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建國，對羅馬共和國的反思與繼承一樣多｜文史宴

因為微信推薦機制的更改

如果您喜歡敝號

請進入敝號頁面點亮“星標”

這樣不會錯過好文推薦

對美國建國一代而言，羅馬不是遙遠的古代文明，羅馬共和國的興起、擴張、內戰與崩潰，構成了一整套的政治經驗。羅馬共和國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現實相關性，就在于它曾經成功解決過與18世紀美國相似的問題：如何在沒有國王的前提下維持秩序，如何在公民自由與國家權威之間取得平衡，并在擴張過程中避免權力集中。

羅馬共和國的制度遺產也是負向參照，既提供了共和政體可行的證據，其失敗也證明了共和政體最致命的結構性風險。所以當時的北美殖民精英普遍將處境理解為歷史場景再現（共和國在權力、戰爭、派系與人性弱點的夾擊下如何避免迅速墮落為專制）。

基于此，本文的分析將集中于制度層面，將圍繞一個核心展開：美國政治制度的獨特性不完全是對羅馬共和國的繼承，我認為主要體現在對羅馬失敗原因的理解程度。正是這種理解使美國制度從一開始就放棄了對公民美德的高度依賴，轉而將政治穩定寄托于結構性不信任之上。

美國建國者們眼中的羅馬共和國

如何理解羅馬共和國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影響？首先有個前提問題：美國建國者所理解的“羅馬”不等同現代歷史學意義上的羅馬。它是經由古典教育體系篩選、重構并高度政治化的羅馬形象，也服務于現實政治判斷。

圖：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

18世紀的大西洋世界，古典教育是政治訓練，拉丁文與希臘文的學習意味著直接接觸西塞羅、李維、普魯塔克、薩盧斯特和塔西佗等古羅馬精英。不過這些作者并不以制度細節著稱，主要是以道德判斷、政治危機和人物命運見長，美國建國一代從這些人中獲得的是關于共和國如何興盛、又如何自毀的敘事結構。

在這一敘事中，羅馬共和國被反復呈現為因內部因素而失敗的政體，敗于派系斗爭、權力集中和軍事統帥的政治化。此點對當時的美國人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向性，北美殖民地同樣缺乏君主傳統。面臨戰時軍事權力擴張，并同樣存在地區、階層與經濟利益之間的緊張關系。羅馬的失敗因此不被視為古代特例，而被理解為共和國政體的普遍命運風險。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羅馬共和國在美國政治思想中承擔了三重功能。

第一是反王權的歷史證據，羅馬驅逐塔克文國王后的共和傳統，被反復用來證明政治秩序不依賴世襲君主，對于剛剛與英王決裂的殖民地精英而言具有高度正當化意義。

第二是反民粹的警示案例，羅馬共和國后期平民政治的激進化與群眾動員被描繪為導致制度失控的重要原因。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民眾大會的情緒化決策并不代表民主的進步，而是政治理性崩潰的開端，這種理解直接塑造了美國建國者對“純粹民主”的不信任。

第三是最重要的，它是反軍事獨裁的歷史范本，從馬略到蘇拉、龐培到凱撒，羅馬共和國的崩潰被歸因于軍事統帥在政治中的持續介入。軍隊對個人的忠誠取代了對共和國的忠誠，最終使制度本身失去自我防御能力。這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尤為敏感，因為北美大陸軍的存在本身就構成潛在風險。

圖：古羅馬的政治家 西塞羅

因此美國建國者討論羅馬時，在反復思考“如果我們這樣做，會不會走向羅馬的結局”，他們真正關注其失控節點，他們對羅馬的工具化理解，也能夠解釋為何美國建國文本中很少出現對羅馬制度的系統復述，卻充滿了對羅馬人物和危機的暗示。加圖、辛辛那圖斯、西塞羅、凱撒，這些名字之所以反復出現，是因為他們象征著共和國在關鍵節點上的選擇與失敗。

這也決定了美國制度設計的基本態度：與其追求高強度的政治動員，不如優先防范最壞結果。對這類問題的解決，推動著美國的制度輪廓逐漸成形。

美國立法結構中的羅馬影子

美國建國初的政治思想家關心是在缺乏現代官僚體系、成文憲法和民族國家的前提下，羅馬共和國維持了數百年的政治連續性，這就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了。在所有制度繼承中，美國立法結構與古羅馬共和國之間的關系最直接，但也容易被誤解。

表面看美國的兩院制立法機關似乎只是英國議會傳統的延伸，但若僅止于此，便無法解釋在獨立后的制度設計階段，美國建國者對英國下議院模式保持高度警惕，卻對羅馬共和國的混合政體表現出持續的興趣。

圖：《獨立宣言》上呈大陸會議，主要起草人杰斐遜（右二）與富蘭克林（右一）及亞當斯（左一）

這我認為是結構判斷，古羅馬共和國不是民主國家，但也不簡單是寡頭政治。它的核心特征在于高度不穩定卻長期有效的混合政體：執政官代表行政權與軍事權，元老院代表貴族秩序與政治經驗，公民大會則體現合法性來源。三者之間既無明確的憲法分權，也無抽象的主權理論，卻通過長期慣例與權力交錯形成動態平衡。

但美國沒有去復刻羅馬的權力結構，他們選擇更激進的做法，他們將羅馬混合政體中彼此制衡的功能，拆解為可被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單元。

美國立法機關的兩院制正是拆解后的核心產物，在制憲會議中兩院制是防御機制，建國者普遍認同一個判斷：單一立法機構極易被激情、派系或短期利益所劫持。這判斷也是源自羅馬公民大會的歷史，羅馬的公民大會在理論上代表公民主權，但實踐中常因煽動、收買與恐懼而失去理性判斷能力，最終為強人政治打開通道。

所以美國眾議院的設計承擔明確角色（承載民主合法性，但不擁有制度終局權）。短任期、按人口比例選舉，使其能夠快速反映社會情緒；但同時它必須與另一個結構性更為遲緩、更不易被情緒操控的機構協同立法。

圖：美國的國父們雕像

這一“慢機構”正是參議院，參議院的功能接近羅馬元老院的政治定位。但不完全一樣，不同于元老院的是，美國參議院沒有終身任期和世襲資格，也不能壟斷國家治理權。但它繼承了元老院最關鍵的制度功能：對政治決策施加結構性延遲。羅馬共和國中元老院通過控制財政、外交與長期政策方向，實質性塑造國家運行軌跡。成員因社會地位、政治經驗和終身任職而天然傾向于保守，這種保守性在羅馬政治中起到了減震器的作用。美國參議院顯然被賦予了類似使命，從制度細節看其繼承關系更清晰：參議員最初由州立法機關選舉產生、任期長于眾議員、選舉頻率更低；在外交、條約和高級任命中擁有決定性權力，這正是羅馬經驗在美國制度中的轉化方式。

更重要的是兩院制在美國并非彼此獨立存在，兩院都被嵌入更復雜的制衡網絡中。任何立法行為必須在不同代表邏輯、選舉周期和政治激勵的機構之間反復折返。是制度刻意制造的政治成本。

這點與羅馬共和國形成了本質差異，羅馬的混合政體依賴的是社會階層之間的長期均衡，一旦均衡被打破，制度便迅速滑向內戰。羅馬共和國相信貴族的責任感可以長期穩定存在，美國制度則明確假定這種責任感并不可靠，它不要求立法者具有更高的美德，而要求他們處于不利于濫權的位置。美國通過制度本身制造持續的摩擦，使任何一方都難以獲得決定性優勢。

換言之，美國立法結構的誕生不在乎效率，目的就是降低失控概率。從這角度看，美國的兩院制更偏向風險管理，將羅馬共和國中以社會身份維系的權力平衡，轉化為以程序和任期維系的制度平衡。美國制度不試圖塑造更好的人，而是避免讓普通人在制度中無法迅速造成災難。

為什么美國總統不會成為凱撒

如果說美國立法結構的設計是對民意失控的防御，那么行政權的配置反映了美國建國者對羅馬共和國崩潰路徑的恐懼，在他們看來共和國真正的終結者是掌握軍隊且能繞過制度直接動員群眾的個人。

羅馬共和國的歷史上，從馬略改革開始，軍隊逐步從“公民的武裝”轉變為“將領的私產”。士兵忠誠對象不再是共和國，誰能提供土地、財富和榮譽，士兵就會效忠誰。蘇拉、龐培、凱撒的權力基礎均建立在私人化的軍事忠誠之上，軍隊成為他們的政治資源，共和制度能否維系下去只看軍頭們的道德和野心了了。

圖：華盛頓與大陸軍

歷史給出了充分的證據，所以在設計行政權力時，美國建國者的關鍵就是“如何避免一個新的凱撒出現”，這個問題直接塑造了總統制度的全部特征。

首先總統的權力來源被嚴格限定為選舉授權，總統不是最有聲望的將軍，也不是自然的社會領袖，而是周期性被選擇的行政執行者。這與羅馬執政官形成表面相似、實質不同，羅馬執政官同樣任期有限，但其政治地位高度依賴軍事成功，戰爭本身即是權力來源的一部分。還有總統的任期限制具有明確的反凱撒意味，四年任期、可被否決的連任機制，使總統無法通過長期掌權建立個人政治機器，華盛頓在兩屆任期后主動退出，也是有意塑造制度先例：總統職位不屬于任何個人。

正是在這一行為之后，“不連任第三屆”逐漸演變為事實上的憲政慣例，直至后來被正式寫入憲法修正案。另外總統對軍隊的控制被刻意分裂，總統雖為三軍統帥卻不掌握戰爭的開啟權和軍費決定權，這兩項權力被牢牢掌握在立法機關手中。羅馬共和國晚期的災難經驗表明只要軍隊可以被持續動員，行政權便有能力繞過其他制度節點直接施壓政治系統。美國通過將軍權拆解為指揮權、財政權與合法性來源的分離結構，使任何軍事行動都必須經過多重制度門檻。最后，總統在法律意義上不是共和國的化身，被明確界定為“可被追責的官員”（彈劾制度），等于是在不訴諸暴力的前提下，為行政權失控提供出口，雖然不保證彈劾一定成功，但也算是構成持續存在的威懾。

圖：美國第一任總統 華盛頓

一個不受約束的執行者，最終將使共和國不復存在，美國總統更接近于被層層制度包圍的反凱撒裝置。這一系列制度搭建可清楚看到美國對羅馬模式的系統性逆向操作，羅馬共和國將軍事榮耀視為政治資本，美國則將其政治化風險降至最低；羅馬通過個人聲望維系權力，美國則通過程序消解個人影響；羅馬缺乏對執政官的終極約束，美國則將行政權嵌入可被打斷、審查和罷免的網絡之中。共和國不再依賴某個卓越人物來拯救，應該依賴結構本身。

美國對羅馬的超越

羅馬共和國的政治秩序本質上建立在社會身份與道德期待的重疊之上，政治想象依賴高度道德化的假設：公民愿意為了公共利益克制私欲，精英愿意在權力邊界前自我止步，將軍愿意在勝利之后交還權力。元老的權威不存在成文法賦權，因為其家族傳統、榮譽積累與公共責任的長期結合。執政官被信任是因為聲望與共和國命運高度綁定，即便是對平民的讓步，也依賴對“理性公民”的預設。

這體制在規模有限、社會結構相對穩定的城邦中，尚能維持平衡，其脆弱性決定了羅馬制度的命運。當時的美國建國者認識到這個脆弱性，共和國如果依賴公民美德才能存續，那么它注定是短命的。

羅馬共和國試圖在政治結構中保存貴族倫理的殘余，希望以榮譽和責任延緩權力腐化；美國放棄了幻想，將腐化視為常態，將制度設計為對抗常態的工具，美國不會將共和國的命運寄托于任何形式的道德例外。

在獨立戰爭期間，“公民美德”仍然是動員社會的核心話語，志愿、犧牲與對共和事業的認同推動著大陸軍的凝聚力。但戰爭暴露了其極限，逃兵、軍餉拖欠、地方主義與私人利益的優先性，使建國一代意識到在長期、復雜的政治運作中，美德只能作為輔助變量，而不能作為制度支柱。

圖：杰弗遜（右）、富蘭克林（左）和亞當斯（中）共同草擬宣言的一幕

認知轉變在制憲會議期間被系統化為新的政治原則，即不要假設人是善的，而要假設權力會被濫用。詹姆斯·麥迪遜在轉向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他不否認美德的價值，否認其可靠性。對古代共和國的比較研究中，麥迪遜注意到反復出現的模式：派系是自由社會的自然產物，消滅派系意味著消滅自由本身，依賴道德壓制派系只會將沖突推向制度之外。由此產生的結論具有革命性意義，也就是與其將派系視為共和國的問題，不如將視它為制度設計的材料。

我們都知道，歷史上羅馬的擴張摧毀了制度和結構基礎，當財富、軍功與政治權力脫鉤，美德不再是晉升的唯一路徑；軍隊成為職業化組織，忠誠開始指向具體個人，政治競爭的收益遠高于失敗的代價，道德自制便迅速退場。美國建國者正是看到美德的脆弱性，在美國制度設計上做到了與古典共和主義的決裂。

這就直接顛覆了羅馬政治傳統，在羅馬的政治語境中派系意味著陰謀、腐化與叛國，美國憲政理論中派系被重新定義為利益差異的制度化表達，美國解決了是否有任何派系能夠取得決定性優勢導致共和國傾覆問題。正是在此邏輯下，美國完成了從“美德共和國”向“結構共和國”的轉型，我們不再塑造高尚的公民，我們通過權力的相互制衡來消耗個人野心。制度邏輯的成熟，標志著美國對羅馬共和傳統的真正超越。

羅馬法傳統的間接遺產

羅馬《十二銅表法》打破了貴族對法律解釋權的壟斷，法律成為公開的規范，從共和國角度看這是制度性降級沖突的機制。羅馬的法律體系雖逐步成文，但始終未能建立位于政治之上，元老院決議、公民大會法令、執政官命令彼此疊加。這種模糊性在共和國穩定時期尚可維持，但在權力競爭加劇時迅速演變為強者對規則的重新定義，如果法律不能被清晰界定、公開約束權力，那么共和國終將滑向個人統治。

與立法結構和行政權配置相比，羅馬共和國對美國憲政的影響在法律層面顯得更為隱蔽，卻同樣關鍵，美國延續了自羅馬共和國開啟、經由近代自然法理論中介、最終在美國完成制度化的思想譜系。羅馬共和國對后世最深遠的法律遺產是法律可以、也必須被明確寫下來，并置于個人權威之上。

圖：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

美國憲政設計正是對其缺陷的解決，殖民地時期美國建國者的政治不滿非稅負問題，而是權力的不可預期性，比如法令可以被隨意解釋，權利被行政裁量吞噬。美國憲法正是在這方面與羅馬共和國形成跨時代的呼應，它設定成高于一切政治行為的規范文本。政府權力必須源自對文本的授權，任何政治行為如果無法在文本中找到正當性，即被視為越權。

在思想層面，轉化經由自然法傳統完成中介，西塞羅關于“真正的法律是正確的理性與自然一致”的論述，為后世提供將法律與權力分離的哲學基礎。美國通過設立至高憲法并賦予司法機關解釋與審查權，將“法律高于政治”的原則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防止任何政治力量通過重新解釋規則而獲得不可逆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沒像大陸歐洲那樣走向系統化的羅馬法復興，普通法傳統在美國法律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判例、習慣與漸進演化被視為穩定性的來源。這也體現美國對羅馬經驗的選擇性吸收，羅馬法的技術復雜性適合高度官僚化的帝國，而美國更關心的是法律在政治結構中的位置，而非其內部精細程度。與羅馬共和國相比這是質的躍遷，美國通過程序與文本凍結權力擴張的路徑。

為什么美國最終走向民主化而非元老政治

美國為何在建國后不久就主動疏離曾被奉為圭臬的羅馬政治想象？在建國語境中，羅馬共和國之所以具有高度吸引力是因為它為“無王政治”提供了歷史合法性，同時又為精英治理保留了空間。元老院象征著經驗、節制與長期視角，這正是建國精英希望植入新共和國的品質，但這種政治理想從一開始就與美國社會的結構性條件存在撕裂。

圖：古羅馬貴族生活

美國社會不像羅馬式的等級社會，殖民地社會缺乏穩定延續數代的政治貴族，財富來源高度流動，土地分配相對分散。即便在建國初期所謂“自然貴族”也難以形成可持續的政治壟斷，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要想復制以社會地位為基礎的元老政治本身就缺乏現實支撐。矛盾很快在政治實踐中顯現出來，1790年代聯邦黨人與共和黨人的對立，使建國精英首次面對他們在理論上試圖排除的現象：政黨。對華盛頓和亞當斯而言，政黨意味著派系，意味著共和國滑向羅馬內戰邏輯的前兆。因此他們打算通過道德勸誡、行政壓制甚至法律手段來遏制黨派政治。

華盛頓等人的反應仍然植根于羅馬政治想象，羅馬共和國的失敗被理解為派系政治失控的結果，所以防止派系很自然的被視為拯救共和國的必要條件。美國社會證明隨著選舉權的擴大、媒體的興起和地方政治的活躍，黨派不僅無法消除，反而成為政治動員的主要形式。1800年的權力和平交接構成決定性節點，通過接受黨派輪替的合法性，美國實際上放棄了以元老政治為核心的古典共和模式，轉而承認利益競爭在政治中的正當性。

圖：聯邦黨人代表漢密爾頓

這轉向由一系列因素共同推動。一是民主化壓力的不可逆轉，人口增長、西進擴張與經濟流動性，令政治參與不可能長期被限制在少數精英手中。羅馬共和國在擴張過程中未能解決公民身份與政治權利的匹配問題，美國則在早期便選擇了不斷擴大政治參與的方向，使任何形式的終身政治階層都難以形成。二是宗教與文化結構的變化。19世紀初的宗教復興運動強調個人經驗與道德平等，對古典教育和世俗精英文化構成直接沖擊。拉丁文、羅馬史與古典修辭逐漸失去政治權威，取而代之的是更為直白、情感化的公共話語，文化轉變進一步削弱羅馬政治模型的社會基礎。三是經濟形態的變化。商業社會的興起推動政治逐漸圍繞政策選擇與利益分配展開，羅馬元老政治依賴的長期聲望與家族積累，在快速變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難以維系。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羅馬逐漸從現實政治參照退化為象征性修辭，它仍然存在于建筑、術語和儀式之中，但已不是制度設計的核心邏輯來源。

不過，羅馬共和國的退場不意味著羅馬影響的徹底消失，相反以更隱蔽的方式被保留下來：不信任權力集中、不迷信民意瞬間、不期待美德永恒。這些原則正是從羅馬共和國的失敗經驗中提煉而來，在美國制度中獲得了新的生命，羅馬變成一個不斷提醒共和國自身脆弱性的歷史參照。正是在此意義上，美國最終完成對羅馬的“精神獨立”，不追求成為新的羅馬，學會在羅馬的廢墟上構建適合自身社會結構的政治秩序。

歡迎關注文史宴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