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丹東開往新義州的火車上,我一直在心里排練:見到朝鮮導游,該說什么,不該說什么。
手機備忘錄里存著出發前朋友發來的“攻略”——不要獨自行動,不要拍攝軍人,不要談論領袖,不要給對方造成麻煩。最后一條被加了三個感嘆號:給朝鮮人禮物,會被監視!
我把包里那袋方便面往里塞了塞,像藏一件違禁品。
火車駛過鴨綠江大橋時,窗外的世界驟然變慢。丹東的高樓還在江那邊矗立著,像一場沒看完的現代電影突然被按了暫停。新義州的稻田里,彎腰收割的農民像一排緩慢移動的逗號,在秋風中書寫著什么古老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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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持續了五個小時。
穿軍綠色制服的男人翻開我的行李箱,手指像安檢掃描儀一樣劃過每一件物品。他拎起那袋康師傅紅燒牛肉面,包裝袋上印著的牛肉塊在燈光下紅潤欲滴。他看了很久,喉結滾動了一下,什么也沒說,放回去。
我想起朋友的話:不要給對方造成麻煩。
月臺上,她站在深秋的逆光里,像一張剛洗出來的照片,邊緣還泛著濕漉漉的銀光。
粉色朝鮮長裙,白色襯衣領口別著金日成徽章,流蘇在胸前安靜地垂著。她叫小盧,二十五歲,平壤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畢業,普通話標準得可以去當新聞主播。自我介紹時她微微揚起下巴,像在朗誦一首獻給祖國的贊美詩:
“歡迎大家來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
車廂里有人笑了,是那種不知道該不該相信、又不好意思不捧場的笑。
小盧沒笑。她認真地、一字一頓地說完這句話,然后輕輕低下頭。那一刻我注意到,她的睫毛很長,垂下來時在顴骨上投下一小片陰影。
“朝鮮真的……幸福嗎?”我問。
她轉頭看我,不是生氣,是一種很輕的困惑,像被問住了。兩秒鐘后她指向窗外:“看,那是我們新建的科學家公寓。”
幾棟彩色小樓立在暮色里,零星亮著幾盞燈。1980年代的中國,也是這樣的。
我決定不再問了。
方便面開始像雪一樣落在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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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餐后,山東的于大姐把沒吃完的桶面塞給她:“姑娘,夜里餓了泡著吃。”
第二天在妙香山,廣東的陳姨從保溫袋里掏出兩包出前一丁:“這個味淡,你們可能吃得慣。”
第三天去開城的路上,連最謹慎的劉老師都忍不住了,趁著休息時間把一袋五連包飛快地塞進她帆布挎包,動作像地下黨接頭。
小盧每次都推辭,手伸出來又縮回去,像觸碰滾燙的瓷器。但那些彩色包裝袋還是一包一包地堆進了她座位下的紙箱里。她不再拒絕了,只是每收一包就輕輕說一句“謝謝同志”,聲音越來越低。
第四天晚上,我在羊角島酒店旋轉門撞見她。
她站在門廊的陰影里,和一個穿人民軍制服的年輕男人說話。男人軍容嚴整,帽檐壓得很低,手里拎著的——正是那箱方便面。
我腦子里“嗡”的一聲。
原來那些“不要給對方造成麻煩”的警告是真的。原來那些低頭、那些小聲、那些躲閃的目光,不是因為害羞,是因為被監視。原來我們每塞一包面,都在把她推向更深的審查。
“原來你在監視我們。”
我說出口就后悔了。但話像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
小盧轉過身。酒店大堂的燈光劈在她臉上,切出一道明暗分明的邊界線。她看著我,眼眶慢慢紅起來,不是委屈,是某種更復雜的、像被誤讀的經文時那種疼痛。
“那是我弟弟。”
她的聲音很輕,像怕驚動什么。
“他在邊境部隊服役。那個哨所,冬天零下三十度,方便面是熱的。你們給的每一包,他都吃不到——要托很多人,等很久。但每次收到,他都會打電話告訴我,‘姐,今天吃到了熱乎的’。”
她把手伸進制服內袋,掏出一張塑封的照片。穿軍裝的少年站在某處崗哨前,背后的鐵絲網一直延伸到照片邊緣。他笑得很開,露出整齊的白牙,像所有二十五歲以下、還不知道命運全貌的年輕人。
“他知道你們來嗎?”我問。
小盧搖頭。
“我沒告訴他。萬一你們真的在監視我呢?萬一他被審查呢?他不吃那幾包面,也能活。但我知道你們不是那個意思。我知道的。”
她的眼淚“唰”地流下來。
不是一顆一顆滾落,是整條淚線從眼眶里溢出來,像裝得太滿的杯子,輕輕一碰就全灑了。
我把身上所有的面都翻出來——四包不同口味的,擠在背包最底層,原打算帶回國的。我塞進她手里。
“這是最后一包了,”我說,“替你弟弟嘗一口。”
她沒接,只是站在那里哭。三十一層的羊角島酒店,窗戶正對著大同江,江水在黑夜里無聲地流。她的哭泣也是無聲的,只有肩膀微微顫抖,像一場被調成靜音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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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兩天,小盧還是那個小盧。
她在萬壽臺紀念碑前講解金日成銅像時聲音清亮,在少年宮看芭蕾舞表演時真誠鼓掌,在板門店指著軍事分界線說“這里是祖國分裂的傷口”時,睫毛依然很長。
只是她不再躲我們的目光了。
列車停靠新義州時,小盧沒有進站。她站在月臺邊緣,粉色長裙被風吹得微微鼓起,像一株在鹽堿地里努力開花的植物。車窗搖下來,七八只手伸出窗外朝她揮舞。
她沒揮手。她只是站在那里,看著我們的列車重新發動,緩緩駛向那座鐵橋。
橋的這頭,丹東的高樓正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手機信號恢復的瞬間,幾十臺設備同時響起了消息推送的提示音——那是我們從另一個時間維度,重新登錄2019年的證明。
回國后的第三十七天,我收到一個包裹。
從丹東轉寄的,包裝簡陋,沒有寄件人信息。打開來,里面是一包牡丹峰牌香煙,和一張六寸照片。
照片里小盧站在萬景臺故居前,穿著那身粉色長裙,胸前徽章的流蘇被風輕輕吹起。她看著鏡頭,沒有笑,但眼睛里有光。那種光我在某些老照片里見過——拍攝于1980年代的中國鄉村,拍攝于那些相信明天會更好的、年輕的臉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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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背面用藍色圓珠筆寫著三行字,是她教過我的那種漢字,一筆一劃,像小學生臨帖:
“請記住真正的朝鮮。不是你們想象的,也不是他們宣傳的。是那些在稻田里抬頭看火車的眼睛。”
我把照片立在書架上,正對著電腦屏幕。
此刻窗外是2024年的上海,外賣騎手在雨中疾馳,手機屏幕上跳動著今晚吃什么的選擇題。我拆開那包牡丹峰牌香煙,點燃一根。
煙味很沖,濾嘴發苦,是那種很久沒被更新過的配方。但我想起小盧弟弟站在邊境哨所前露出的白牙,想起她說“方便面是熱的”時哽咽的尾音,想起羊角島酒店那場無聲的雨。
窗外的雨停了。我打開那個裝了三十七天的最近刪除相冊,找到那張羊角島酒店的夜景。2019年10月6日20:47,ISO3200,快門1/15秒,噪點像雪。
我點了恢復。
雪沒有化,也不會化。它只是從“最近刪除”搬回了“所有照片”,在我的數字記憶里,擁有了一塊永久的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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