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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都有很多人在跟你說話,而且每一個信息都是要讓你破產的。”
文|《中國企業家》見習記者陳浩
記者 馬吉英
見習編輯|張昊 編輯|馬吉英
圖片來源|受訪者
2025年9月14日晚,新加坡圣淘沙名勝世界。當室內舞臺的最后一道追光熄滅,場館內數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觀眾爆發出掀翻屋頂的歡呼聲,創娛無界創始人張翀碩感到一種久違的眩暈。這位曾經的“草莓音樂節”核心操盤手,此刻真正松了一口氣。
這是中國音樂節品牌在2023年后首次規模化出海。對于他來說,距離心中那個未竟的夢想——做一個世界級的,至少是亞洲頂級的中國音樂節IP——更近了一步。但兩年前,當他從摩登天空離開獨立創業時,第一場音樂節就差點夭折,他開玩笑說公司還沒來得及掛上Logo,可能就要“死”掉了。
這一遭之后,“老炮兒”張翀碩反而順了很多。
雖然“報復性消費”引發了內卷,音樂節數量劇增,使得市場洗牌嚴重,但公司旗下的“泡泡島音樂與藝術節”(以下簡稱“泡泡島”)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已經舉辦了29個場次。2024年國內主要音樂節IP數量同比下降超40%,許多2023年冒出來的“一次性”音樂節消失,泡泡島是那個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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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島音樂節新加坡站現場
當2024年初,張翀碩決定將泡泡島帶到海外市場時,他面臨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戰場。
團隊本想延續最擅長的戶外音樂節形式,但新加坡政策規定打閃電時,所有戶外活動必須停止,觀眾需要全部離場,直到閃電預警結束。這幾乎是致命的——新加坡常年多雨,創娛無界合伙人車瀅說,“你不能讓幾千名觀眾在雨里進進出出,情緒會被徹底打斷。”
只能推倒重來,整個方案從戶外轉向室內,場地選擇、容量規劃、成本核算全部重新計算。
更深層的挑戰在于藝人資源整合。在海外,一家中國公司如何撬動當地市場?“如果用第一性原理來衡量這個事情,我們的第一性就是藝人。”張翀碩說。當新加坡旅游局邀請他們去當地完成一個中國的音樂節IP時,團隊最忐忑的是想要表達的內容是否能充分展開。
他極度在意內容本身,在起初設計泡泡島時,最底層的邏輯就是區別于常規音樂節。行業充斥著“拼盤”類產品——堆砌幾個流量藝人帶票,再填充低成本陣容組局。超級音樂節對應的應該是高票價,所以泡泡島每年不會超過5站,因為數量越大,藝人陣容就不得不“炒回鍋肉”。稀缺性一旦喪失,高票價的邏輯就不攻自破。
林憶蓮復出“歸零”首演、2024年孫燕姿內地唯一音樂節演出、姚晨和莊達菲“搖滾狂花”限定合體、林俊杰雨中熱歌連唱、吳青峰和陳粒限定合作舞臺……這是泡泡島出圈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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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杰音樂節演出
第一次海外辦音樂節,張翀碩相對保守地選擇了“借力”,包括與韓國三大臺之一的KBS合作解決了部分韓國藝人資源。這絕非“有人脈”和“有錢”就能解決,因為很多跨國藝人的演出邀約長達數年。車瀅介紹,不像國內音樂節的快節奏,很多經紀公司和藝人都習慣了“卷”,提前三四個月作邀請就能達成合作。
音樂節的商業模式也有所不同。例如,新加坡對酒水銷售有著嚴格的牌照限制,不同時段需要不同牌照。為了規避合規風險,團隊最終決定放棄現場酒水品牌的贊助收入,而這通常是音樂節商業化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次出海,落地成功、圓滿結束是第一優先級。”車瀅說。
張翀碩越做越有“敬畏心”,雖然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圍繞音樂節這個在年輕人群體中時髦的事物,不乏技術顛覆心態的創業者和新模式。“全世界都這樣,這個行業很傳統,也許會有新技術的加持,但很難有特別新鮮的模式。”他相信的是在這個“手工業”色彩濃厚的行業里,對人性的洞察和極致的資源配置能力。
而除了音樂節,創娛無界正在涉足演唱會業務,并計劃在2026年正式開啟藝人經紀業務,這是經典的產業鏈上下游整合邏輯。
“過去20年,我們一撥人推動了中國音樂節行業發展,到如今還在牌桌上坐著的人,似乎越來越少了。”張翀碩深知,在這個行業能體面地走下去,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成就你的,也終將成為枷鎖”
張翀碩的職業生涯,幾乎是一部中國音樂節產業的微縮史。
他的起步帶有鮮明的草莽色彩。2005年,編劇專業畢業后,在北京漂了一年無果,他回到家鄉云南開始了一段8年的連續創業。
那時候的他,生活在一種奇特的“分裂”中。
一方面,作為商人,他經營著一家非常成功的公關活動公司。這家公司踩中了通信行業的紅利期,成為了中國移動在西南地區最大的供應商之一。這是一個典型的to B生意,利潤豐厚且穩定。
另一方面,作為資深文藝青年,他內心真正渴望的演出板塊,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碎鈔機”。在那個團購網站剛剛興起、Livehouse(專門用于舉辦現場音樂表演的室內場館)文化尚未普及的年代,中國音樂節市場很小眾,處于“地下階段”——迷笛音樂節的第一屆戶外演出才落地,整個行業還籠罩在“不可能盈利”的共識之下。
張翀碩都沒覺得這是一門生意,更多的還是自己的情懷和理想。為此,他跟合伙人約定,雖然“五百里音樂節”是用公關活動公司的錢投資,但如果產生虧損全部由張翀碩個人承擔。
沒想到,2010年的第一屆音樂節竟沒有虧損,還賺了一些錢。張翀碩信心十足,第二屆追加了投資,達到300萬元量級。市場卻給了他一個教訓,虧了一半。他原本計劃送給新婚妻子一輛汽車,錢都準備好了,就因為音樂節的虧損,把這輛“汽車”也搭進去了。
直到2012年,持續看不到希望的他不得已關閉了演出公司,只保留了“五百里音樂節”IP。他內心放不下,給自己定的目標是每年辦一次,不強求賺錢。但他未曾想到,正是這個決定,成為了命運的轉折點。
2011年,在一次行業論壇上,“五百里音樂節”和“草莓音樂節”作為中國僅有的兩個盈利音樂節品牌被拿出來討論,張翀碩與摩登天空創始人沈黎暉因此相識。
隨后,一個關鍵的商業機會促成了二人的合作。樂堡作為嘉士伯旗下的歐洲老牌啤酒,2012年前后進入中國市場,想在二三線城市快速建立品牌認知,而音樂節是它在其他市場最熟悉、屢試不爽的文化營銷載體,已經有了三四十年贊助音樂節的傳統。樂堡自然就找到了當時國內最有名氣的摩登天空,希望合作推廣音樂節。
張翀碩說:“那時候不像今天,音樂節的制作和執行非常依賴本地化團隊。”摩登天空還沒有在全國鋪開,于是沈黎暉找到了張翀碩,提議與摩登天空成立合資公司,共同經營五百里音樂節、推動草莓音樂節擴張,并服務樂堡啤酒的音樂節推廣。
起勢超乎想象的快。一個明確拐點是2013年張曼玉簽約摩登天空,這一事件瞬間擊穿了圈層壁壘,將草莓音樂節推向了大眾視野。緊接著,中國文化產業基金、復星等機構的投資,讓摩登天空彈藥充足。張翀碩也舉家遷往北京,成為了這家明星公司的高管。
從2013年到2019年,草莓音樂節場次越來越多,從區域性的小眾圈層狂歡,逐漸破圈發展為全國性的文化現象,成了中國最大的音樂節IP。《中國有嘻哈》《樂隊的夏天》等綜藝節目帶來的嘻哈熱、民謠熱接踵而至,每一次浪潮都精準地拍打在摩登天空的身上。那是摩登天空最好的時光,也是張翀碩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
然而他發現,自己越來越多的時間被消耗在協調工作和無休止的會議中。更讓他痛苦的是創新的停滯,作為一家以內容為核心的公司,摩登天空本應不斷自我革命,以創意來驅動整個組織。但“工業化”體系越完善,資源就會天然地向最賺錢的領域傾斜,創新業務往往缺乏養分,這是個商業悖論。
市場也在發生結構性變化。2019年前后,短視頻平臺的崛起改變了藝人的成名路徑和粉絲生態,流量明星開始成為音樂節的重要票房保證,傳統的獨立音樂人空間被擠壓。在“音樂性”和“流量”之間,行業出現了明顯的拉扯。
摩登天空也嘗試變革——孵化不同垂直品類的音樂節品牌,建立IP矩陣,甚至對公司結構進行裂變,但這樣的改革勢必進程緩慢。
“有的時候成就你的東西,也會成為你的枷鎖,開始限制你。”當時的張翀碩十分痛苦。
2020年到2022年的行業停擺,意外給了他一段冷靜思考的緩沖期。創業的念頭越來越濃,他心中有一個未竟的夢想:做一個世界級,至少是亞洲頂級的音樂節IP。他將其比作“珠穆朗瑪峰”,如果在原有體系內很難實現,那么就走出去重新開始。
他急切地想知道:在流量時代,是否還有空間做一個堅持音樂性,但又不被音樂“困住”的音樂節品牌。
截至2021年年底,在張翀碩的帶領下,摩登天空現場音樂事業群實現的利潤額,較2018年增長了4倍。2022年底,他正式向沈黎暉提交了辭呈。他認為這是一次體面而坦誠的告別,“老沈(沈黎暉)對我來說是一個貴人,我們都想音樂市場更好,只是暫時選擇了不同的解題思路。”
帶著這種復雜的情感,40歲的張翀碩開啟了第三段創業征程。
“攀珠峰”
關于那座“珠穆朗瑪峰”,張翀碩心中有明確的標準:一個單天容納四萬到五萬人、主打國際陣容、音樂與潮流藝術相結合的超級音樂節。這意味著藝人陣容是常規大型音樂節的兩倍以上,投入、運營難度飆升。
他從一開始就將不同區域視為不同的市場,每個音樂節理應有獨特的定位和陣容組合——音樂節不是簡單的演出堆砌,而是一個完整的文化體驗。但那時音樂節市場已進入白熱化競爭階段,要突圍,第一場戰役至關重要。
2023年6月,初夏的北京燥熱難耐。對于剛剛成立兩個月的創娛無界來說,空氣中更是彌漫著焦灼的味道,公司第一個大項目——第一屆泡泡島進入沖刺階段。為了這個項目,張翀碩賭上了全部身家,甚至還沒來得及給新公司設計Logo,就開始了連軸轉的工作。
按照原計劃,音樂節將于7月底在北京周邊的一個場地舉辦。然而,就在距離開演僅剩43天時,一個晴天霹靂砸了下來:場地臨時出問題了。
數千萬元的藝人預付款打出去了,所有籌備工作已經鋪開。如果項目取消,不僅意味著巨額的經濟損失,這家新公司也會因信用破產而夭折。“這下要是搞砸了,公司正好沒掛牌子,直接關門。”張翀碩回憶,一種黑色幽默充斥在當時的氛圍里。
在絕望中,他和團隊開始瘋狂尋找替代場地。這是一場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要在40天內搞定一個新的萬人級場地,重新報批、設計現場方案,中間還要不斷安撫藝人和合作方。
轉機出現在天津濱海新區。在考察了一圈無果準備離開時,當地相關負責人隨口提了一句:還有一片沙灘,要不要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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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島京津冀站
就是“這一眼”,讓創娛無界逃脫了夭折的命運,但也遭遇了另一段“危機”。
那是一塊完全未開發的新地塊。沒有硬化地面、電力設施,周邊的商業配套也不完善。要在短短一個月內建立一個超大型音樂節現場,難度可想而知。
更可怕的是輿論漩渦。超強演出陣容使得開票即售罄,引來了黃牛和投機者。而新品牌首發、黃牛倒票等帶來的不確定性,讓網絡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退票潮和投訴工單。“以前一場音樂節有十幾個投訴就覺得很多了,那次瞬間出現了幾百、上千個。”張翀碩說團隊不僅要面對現場搭建的種種難題,還要應對鋪天蓋地的投訴。每個人的神經都緊繃到了極致,連續幾天幾夜不合眼成了常態。
但真正的“生死考驗”在演出第一天才降臨。
2023年7月21日,天津發布暴雨橙色預警。氣象部門的電話每隔幾分鐘就打進來,通報雷暴云團的動向;臺下的觀眾開始騷動,張翀碩腦子里滿是“幾萬人在雨中高喊退票”的想象;現場導演在耳機里一遍又一遍詢問是否暫停演出。
面對這輩子最艱難的抉擇,他說大腦嚴重過載,“永遠都有很多人在跟你說話,而且每一個信息都是要讓你破產的。好像一個聲音說,‘你怎么還不死’,而另外一個聲音馬上沖進來,‘我們必須活下去’。”
從上午雷暴預警開始,現場就在下雨,時小時大,那根弦一直繃著。“這么折騰了一天。但是大多數觀眾的情緒還是很高漲,最后萬人大合唱。”也是黑色幽默般的巧合,張翀碩說那團雷暴云團最終竟然“擦肩而過”,并沒有直接經過場地所在的區域,暴雨中心反而落在了初始方案選擇的那個區域。
長時間不睡覺,團隊極度疲憊,他不斷勸團隊成員去睡一兩個小時,“我真擔心會有人累倒”。
好在音樂節第二天,雨過天晴。當夕陽的余暉灑在沙灘上,甚至出現了一抹火燒云,團隊所有的委屈和艱辛在那一刻都變得值得。
這場“渡劫”式的首演,讓泡泡島音樂節一戰成名。可張翀碩輕松不下來,他深刻意識到演出市場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交媒體的放大效應,讓任何一個瑕疵都可能引發輿論海嘯,這對于一家初創公司來說就是“生與死”。
此后兩年,隨著整個社會對音樂節的高預期,大量熱錢涌入。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數據,2023年是音樂節市場的“大年”,全年實際落地音樂節達560場,不僅超過了2019年,更創下歷史新高。
張翀碩很不習慣,藝人價格被哄抬,行業規則也亂了。好在潮水快速退去,“投機者”很快被市場洗掉了,不少音樂節品牌在運營一年之后,就徹底消失了。
在市場冷靜期中,雖然行業熱度降低,張翀碩反而更坦然了。2024年,泡泡島完成了11場音樂節,覆蓋南寧、天津、福州、貴陽等多個城市,口碑在圈層內快速傳播;2025年,除了新加坡站作為出海首站成功落地,天津站第三屆創下了超10萬人次參與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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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節現場互動體驗
用車瀅的話說,這兩年的發展讓公司有了“安全墊”,突破了自身的抗風險閾值。這也讓張翀碩開始更深入地構建“泡泡島”的IP價值。它應該成為一個像迪士尼那樣,給人帶來情緒撫慰的島嶼——像巖漿一樣炙熱,像泡泡一樣輕盈。
泡泡島對藝人陣容組合的追求,是濃度和純度,他們更想讓觀眾在不同場次的音樂節里找到同類,而不是一次混亂的認知體驗。“不能讓觀眾產生‘主辦方把這么多莫名其妙的人放在一天是干嗎’的想法,而是要寄希望于觀眾能產生‘主辦方懂我’這種想法。”車瀅說。
從內容本身倒推,就意味著在藝人的溝通上要非常有技巧和耐心。能否撬動一些不演音樂節的藝人,可能就在一個小細節上。比如有藝人在意演出的時間,因為覺得在某個階段嗓音狀態最好,如果沒有充分溝通,根本不可能了解到他們的需求。
團隊也愈發地在意體驗和感受。面對潛在的極端天氣,所有的裝置都要不惜成本地加固,甚至高出10倍,還會備足免費雨衣和熱水,即便飲用水是音樂節重要的利潤來源之一;現場會設置60%的女性專屬廁所,為了讓觀眾能及時把照片發到社交媒體上,還會額外花錢搭建臨時的信號塔。
“能夠做到整場演出絲滑有序,絕大部分人上廁所不排隊,在現場吃喝不愁有信號,還有很多好玩可拍照打卡的內容,我們認為這幾乎就能達成所有觀眾在戶外非標大型演出里的基礎體驗了。”車瀅說,“大幕拉開,演出開始,觀眾花錢是來看演出,不是來看主辦方解決問題的。幕后所有的問題,都應該是主辦方自己消化、解決,而不是讓觀眾看到。”
這也讓一個音樂節越來越重,越來越復雜,尤其是泡泡島還加入了展覽等很多線下藝術形式。在團隊的視角中,泡泡島就是一個結合了“在地化+藝術家+節日氛圍感”的特殊場域。
“如果沒有熱愛,你根本干不了這行。”這句被商業世界濫用的話,在張翀碩口中仍然具有說服力。在這個風險極高的行業里,支撐他走過這20年的,或許就是那顆當年為了辦音樂節賠掉新婚禮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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