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 | 胡適與《紅樓夢》

讀胡適全集第十二卷，有一篇談到《紅樓夢》作者的背景，胡適認為，曹雪芹的父親、伯父、祖父和曾祖父三代四個人，做過“那個時候最闊的一個官——江寧織造”，康熙皇帝下江南六次，四次住在曹家，因此曹雪芹寫的這個小說“是個寫實的小說”，“至少帶著自傳性質的一個小說”。

胡適曾對“曹雪芹小像”之謎還做過分析，認為曾被專家當作曹雪芹小像的，其實是另外一個人的小像。從胡適早年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考證歷史的功夫。

“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

胡適先生所秉持的研究方法論，對舊紅學的附會研究持反對意見。胡適先生和其學生顧頡剛，就《紅樓夢》研究有過很多通信，這些通信內容豐富，涉及版本、曹雪芹家事和研究方法等諸多方面，能從中看到胡適先生和顧頡剛先生對《紅樓夢》研究的真知灼見。

對于《紅樓夢》研究，胡適與蔡元培先生、錢玄同先生也多有學術切磋。從他與其他學者的通信對話中，可以看到在那樣一個時代，對《紅樓夢》的研究已然形成很有趣味的“朋友圈”。這樣的學術探討，無疑對《紅樓夢》研究是有益處的，也為后續《紅樓夢》研究者提供了基本參照。

胡適在1934年7月《題半農買的黛玉葬花》一詩中寫道：“沒見過這樣淘氣的兩個孩子！不去爬樹斗草同嬉戲！花落花飛飛滿天，干你兩人什么事！”從中看到，《紅樓夢》研究已經融入胡適的日常生活和朋友交往之中了。在1947年12月7日《與周汝昌書》中，胡適對周汝昌考證曹雪芹生卒問題予以肯定，周汝昌先生的回信則帶有晚輩的謙和，條分縷析的考證看上去絲絲入扣，反映出兩代學人對《紅樓夢》研究各自的執著與細致。胡適先生和周汝昌先生的通信，能讓今天的《紅樓夢》研究者領略到學者之間的互相敬重以及精神的獨立性，也能從你來我往的溝通中，品味到學者心海深處的那份自信。

胡適提出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他說“要大膽地提出假設，但這種假設還得想法子證明。所以小心地求證，要想法子證實假設或者否定假設，比大膽的假設還重要”。

1962年2月20日，胡適先生去世前四天，他在回復金作明的信中仍然談及《紅樓夢》，這位與《紅樓夢》有著終身情結的學者，既注重文字的異同，又考察版本的區別，還注重作者家史與文本內容的對照。胡適把《紅樓夢》當作自己精神的寄托。

胡適從《紅樓夢考證》開始，到最后回復金作明的信，始終沒有離開《紅樓夢》研究，有學者認為，胡適有“新紅學”祖師爺的氣派。新紅學的招牌，實際上是顧頡剛幫他樹立起來的。當時的部分學者，更傾向把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看作開山之作。王國維的這篇評論最初發表于1904年的《教育世界》，比蔡元培的索隱早13年，比胡適的考證早17年，比俞平伯的辨要早19年，且以哲學與美學觀點來衡量《紅樓夢》。王國維提出了辨妄求真的考證精神，對舊紅學猜謎附會、索隱求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批判，所以更多學者認為，新紅學應該從王國維的這篇評論開始算起。

吳宓曾在2019年春天為哈佛學生做了有關《紅樓夢》的演講，運用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突破舊紅學的窠臼，探討《紅樓夢》的精神價值，也是用西方比較文學方法來審視中國古典小說的先行者。所以有學者認為，吳宓和王國維才是“最具有世界眼光”的研究者，而胡適只是集中了中西“傳統”研究之法，相對延后。俞平伯對蔡元培、胡適把《紅樓夢》當作家史研究的方式給予批評，認為應把《紅樓夢》首先當作一部小說來讀，而不應“像考古學家那樣，敲敲打打”。胡適拿出程乙本來印刷，并為之作序，贊助宣傳，也被許多學者所詬病。更多學者認為，如果把一本小說當作史書來讀，立足點就錯了。

客觀而言，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廓清了著者、版本的問題，胡適是新紅學考證派的第一人。胡適對作者的考證、“自敘傳說”以及他的兩種版本說（80回和120回），為后續研究者提供了相應的研究路徑。其結合史料、版本和實物證據的研究方式，也為新紅學提供了研究參照。

從胡適的文本看，其研究方法仍有許多可為當代學者借鑒之處。首先是他注重史料、摒棄附會的方法，顯示了學術研究的嚴謹性。雖然一方面使舊紅學的牽強附會讓位于史料的真實，推進了紅學研究，但另一方面，這些史學方法也讓《紅樓夢》因為視角的改變，失去了小說的原有魅力；其次是通過文獻資料和版本比較，提出了原始版本和續寫版本的區別，這種研究方式值得后續研究者借鑒；再者是提出“自敘傳”說，為小說的細節描寫和整體結構提供了現實樣本，盡管“自敘說”影響了對《紅樓夢》小說文本的解讀，但這種解讀方式，也成為歷代紅學探秘不止的原因之一。

胡適在研究紅樓夢的基礎上，形成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強調了想象力與科學性的結合，文學與藝術的結合，形成了學術研究的新范式。對一個研究者而言，基于無限想象和對各種可能性的窮舉，這是文學創作的源泉，也體現了小說創作的無限張力，更是文學評論所應秉持的原則；研究者謹慎對待每一個研究路徑和證據、文本的蛛絲馬跡，求證出符合文本自身實際的研究結果，是對文本的尊重與剖析。現代紅學研究者，從胡適留存的論文中，吸取了很多方法論的力量。

當前，相比胡適所處的年代，調取各類研究資料更加方便了，但胡適當年的研究方法依然是閱讀《紅樓夢》的最好借鑒。每位學者的學術研究，會打上時代的烙印，限于技術手段和資料收集等各種原因，每個時代的研究者，研究成果會有些錯訛之處。胡適的研究也是如此。但胡適對《紅樓夢》的研究，能發現舊紅學“附會”的誤區，找到屬于他自己的研究路徑，實屬難能可貴。翻閱《胡適全集》，后繼者能從中看到胡適學術研究的認真態度。紅學研究，需要胡適這樣的終身摯愛者。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戴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