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國難,是近代中國跌入谷底的至暗時刻。這些無修飾的百年老照片,是最冰冷的歷史鐵證,定格了八國聯軍在華夏土地上的耀武揚威、清軍將士負傷被俘的悲壯、義和團從抗爭到淪為犧牲品的無奈,每一幀都藏著民族刻入骨髓的傷痛與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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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上海徐家匯,當時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已經爆發,聯軍統帥瓦德西在前往北京履職的途中,于上海停留,并視察了駐扎在徐家匯的英屬印度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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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在侵華部隊中大量使用英屬印度士兵,這支駐扎在徐家匯的印軍是英軍的重要組成部分,瓦德西視察時評價其“軍事素質高、忠實可靠”。徐家匯在當時是上海重要的外籍駐軍區域,英屬印度軍隊在此駐扎,既承擔上海的防務,也作為后續增援北京的兵力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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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期間,北京天安門前的金水橋畔,一群的日軍軍官,在象征皇權的石獅子和華表前合影留念,他們的身后是飽經戰火的天安門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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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15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帝倉皇西逃,這座千年帝都落入列強之手。在八國聯軍中,日本出兵最多,達2萬余人,是占領北京的主力。他們不僅控制了紫禁城的東華門、西華門和神武門,還率先掠走了內務府300萬兩白銀。這張照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拍攝的,它記錄了侵略者在中華心臟地帶耀武揚威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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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庚子事變中,一名隸屬于董福祥甘軍的清軍士兵,在頭部與腿部受傷后被英軍俘虜,于英國公使館接受治療時,疲憊地靠在椅上睡著了。他歪著頭的姿態,褪去了戰場上的兇悍,只剩下戰爭留下的創傷與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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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義和團運動席卷華北,清廷向列強“宣戰”,董福祥率領的甘軍作為清軍主力之一,參與了對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圍攻。甘軍多為西北回漢子弟,裝備簡陋卻作戰勇猛,在與八國聯軍的激戰中傷亡慘重。這名士兵的受傷被俘,正是這場慘烈戰爭的微觀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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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記錄了晚清時期一次公開行刑的殘酷場景,很可能拍攝于1900年庚子事變之后,幾名犯人被官兵押解著,即將被處決,密密麻麻的圍觀人群,則構成了一幅令人窒息的歷史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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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央,幾名犯人被強行按跪在地上,他們的辮子被緊緊攥在官兵手中,身體被牢牢控制,脖頸完全暴露,等待著致命的一刀。山坡上擠滿了圍觀的百姓。他們像看一場熱鬧的戲一樣,冷漠地注視著眼前的殺戮。這種集體性的麻木,是魯迅筆下“看客”心理的真實寫照,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沉重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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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拍攝于1900年庚子事變之后,真實記錄了義和團成員被處決的場景,是近代中國一段屈辱歷史的視覺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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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最初以“扶清滅洋”為旗號,得到清政府的默許和利用,試圖對抗列強侵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后,慈禧太后為了向列強求和,迅速變臉,下令清軍與聯軍聯手鎮壓義和團,將所有罪責推到他們身上。照片中的場景,正是清政府為取悅列強,在聯軍監督下公開處決義和團成員的畫面。
照片中負責行刑的是中國劊子手,而監督行刑的是戴著白色頭盔的外國士兵,刑場周圍擠滿了麻木不仁的中國百姓。在那個時代,公開處決常被當作“熱鬧”來看,被處決的義和團成員,大多是來自底層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他們懷著樸素的愛國熱情,卻最終淪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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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由美國地形學家魯夫斯·哈維·薩金特于1904年在山西汾州(今汾陽)拍攝,記錄了庚子事變后,清政府為討好列強,派出地方兵丁護衛外國考察隊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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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山西是全國教案重災區,汾州城內多名傳教士被殺。庚子國難后,清政府為了向列強求和,徹底改變了對洋人的態度,從“仇洋排外”轉為“媚外護洋”,下令各地官府嚴密保護在華外國人的安全。
1903-1904年,薩金特受卡內基研究所資助,在中國進行科學考察。當他的隊伍途經汾州時,當地官府便派出了這支護衛隊。照片中手持大刀、長矛的是當地的“汾州營”兵丁,他們身著帶有編號的號坎,畫面右側的洋人,很可能就是攝影師薩金特本人或其隨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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