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搶年貨兄弟殺人，哥哥又殺弟弟滅口同拋一井

你見過兇手殺人后，把自己也扔進案發現場的嗎？一口枯井里打撈出三具尸體，第三具，竟然是兇手本人——這到底是自殺，還是另一場謀殺？

2012年12月31日，陜西白水縣，一名男子踉蹌著沖進派出所：“我弟弟和弟媳失蹤好幾天了，電話全關，人不見了！”失蹤的申某夫婦在鎮上經營一家干貨店，平時勤懇本分。失蹤前一晚，鄰居還看見他們在店里備貨，笑著自嘲“牛馬的命，這么晚還得送貨”。誰也沒想到，這趟“送貨”，竟成了他們人生最后的路。

監控很快鎖定了那輛綠色面包車：當晚8點多，申某夫婦開車出發，向北駛向洛川縣。但詭異的是——深夜11點，車回來了，開車的人卻換了。新司機刻意拉下遮陽板擋臉，全程躲避攝像頭。如果是搶劫殺人，兇手為什么不連夜逃竄，反而冒險把車開回來？警方趕到雜貨店，發現收銀臺抽屜幾乎空了——只剩1塊2毛錢。顯然，有人拿走了所有現金。

這里涉及到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的競合。如果兇手最初只為劫財，殺人只是手段，那一般定搶劫罪；但如果殺人是為了滅口，事后才取財，就可能同時構成故意殺人和盜竊。量刑天差地別。

面包車一周后在蒲城被找到，棄車往往意味著人已遇害。警方發布協查通報，第二天，一個叫任云鵬的人打來電話：“我弟弟任文龍也失蹤了，他可能跟這案子有關。”

任文龍是村里廚子，好賭，欠了一屁股債，還曾因搶劫坐過牢。監控比對確認：那個遮臉開車的，就是他。但奇怪的是——任云鵬一邊舉報弟弟，一邊買了去西安的火車票。他是去勸弟弟自首，還是去通風報信？

被抓后，任云鵬拿出一條“弟弟發來的絕筆短信”：“哥，警察盯上我了，要么逃，要么死。全家托付給你了。”看著挺像那么回事，但警察一眼就看出了破綻：你們都在西安見面了，有話不當面說，還發短信？更何況，任文龍的手機一直在任云鵬手里——他完全能偽造短信。

警方依法搜查任云鵬家，打開地窖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里面堆滿了雞鴨魚肉、干貨零食，全是申某雜貨店里的貨。贓物就在眼前，任云鵬沒法再編了。

但他咬死：“都是我弟弟干的，我只是幫他搬了點東西，沒殺人！”可警方越查越不對勁：如果任文龍還活著，他怎么可能任由哥哥拿著自己手機、冒充自己發短信？一個恐怖的推測浮出水面：任文龍，可能早就死了。

果然，在警方步步緊逼下，任云鵬心理防線崩潰，說出了讓人脊背發涼的真相——案發當天，任氏兄弟以“訂貨送貨”為名，把申某夫婦騙到家里。他們先支開妻子讓她看電視，然后把丈夫帶到偏僻處，由任文龍動手殺害。接著如法炮制，殺害了妻子。兩人尸體被抬上面包車，任文龍還開車返回店里，洗劫了收銀臺。

事情到這兒，還只是“共同犯罪”。但在法律上，兄弟倆都是主犯——一個動手殺人，一個協助策劃、搬運尸體、藏匿贓物，沒有誰是從犯。

分贓之后，任云鵬越想越怕：弟弟有前科，性格沖動，萬一哪天被抓，肯定把自己供出來。與其提心吊膽，不如一了百了。幾天后，他趁弟弟不備，將他也殺害。隨后，他把三具尸體——申某夫婦和親弟弟任文龍——一起扔進了村頭的枯井里。怪不得井里多出一具，原來是他“清理門戶”。之后，他用弟弟手機編造“絕筆短信”，主動報警，扮演“迫切尋親”的好哥哥。甚至還想以“照顧弟弟全家”的名義，繼續扮演孝子賢孫。

有人可能覺得：任云鵬殺的是“同伙”，又不是無辜百姓，會不會輕判？絕對不會。在法律上，這叫“故意殺人罪”，被害者是誰，不影響罪名成立。更何況，他殺人是為了掩蓋另一起殺人搶劫案，主觀惡性極深。此外，他還涉及搶劫罪、盜竊罪、毀滅證據罪，數罪并罰，死刑幾乎是必然。法律從不允許“黑吃黑”成為減刑理由。

就為了幾袋年貨、一些現金，想過個“肥年”，兄弟倆就能對無辜夫婦下手。更離譜的是，事后哥哥還能對親弟弟滅口。貪婪一旦失控，親情、良知、法律，全都能被踩在腳下。任文龍貪財，任云鵬貪“安全”，兩人都在欲望里越陷越深，直到徹底瘋狂。

這個案子發生在年底農村地區，犯罪動機圍繞著“年貨”和“現金”。這不是偶然——年關時節，往往是侵財類犯罪的高發期。有些人一年到頭沒掙到錢，面子過不去，邪念就容易滋生。但法律不會因為“年關難過”就網開一面。貧窮不是犯罪的理由，面子更不是。

任云鵬與弟弟一起長大，一起謀劃殺人，最后哥哥卻能冷靜地把弟弟推進枯井。親情在極端利益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這不是特例——很多合伙犯罪最后都走向內訌。因為能一起踐踏法律的人，本就很難真正信任彼此。

這個世界，確實有人活得很難。但再難，也不是把刀砍向無辜者的理由；再貪，也不是把至親推向深淵的借口。任氏兄弟以為搶到了年貨，就能過個好年；實際上，他們毀掉了至少三個家庭的“年年有余”。貪婪是口井，你往里扔欲望，最終掉下去的是自己。法律是那張網，遲早會把井底的人撈上來——只是那時候，人生早已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