你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因為你知道他們心里在想什么——他們可憐你，瞧不起你，當面叫你小勇，背后說你啃老。”

他的肩膀開始顫抖。

“然后你到我面前來了。”我繼續說，“你不敬酒，你磕頭。為什么？因為磕頭比敬酒好使？因為磕頭顯得你更卑微，更能換來同情和紅包？”

“不是...”他終于開口，聲音沙啞。

“那是什么？”

他抬起頭，看著我。他的眼眶紅了，但沒有眼淚。

“哥，”他說，“我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客廳很安靜，靜得能聽見鐘擺走動。

“三十六了，沒學歷沒技術，去應聘人家一看簡歷就不要。”他的聲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語，“去工地，腰受不了，干了兩天被工頭罵，自己也覺得丟人。送外賣，送一單三塊，跑一天一百多，扣掉房租飯錢剩不下什么。我不知道能干什么。我什么都不會。我...”

他停住了，喉嚨滾動了一下。

“我就是個廢物。”

這句話像一顆石子投進深井，很久很久才聽到回響。

三嬸的眼淚終于掉下來。她捂住嘴，不讓自己哭出聲。母親走過去，輕輕攬住她的肩膀。

我看著陳小勇。他站在那里，三十六歲，像個做錯事的孩子，手足無措。

“你知道你媽今年多大？”我問。

他點頭：“六十三。”

“她做什么工作？”

他沉默了一下：“保潔。”

“一個月多少錢？”

“兩千三。”

“她每天幾點起床？”

他低下頭：“五點半。”

“她干完活回來，你給她做過一頓飯嗎？”

他的下巴抵著胸口，我看不見他的表情，只看見他的睫毛在顫抖。

“沒有。”他的聲音像從喉嚨里擠出來的。

“她風濕痛，你知道不知道？”

點頭。

“她舍不得吃藥，你知道不知道？”

點頭。

“她過年連件新棉襖都舍不得買，你知道不知道？”

點頭。一下，又一下，像磕頭那樣機械。

“你知道，你什么都知道。”我的聲音啞了，“然后你今天當著所有人的面，給我下跪磕頭，換一個紅包。你媽一個月兩千三，你一個頭磕下去，你想要多少？兩百？五百？你媽掃三天的地，你三十秒就跪完了。”

他的肩膀劇烈起伏。他還是沒有抬頭，但有兩滴水珠落在地上，很快被地磚吸干。

“陳小勇，”我蹲下身，和他平視，“我今天不給你紅包。你以后也不用給任何人磕頭。你不是廢物，你只是慫了二十年，不敢面對自己，不敢面對你媽。”

“可是我...”

“沒有可是。”我站起來，“過完年，去學門手藝。水電工、叉車、電焊，什么都行。我出學費，你出力。學會了，你掙錢養活自己，給你媽買件新衣服。學不會，那是你沒出息；不去學，那是你沒骨氣。你自己選。”

他抬起頭，看著我。他的眼神里有一種我從沒見過的東西——不是感激，不是羞愧，而是一種小心翼翼的、像剛鉆出土層的嫩芽一樣的希望。

“哥，我真的...還能學嗎？”

“三十六怎么了？”我說，“人家四十歲轉行的多了。只要肯學，什么都來得及。”

他站了很久。久到打牌的人重新洗牌，久到女人們又開始嗑瓜子，久到孩子追鬧著從客廳跑到陽臺。

然后他轉過身，走到三嬸面前。

“媽，”他說，“對不起。”

三嬸抬起淚濕的臉，看著他。她什么也沒說，只是握住他的手。那只手粗糙、溫暖，像他童年時牽他上學的那只手。

晚飯時，陳小勇破天荒地給大家斟了酒。他端著酒壺，挨個走到長輩面前，喊一聲“大伯”“二舅”“姑父”，認認真真把酒滿上。他沒有磕頭，也沒有要紅包。他只是倒了酒，說了句“新年快樂”。

輪到我時，他站住了。

“哥，”他舉著酒壺，“這杯我敬你。”

我端起杯，和他碰了一下。

他仰頭把酒干了，沒再說別的。但我知道，那聲“謝謝”已經在酒里了。

夜里十點多，親戚們陸續散了。我送三嬸和陳小勇到門口，三嬸拉著我的手，眼睛又紅了。

“小峰，嬸子今天...今天高興。”她擦了擦眼角，“這孩子好多年沒跟我說過話了。”

我看了陳小勇一眼。他站在昏暗的樓道里，半邊臉隱在陰影中，看不清表情，但腰板似乎直了一些。

“三嬸，”我說，“再給他一次機會。”

“給，給。”三嬸連連點頭，“我兒咋樣我都給。”

他們轉身下樓。腳步聲漸漸遠了，樓道燈一層層熄滅。我站在門口，看著黑暗深處，很久沒有動。

母親在我身后輕輕說：“你今天那腳，踢得太狠了。”

“不狠他醒不過來。”我說。

母親嘆了口氣，沒再說什么。

三天后，陳小勇給我打了電話。他在電話那頭，聲音有點緊張：“哥，那個學電焊的班，怎么報名？”

我給了他地址和聯系方式。掛電話前，他猶豫了一下，說：“哥，謝謝。”

我說：“別謝我。謝你媽。”

他沉默了幾秒：“嗯。”

春節結束，我回城里上班。日子照舊忙碌，加班、出差、應付客戶，漸漸把這件事放在腦后。

四月的一個周末，我回老家看母親。車剛停穩，就看見小區門口有個熟悉的身影——陳小勇，穿著工裝，背著工具包，正往一輛三輪車上搬東西。

他瘦了，黑了些，但精氣神不一樣了。看見我的車，他愣了一下，然后大步走過來。

“哥！”他喊我，聲音敞亮。

我搖下車窗：“學出來了？”

“嗯！”他用力點頭，“下個月就能考證了，師傅說我學得快，焊的活兒挺平整。現在跟著他打下手，一個月能掙四千多。”

他從兜里掏出煙，遞給我一支。我接了，他湊上來給我點火，動作有些笨拙，但很認真。

“哥，”他吞吐著煙霧，“那個...我給我媽買了件新棉襖。”

“哦。”

“她說暖和。”他咧嘴笑了，露出不太整齊的牙齒，“她今年不用穿舊的了。”

我看著他，這個曾經在地上跪著磕頭的三十六歲男人，此刻像個剛拿到獎狀的孩子，滿臉都是藏不住的驕傲。

“挺好。”我說，“以后每年都給她買。”

“嗯。”他把煙頭碾滅，“每年都買。”

我發動車子，從后視鏡里看著他。他站在小區門口，工裝有點大，背著鼓鼓的工具包，正低頭看手機。陽光打在他身上，在地上投出一個影子，筆直的，穩穩當當。

那個磕頭的陳小勇，好像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踩下油門，拐過街角，后視鏡里的影子越來越小，最后縮成一個點，消失在春天的光線里。

方向盤上的手松了松。我想起他說“我給我媽買了件新棉襖”時眼里的光，想起三嬸牽著他的手時顫抖的嘴角，想起那聲沉悶的磕頭聲和之后漫長的沉默。

有些人，跪了半輩子，不是為了站起來，而是忘了自己還能站。

但只要你伸出一只手，哪怕是以一腳的方式。

他們就記得了。

四月風暖，吹散了窗外的楊絮。我打開收音機，里面在放一首老歌。

“……拍拍身上的灰塵，振作疲憊的精神……”

我調大了音量。

那個磕頭的堂弟，終于學會了站著走路。

注：圖片來源于網絡，素材來源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