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專家稱中國真怒了，耐心已耗盡，日本復活軍國主義

2月8日，日本大選結果出來：執政陣營拿到316席，超過眾議院三分之二，東京街頭有人慶祝，政客話題繞著修憲、擴軍、安全議題轉個不停。

反常的是，北京這次幾乎沒給出高調反應，外界看著像平靜，其實更像一句話：該說的早說過，后面只看行動。

316席的意義很直白：國會層面的阻力大幅減少，戰后日本政治里，想動憲法、想把自衛隊定位再往前推一步，最怕票不夠、黨內擺不平、在野黨拖住，現在席位夠了，程序上就順很多。

這兩年日本政壇的路子也清楚：一邊把安全焦慮講得越來越重，一邊把軍費、武器出口、所謂“反擊能力”往前推。

高市早苗這類強硬派掌握議程后，歷史問題的表態也常常含糊，遇到敏感點就繞開，遇到國內情緒就順著，國內有人把這當成“國家正常化”，也有人擔心是“向右再走一大步”。

外部反應里最刺眼的是“安靜”，過去遇到類似節點，中方往往會有明確表態，提醒歷史問題、提醒地區安全風險。

這次沒有把話說滿，沒有把聲量拉高，很多人把這種沉默解讀成輕視或冷處理，其實更像把溝通成本壓到最低：反復講道理效果不大，那就按規則按實力辦事。

菅野完是日本的自由撰稿人、調查記者兼政治評論人，一向以觀點尖銳、敢把話說透出名。

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選舉中以明顯優勢勝出后，他在YouTube發布了一段較長的視頻談自己的擔憂。

所以316席在日本國內像“通行證”，在周邊眼里更像“風險提示”，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日本越想用強硬敘事凝聚國內，外部越會把日本放進更嚴格的觀察框架里，到那時，口頭解釋很難抵消現實動作帶來的疑慮。

選舉夜的熱鬧解決不了現實賬本，日本對外依賴很深，很多關鍵物資、關鍵零部件、關鍵原料要靠進口。

醫療、化工、制造業里有大量品類和中國供應鏈強綁定，有行業人士長期提醒，日本在部分藥品原料、化工中間體、日用品原材料上對中國依賴度高，一旦物流、通關、合規摩擦增多，影響會先落在企業成本和交付周期上。

這種依賴不是“有沒有替代”的口號能解決的，替代需要時間，需要新產能，需要更高成本來換更低風險。

企業會算賬：原來一周到貨，現在兩周到貨，原來價格穩定，現在保費、運費、合規費用都漲，賬單最終會傳導到消費者和財政。

日本社會這幾年并不輕松，日元走弱、物價上漲、工資增長慢，民眾對生活壓力的體感很強。

政治上把矛盾外移，確實能短期凝聚情緒，但外部摩擦一旦拖長，最先受損的是出口、旅游、投資信心。

還有產業競爭這一層，中國在電動車、光伏、儲能、家電等領域的產品競爭力上來后，日本不少傳統優勢行業面對的是硬擠壓：價格更低、規模更大、迭代更快。

這個變化和政治無關，屬于市場規律，政治再加一層摩擦，只會讓日本企業同時承受“競爭壓力+外部風險”。

有人喜歡拿“脫鉤”當口號，現實里多是“脫鉤脫不動、繞道繞更貴”，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如果把對外強硬當成長期路線，就等于讓企業在高成本環境里跑馬拉松，跑得久了，產業空心化會更明顯，年輕人機會更少，社會情緒反而更焦躁。

過去總有人說，日本是被少數右翼政客帶偏，普通民眾無辜，需要爭取，這種說法在某些時期成立，因為日本社會內部確實有不少反思力量，也有對戰爭歷史保持清醒的人。

問題在于，選票是最硬的背書，316席不是一個人投出來的，是大量選民把強硬路線推上來的結果。

歷史上也出現過類似轉折，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社會對軍部冒進的容忍度上升，溫和政治力量被壓縮，最終一路滑向戰爭。

那段歷史留下的教訓很直白：當社會把“強硬”當成解決焦慮的藥，最后往往會把自己推到更危險的位置。

現在的日本同樣有焦慮：經濟長期低迷、人口老齡化、地區競爭加劇，按常理，解決辦法應當是產業升級、區域合作、改善分配。

強硬敘事提供的是另一條路：把問題歸結為外部威脅，通過擴軍和對抗找存在感。路子短期好用，長期代價高。

周邊國家的態度也會跟著變，以前還有空間談合作、談互利、談“把爭議管住”。

當日本國內把修憲擴軍當成集體目標，外部就會調整預案：該加強的加強，該防范的防范，該降低依賴的降低依賴。沉默和降調不代表松手，往往代表“按最壞情況準備”。

這也是為什么北京的低調反而更值得日本認真對待，高調批評還留著溝通余地，安靜往往意味著耐心被消耗，后面更看重規則、實力、底線。

316席讓日本強硬派拿到更大操作空間，也把日本放進更高風險的軌道，外部的安靜不是沒看見，而是把情緒反應降到最低，把應對動作做在水面下。

對日本來說，真正的問題不是能不能喊口號，而是能不能承受長期摩擦帶來的成本：產業競爭、供應鏈壓力、投資信心、地區安全困境都會疊加。

選舉給了授權，現實會給賬單，接下來如果繼續把修憲擴軍當成主線，周邊的防范只會更系統、更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