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歷史劇《太平年》正在熱播。鏡頭里的五代十國,刀光劍影、城頭變幻大王旗,而在這一片血色與鐵銹之中,有一襲素袍的身影始終靜立朝堂——他很少拔劍,很少激昂,甚至在每一次改朝換代時都平靜地迎接新主。
他是馮道。
劇中有句臺詞借他之口說出:“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彈幕里有人問:這究竟是圓滑世故,還是大隱于朝?
恰逢杜文玉老師《武夫當國:五代十國的君王與士人》一書熱銷,書中以三千余字的篇幅,詳述馮道生平、引其《長樂老自敘》、陳列歐陽修的痛斥與史家的兩難。
我們不急于給馮道“翻案”,但或許可以借著《太平年》的余溫,走進這本書,看看這位被罵了千年的“長樂老”,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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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里的馮道,沉穩、寡言、眼神疲憊而悲憫。有觀眾不理解:為何編劇要給這樣一個“不倒翁”如此厚重的戲份?
翻開杜文玉老師的書,我們會看到馮道的另一面。
他出身農家,年輕時“大雪擁戶,凝塵滿席,仍誦讀不輟”。在軍旅中,他與仆人同吃同住、臥于草上;有將領送他美女,他“置之別室,訪其家而還之”。父喪守孝期間遇災年,他散盡家財救濟鄉鄰,自己下田砍柴,官府送來的粟米絹帛分毫不取。
契丹人聞其名,曾想派兵入境擄他——這種“名動遠俗”的聲望,是憑鉆營諂媚換得來的嗎?
顯然不是。
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出在《長樂老自敘》。
(下文節選自《武夫當國:五代十國的君王與士人心態》,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年)
《長樂老自敘》是五代大臣馮道撰寫的一篇文章,敘述其在歷朝所獲得的各種官職、爵祿、封賞情況,自謂在家為孝,在國為忠,既是人子、人弟、人臣、丈夫、父親,又有兒子、孫子,食有味,飲有酒,讀有書,目睹美色,耳聽樂聲,安于當代,老而自樂,人世間還有什么能比這些更快樂的呢!這篇文章撰于后漢隱帝乾祐三年(950),流傳頗廣,被收入《舊五代史·馮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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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道其人,是五代時期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其一生歷事四朝十君,三次拜相,在相位前后二十余年,以持重而著稱,平生廉明節儉,聲望甚高,被時人視為當世之孔夫子,只是在晚年稍稍有所奢侈。關于此人,歷來爭議甚大,贊譽者有之,指斥者亦有之,因此有必要對其生平做一簡介。
馮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滄州西)人,其先世以農為業,沒有做過官。馮道年輕時生活艱苦,但能立志苦學,雖大雪擁門,灰塵滿席,仍然誦讀不輟。唐朝末年,劉守光任幽州節度使時,任其為幽州參軍。劉守光敗亡后,他流亡到太原,河東監軍張承業任其為巡官。河東記室參軍盧質對張承業說:我曾經看到過司空杜黃裳的畫像,馮道的相貌與其頗像,將來前途無量,希望予以重用。于是張承業遂推薦他任使府掌書記。
后唐莊宗李存勖與后梁大戰期間,馮道也在軍中,居一茅庵,臥于草上,與仆人吃同樣的飯食。軍中將校掠得美女,曾贈給馮道一人,馮道無法拒絕,遂安置于別室,訪其家而送還之。
后唐建立后,馮道歷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等職。他曾因父亡而回鄉守喪,正好遇到災年,馮道拿出全部積蓄救濟鄉鄰,自己卻下田耕作,砍柴負薪。凡遇有荒蕪的田地,而田主無力耕作時,馮道往往乘夜暗暗幫助耕種,并拒絕原主的酬謝。當地官員贈送的粟米絹帛,他一無所受。
契丹人聞聽馮道的大名,打算派兵入境將其擄走,幸虧后唐邊軍有所防備而未能得逞。![]()
守喪期滿后,馮道回朝仍任翰林學士。后唐明宗即位后,素聞馮道大名,遂升其為端明殿學士,不久又升任中書侍郎,并拜為宰相。明宗天成、長興中,天下無事,連年豐收,百姓安居樂業。馮道勸明宗居安思危,關心百姓疾苦,并誦唐代詩人聶夷中的《傷田家》詩云: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
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燭。
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得到了明宗的贊賞。馮道還主持了《九經》的刊印之事,這是我國古代雕版印刷術自發明以來,首次大規模地運用于印刷儒家典籍,對發展文化事業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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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道心胸開闊,能容天下難容之事。有一小吏名叫胡饒,生性粗獷,因一事不滿,在馮道府門大罵。馮道說:此人一定是醉了。召入府中,設席款待,盡歡而散,無一絲惱怒之色。
他任同州節度使時,有一酒務吏上書請求以家財修繕孔子廟,馮道批付判官處理此事。這位判官在狀后批道:“荊棘森森繞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批評文士儒臣不重視儒學,反倒不如一個管酒的小吏。馮道看到后,非但沒有生氣,反而感到非常慚愧,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祿重修了當地孔廟。對待部屬如此,對朝中大臣不管與自己政見是否相同,馮道也都能平和相處,絕不因私憤而責難他人,更談不上陷害同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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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馮道名望甚高,不少皇帝都對他十分尊重,稱其官而不稱其名。跋扈專橫的節度使們,見了馮道皆行大禮,不敢有絲毫怠慢。馮道出使契丹時,契丹主敬重馮道,打算親自到郊外迎接,經人勸解才作罷。他還曾隨契丹主至常山,見到被擄去的中原士女甚多,遂拿出錢財贖回,暫寄于佛寺尼庵,然后尋訪其家,一一送還。士無賢愚,皆視馮道為國之元老,倍加稱譽。
但是馮道卻很少對皇帝的無道行為進行諫諍,只知一味地順從,只有后周世宗初即位時,北漢軍進攻,世宗打算親征,馮道極力出面勸諫。當時世宗新立,正在為太祖郭威舉辦喪禮,北漢以為后周必不能出兵抵御,欲利用人心不穩之機,一舉攻滅之。世宗說:“我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馮道說:“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又說:“劉旻烏合之眾,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馮道說:“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大怒,離位而去。馮道此次之所以一反常態,是因為他認為周世宗年輕不經事,出兵必敗,所以才敢出面頂撞。![]()
馮道一生經歷了四次改朝換代,至于更換皇帝就更多了。每有新帝即位,他都率領百官迎接新帝,而毫無亡國之痛。每一次改朝換代,他都能升官晉爵,獲得封賞。此次馮道判斷世宗必敗,這樣他就可以再次迎立新君了,因此不愿隨君從征。豈知判斷失誤,世宗一舉擊敗北漢,鞏固了統治。世宗看不起馮道的這種投機行徑,令其充任太祖山陵使,負責喪葬禮儀。喪事畢,馮道也隨之死去,終年七十三歲,時在顯德元年(954)四月十七。
馮道一生官運亨通,除了三次拜相外,還多次任太師、太尉、太傅、司徒、司空等官,封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秦國公、梁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勛官至上柱國。其曾祖母、祖母、母親均追封為國太夫人,曾祖父、祖父、父親分別贈太傅、太師、尚書令,其夫人封蜀國夫人,諸子皆得任各種官職,諸女均嫁與高官。這一切都在其撰寫的《長樂老自敘》中一一開列清楚,連其鄉里因馮道故而數次改名的事,也不厭其煩地娓娓道來。甚至連契丹侵入中原后,他所獲得的封賞官爵,也沒有遺漏。
對于馮道所撰的《長樂老自敘》,宋代大文豪歐陽修批評說:“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勛官爵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我國古代士大夫歷來講求忠臣不事二姓,并將這一點作為立身之大節,馮道自稱忠于國,卻歷事四朝十君,因此受到后人的指責是不難理解的。……
歐陽修在其所撰的《新五代史》一書中,進一步發揮說:“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歐陽修所講的這些道理,固然是從傳統倫理觀念出發的,撇開其“忠君”的思想內核,單從修身立命的角度看,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舊五代史》一書,思想沒有歐陽修之書那樣尖銳激烈,在肯定馮道一些作為的同時,也指出:“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對馮道的這種行徑進行了批評,并指出馮道之所以只能獲得一個“文懿”的謚號,而不是“文貞”“文忠”,原因也在于此。
此外,歐陽修之所以對馮道的行徑進行嚴厲批評,是因為馮道的這種行徑在五代十國時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實際上是通過對馮道的批評,來指斥這一歷史時期整個士大夫階層存在的不良風氣,以維護傳統的倫理綱常。……不過,對馮道其人也不能全盤否定,其關心民間疾苦,贖買中原士女,處事沉穩,廉潔自律,這些還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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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理想讀 read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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