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青年時，是如何當上國民黨宣傳部長的？只因為太優秀

1925年10月，把鏡頭拉回廣州。

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場碰頭會上，一個重磅炸彈般的人事決定讓所有人大吃一驚。

原本坐鎮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位置的是汪精衛，可這位大忙人身兼數職，政務多得處理不完，壓根兒分身乏術。

沒轍，這個掌控全黨“喉舌”的要害帥印，被移交到了一位代理部長的手上。

接棒的人叫毛澤東，那年他才32歲。

這事兒放在那會兒，簡直是破天荒的稀奇事。

得知道，國民黨那可是個把資歷看得很重的圈子。

當時在臺面上的高層，不是跟著孫中山南征北戰的老臣，就是頂著海外名校光環的海歸精英。

反觀毛澤東，雖說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上擠進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的名單，可說到底，他是以個人名義加入的共產黨員，又是從湖南鄉下來的，還沒喝過洋墨水。

把“宣傳部”這么個負責定調子、管思想的核心部門交給他，國民黨高層心里的算盤是怎么打的？

這還得鉆進當時那個爛攤子里去瞧瞧。

說白了，那時候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正好卡在一個要命的“死結”上。

辛亥革命是把清朝皇帝拉下馬了，可人心還是一盤散沙。

北洋軍閥手里握著槍桿子，地方土豪把持著地盤，而國民黨手里最缺的，倒不是幾條槍，而是能把四分五裂的人心攏到一塊兒的法子。

對于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老農來說，這些宣傳單跟天書沒兩樣，既聽不懂，也傳不開。

孫中山到了晚年，總算琢磨過味兒來了，這才有1924年“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三大政策的出爐。

他眼下急需的不是只會掉書袋的理論家，而是能把理論變成干貨、能把口號喊進老百姓心窩里的實干派。

正趕上這節骨眼，毛澤東那份“履歷表”可就太搶眼了。

咱們往回倒幾年。

1919年，毛澤東在湖南搞“驅張運動”，跟軍閥張敬堯對著干。

到了1921年以后，作為中共在湖南挑大梁的人物，他更是整天泡在煤礦和田埂上，跟工農打成一片。

這兩下子讓他練就了一項當時國民黨高層誰都不會的絕活：用戶思維。

他曉得怎么跟挖煤的苦力掏心窩子，懂怎么跟種地的老漢擺龍門陣。

他心里明鏡似的，宣傳這事兒不能自說自話，得撓到聽眾的癢處。

這么一來，讓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真不是國民黨大方，而是這副千斤擔子，旁人要么挑不動，要么挑不出那個響動來。

在這之前，國民黨的宣傳那是相當隨性，各地的黨部想嚷嚷啥就嚷嚷啥，經常是東邊說一套，西邊說一套，自個兒打自個兒的臉。

毛澤東一接手，立馬整出了一套硬碰硬的管理流程。

按照后來學者張露璐的分析，毛澤東在任上搞“建章立制、辦黨報、整頓組織”，實際上就是弄了一套嚴絲合縫的“中央廚房”分發系統。

他下了死命令，所有的宣傳口徑必須一個調門，發出去的東西必須經過審查。

這就叫“黨治宣傳”。

這招那是相當高明。

直接把宣傳部從一個“寫作社團”變成了“指揮大腦”。

緊跟著，他又走了第二步關鍵的棋：辦《政治周報》。

為啥非得新辦一份報紙？

老報紙不能湊合用嗎？

能用是能用，但不頂事。

原來的刊物大多溫溫吞吞，沒啥殺傷力。

可那會兒的局勢是，國民黨右派和反動軍閥罵起人來那是唾沫橫飛，造謠都不帶打草稿的。

毛澤東辦《政治周報》，定位那是相當精準：這就是個“作戰部隊”。

他在發刊詞里把話挑明了，就是要“向反革命派宣傳反攻”。

更有意思的是，他把那些繞口的政治詞兒——啥“反帝”、啥“反封建”——全給翻譯成了大白話。

這種“降維打擊”式的打法，效果那是立竿見影。

《政治周報》一下子成了大革命時期的思想高地，看的人和信的人成倍往上翻。

光占了地盤還不行，手里還得有人。

這就引出了毛澤東的第三招：種種子。

他心里比誰都清楚，光靠他一個人，就算一天寫斷三根筆，也顧不過來全中國。

宣傳工作得有“杠桿”。

于是，他把心思全花在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員養成所”上，還親自跑去講課。

講啥呢？

講帝國主義到底是個啥玩意兒，講共產主義圖個啥，講農民運動該咋搞。

這其實是一招“釜底抽薪”。

他帶出來的不是一般的通訊員，而是懂政治分析、會做群眾工作的宣傳特種兵。

這些學員畢了業，撒到全國各地，就像一顆顆火種。

他們嘴里說的話、腦子里轉的彎，全是毛澤東這一套。

這不光解決了國民黨急缺基層嗓門的問題，也在客觀上替共產黨練出了一大批干部。

據統計，這期間培養出來的宣傳骨干，后來好些都成了大革命的中流砥柱。

這筆“人才買賣”，回報率高得嚇人。

等到1926年1月國民黨開二大，毛澤東做了個《宣傳工作報告》。

這報告不光曬了成績單，還把往后怎么干講得頭頭是道。

當時參會的代表們對這份報告那是贊不絕口。

為啥？

這對于正準備北伐、急著要聚攏人心的大革命來說，簡直是雪中送炭。

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咱們容易被后來國共分家的事兒遮住眼，忘了這段合作期的技術門道。

毛澤東在國民黨宣傳部長這個位子上，其實是給大伙兒演示了一把啥叫完美的“職業經理人”。

他面對的是一個松松垮垮、效率低得可憐的龐大攤子。

他沒在那兒縫縫補補，而是直接從底層邏輯動刀子：

定制度：把散在各處的話語權收回到中央手里。

換打法：把精英式的說教變成大眾化的動員。

育人才：把一個人的本事復制成一群人的本事。

這三步棋，一環扣這一環。

那會兒的國民黨，雖說架子上改組完了，但在“喚醒民眾”這事兒上，其實是毛澤東手把手教了他們一套管用的方法論。

他看得太透了：在那個亂哄哄的年代，真正的本事不在于你認識多少軍閥頭子，而在于你能否讓最底層的苦力和農夫聽懂你的話，并且愿意跟著你干。

這不光是宣傳手藝的問題，更是政治眼光的問題。

后來的事兒，也印證了他的判斷。

大革命的風暴之所以能那么快席卷全國，國共合作的宣傳攻勢功不可沒。

而這套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跟中國泥土氣結合起來的打法，也為后來中國革命的勝利埋下了伏筆。

1926年5月，局勢變了，毛澤東辭掉了代理部長的職務。

但他留下的這套宣傳體系和動員邏輯，已經徹底改寫了中國政治的玩法。

那個從湖南走出來的年輕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證明了一件事：一支筆，有時候真比十萬條槍還好使。

前提是，握筆的那個人得心里門兒清，這字到底是寫給誰看的。

信息來源：

孟慶春《毛澤東的輝煌人生和未了心愿》，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

張露璐《毛澤東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歷史考察》，昆侖策研究院，202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毛澤東早期新聞宣傳實踐及其新聞思想的孕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