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砍經費、暫停4個大科學項目，英國物理學正在經歷寒冬

一場悄無聲息的危機正在席卷西方世界的物理學界。從倫敦到芝加哥，從粒子物理實驗室到大學化學系，數以千計的科學家正面臨著一個殘酷的現實：支撐他們探索宇宙奧秘的資金正在急劇萎縮，而那些培養下一代物理學家的搖籃——大學物理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削減預算。

與其說這是一場經濟下行時期的周期性預算調整，不如說是一場范式轉變。在西方政客眼中，那些無法在短期內轉化為GDP增長、緩解財政緊張問題的研究，正在被貼上“奢侈品”的標簽。

2026年1月底，英國物理學界收到了一封令人震驚的信件。英國科技設施委員會（STFC）主席米歇爾·多爾蒂（Michele Dougherty）教授在信中坦言，為了在2030財年結束前實現收支平衡，委員會必須削減1.62億英鎊的開支，相當于該機構年度預算的近三分之一。

STFC已經確定，對粒子物理、核物理和天文學的資助將降至2023-2024年度預算的七成。這些領域屬于英國政府預算框架中的“好奇心驅動型”研究。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信件的具體要求：項目負責人需要對他們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進行壓力測試，模擬預算削減20%、40%，甚至60%的情景，并告知委員會在何種削減幅度下項目將無法繼續。這意味著，即使項目再珍貴、再有價值，也可能僅僅因為財政原因就被強行終止。

與此同時，英國政府決定暫停四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以節省超過2.5億英鎊。這些項目包括對位于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強子對撞機探測器進行升級，以及與美國科學家合作開發的電子-離子對撞機。

雖然成本超支源于設施建設，但預算削減最終波及了物理學研究經費。英國國家科研與創新署（UKRI）正推動“少量投入、多重產出”的策略，將應用研究置于基礎科學之上。

按領域劃分的英國國家科研與創新署（UKRI）撥款數額|圖源：UKRI

這種看似技術性的財政安排背后，隱藏著深刻的政策轉向。英國政府正在將科研投資重心從長期的知識探索轉向能夠快速產生回報的應用領域：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凈零排放等等。這些領域固然重要，但問題在于，它們所依賴的基礎知識和人才，恰恰來自那些被削減的、由好奇心驅動的研究。

500多名科研人員在致UKRI首席執行官伊恩·查普曼（Ian Chapman）教授的公開信中指出：“早期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的不確定性、項目延遲和優先級調整，可能導致英國科研和產業生態系統失去整整一代人才。”

英國物理學會候任主席保羅·豪沃斯（Paul Howarth）也指出，英國物理學界已經在大學資金缺口、教師短缺和技能荒中苦苦掙扎，現在又要承受這樣“毀滅性的打擊”，嚴重動搖了英國物理學根基。

鉆石光源（Diamond Light Source）和ISIS中子源（ISIS Neutron and Muon Source）這樣的國家級大型設施也難逃厄運。這些設施不僅服務于物理學家，更是材料科學、生物學、工程學等多個學科不可或缺的研究平臺。根據 STFC 的預算重組方案，它們的運行經費將面臨數千萬英鎊規模的壓縮。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運行周期縮短、用戶訪問時間減少等問題。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英國在國際科學合作中的結構性困境。作為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和歐洲南方天文臺的成員，英國需以瑞士法郎或歐元繳納會費。在 STFC 的預算結構中，這些國際會費屬于事實上的剛性支出，幾乎無法壓縮，相應的財務壓力往往被轉嫁到更具靈活性的國內科研經費上，尤其是大學研究撥款和博士后資助。

結果就是，英國在國際舞臺上維持著科學大國的門面，國內的科學家卻因為缺乏差旅費和實驗耗材而無法有效參與國際合作。

從化學到物理的多米諾骨牌

物理學的資金危機，伴隨著英國高等教育體系更廣泛的財政崩潰。過去兩年間，英國大學經歷了一場被稱為“大整頓”的課程關停潮，其規模之大，已經從邊緣的人文學科蔓延到核心的理工科領域。

赫爾大學（University of Hull）化學系的命運頗具象征意義。赫爾大學在2024年確認關閉其化學系，盡管這個系在《衛報》2024年化學專業排名中位列全英第四，盡管該校化學系喬治·格雷（George Gray）教授為LCD液晶顯示屏技術商業化鋪平了道路。與赫爾同病相憐的還有阿斯頓大學（Aston University）和雷丁大學（Universityof Reading），它們也相繼宣布關閉或大幅削減化學課程。

物理系的處境同樣岌岌可危。英國物理學會2025年的調查顯示，26%的物理系主任預計其部門將在兩年內關閉，60%預計課程將縮減。這些變化主要源于財政壓力與教學成本，而非學術質量因素。

問題的根源在于英國大學商業模式的結構性失敗。英格蘭本科生學費自2017年以來凍結在9250英鎊/學年，盡管2025年微漲至9535英鎊，但考慮到八年來的通脹，其實際購買力已經縮水25%左右。

對于物理、化學這些需要昂貴實驗室設備和高額維護成本的學科來說，培養一名學生的成本遠超學費收入，導致這些學科在財務報表上長期處于凈虧損狀態。

到2030年，UKRI給“好奇心驅動型”研究的預算幾乎維持不變（其中粒子物理、核物理和天文學等領域資助削減，其他領域還在增長，此消彼長），而其他渠道的預算都在增長|來源：UKRI

因此，大學長期依賴高昂的國際學生學費來交叉補貼科研和理工科教學。然而，隨著2024年1月針對授課型研究生家屬的簽證禁令實施，以及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化，英國的國際學生入學率連續下跌多年。

根據英國高等教育監管機構 Office for Students 的模型預測，到 2025–26 學年，如果當前趨勢持續，多達 72% 的高校可能面臨財政赤字。

面對財政壓力，許多非羅素集團大學（羅素集團是由24所英國大學組成的協會）采取了一種短視的策略：大規模擴招教學成本低廉的學科，如商業管理、社會學，同時削減昂貴的實驗室學科。這種做法在短期內可能暫時止血，但從國家戰略層面看，物理學教育正逐漸演變成僅由少數精英大學提供的奢侈學科，導致理工科人才培養能力的永久性喪失。

這種趨勢對于英國的工業競爭力構成長遠威脅。化學和物理相關產業每年為英國貢獻數千億英鎊的GDP，產業鏈覆蓋數百萬人。如果大學無法培養足夠的理工科畢業生，這些產業將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

美國的政治化削減

大西洋彼岸，美國的物理學界同樣在經歷動蕩，只不過驅動力來自政治極化而非單純的財政緊縮。特朗普政府2025年初上臺后，提出了對聯邦科學機構前所未有的預算削減提案。

白宮提議將國家科學基金會的預算削減約57%，將能源部科學辦公室削減14%。這些機構是美國大學基礎研究的主要資助者，也是高能物理、量子科學等前沿領域的資金支柱，如此大規模的資金削減將導致數千個資助項目被取消，實驗室關停，博士生培養管道斷裂。

現實的影響已經顯現。根據美國能源部（DOE）的預算提案，費米實驗室2026財年的擬議預算撥款減少了7170萬美元，比上一年減少了9.3%以上。阿貢國家實驗室將減少約1.66億美元，占總額的18.7%以上。兩個實驗室還在2025年9月公布了員工自愿離職計劃。

美國政府還試圖通過削減大學的間接成本報銷，來進一步壓縮科研經費。間接成本是指與科研項目相關的實驗室運營、合規管理、數據存儲等基礎設施開支，大學通常可以獲得聯邦資助額50%以上的間接成本報銷。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將其壓縮至15%，引發各高校劇烈反彈，甚至招來了訴訟。

不過，與英國不同的是，美國的國會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撥亂反正的角色。國會最終通過的2026財年預算，大幅拒絕了白宮的削減提案，能源部科學辦公室甚至獲得了小幅增長。國家科學基金會雖然仍面臨3.4%的削減，但遠好于特朗普政府最初要求的57%。這在美國日漸極化的政治環境中顯得尤為珍貴。

然而，這種“提案-恐慌-恢復”的循環本身，就極大破壞了科研環境的穩定性。許多科學家對長期職業前景感到悲觀，科研人才開始考慮其他選擇。研究型大學報告稱，聯邦研究經費普遍下降了10%-25%不等，一些大學甚至下降了32%。這種不確定性正在迫使大學減少博士生招生，由此帶來的人才培養渠道斷裂才是更值得擔憂的。

歐洲的戰略機遇

面對英美的混亂，歐盟敏銳地看到了機會。2025年5月，在巴黎索邦大學，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共同啟動了“為科學選擇歐洲（Choose Europe for Science）”計劃。這場精心策劃的人才爭奪戰目標明確：吸引那些在英美因資金削減或政治干擾而尋求出路的頂尖科學家。

“為科學選擇歐洲”計劃宣傳網站|圖源：項目官網

該計劃獲得了5億歐元的專項資金支持，后來這一數字擴大到近9億歐元。核心措施包括給予大額長期資助等等。

馮德萊恩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政府對科學的態度：“攻擊自由開放的科學是一個巨大的誤判。”她強調，歐洲致力于成為全球研究人才的磁鐵，提供穩定的資金、科學自由和高生活質量。

截至2025年底，歐盟27個成員國推出了超過一百個國家和地區層面的人才吸引計劃，總資金超過10億歐元，并面向所有職業階段的科研人員開放。這些計劃涵蓋競爭性撥款、流動性支持、長期職位、為高風險背景研究人員提供的獎學金等各個方面。據公開數據，僅2025年下半年，德國的“全球思想”計劃就選拔了166名研究人員。

當然，歐洲自身也并非沒有壓力。法國2025年預算案中，政府削減了6.3億歐元的科研支出，其中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承擔了1億歐元的削減。德國雖然承諾到2030年每年增加3%的科研預算，但其整體預算壓力極大，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然而，相對于英美政府大刀闊斧的削減，歐洲的緊縮規模相對較小。面對種種優勢，英國科學家已經開始向歐洲大學投遞簡歷，美國研究人員也開始關注歐洲的機會。

看不見的代價：經濟安全的長遠威脅

物理學不僅僅是對宇宙本質的探索，它更是現代高科技經濟的基石。當前的資金削減和機構關停，將產生深遠影響，可能要到十年甚至數十年后才會完全顯現。

在英國，物理學相關產業每年貢獻超2000億英鎊的GDP，雇傭超過270萬人。量子計算、光子學、核聚變、半導體、醫療成像——這些產業完全依賴于大學基礎研究產生的知識溢出和人才輸送。當大學無法培養足夠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時，這些產業將面臨人才荒。

政策的矛盾性在此刻暴露無遺：英國政府一方面發布雄心勃勃的國家量子戰略，試圖成為科學超級大國；另一方面卻削減了培養量子物理學家所需的科技設施委員會核心資金。這就像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沒有扎實的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應用技術的突破就是無源之水。

人才流失是最直接也最難以逆轉的后果。面對30%-60%的項目關停，數百名博士后和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正面臨失業風險。一旦這些處于職業生涯黃金期的科學家離開，他們帶走的不僅是個人智慧，更是數十年的隱性知識和國際合作網絡。重建一個享譽世界的物理系需要幾十年，但摧毀它只需要一、兩個財年的決定。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基礎科學的回報周期往往長達數十年。今天削減的粒子物理研究，可能正是30年后某種革命性技術的源頭。歷史上，互聯網技術源于粒子物理學家為了共享數據而開發的萬維網，醫學成像最早源于粒子探測器技術，半導體產業的基礎也離不開量子力學的發展。如果沒有這些當下看不到價值的好奇心驅動研究，那些改變人類社會的技術根本不會存在。

站在2026年初，全球物理學界正處于一個十字路口。英國面臨的是從科學大國滑向二流的危險，美國經歷的是政治極化對科學共識的沖擊，歐洲則試圖在混亂中收割人才紅利。

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中國正在大幅增加科研投入，十分難能可貴。這種此消彼長，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導致科技領導權的根本性轉移。當西方大學關閉物理系和化學系時，中國的大學正在擴招理工科學生；當西方科學家因為資金不確定性而感到沮喪時，中國正在通過穩定的長期投資吸引全球人才。

一個清晰的事實是，物理學的危機，實質上是未來經濟安全與國家競爭力的危機。當政府為了短期的預算平衡而削減基礎研究時，他們實際上是在透支國家的未來。科學不是可以隨意開關的水龍頭，人才培養和知識積累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一旦這個生態系統崩潰，代價將是難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