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臺灣的將領張清榮：蔣介石親自迎接，為何不到一年就被槍決？

1957年12月的福建漳州海邊，天還沒亮透，海面上飄著一層薄薄的霧。一艘不起眼的小漁船趁著漲潮悄悄駛出港口，船頭站著個穿著便服的男人，雙手緊緊攥著船槳，眼神里又慌又急。

這人就是福州軍區高炮第63師副師長張清榮。誰也想不到，這個剛滿38歲、手握軍權的開國中校，會坐著這么一艘小破船，奔向對岸的金門島，也奔向了自己注定毀滅的結局。

張清榮老家在河北保定的一個小村子，爹媽都是種地的，日子過得緊巴巴。可他跟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樣，不愛下地干活，就喜歡往學堂跑。那時候學堂里就一個老先生，教十幾個娃認字讀書，張清榮腦子靈光，作詩寫文章比同齡人強不少，老先生一開始還挺喜歡他。

不過這喜歡沒持續多久，老先生就發現這孩子“有點門道”。每天早上，張清榮總是第一個到學堂，還提前沏好一杯熱茶放在先生桌上。

起初先生以為是這孩子懂禮貌，直到有次下雨，先生走在來學堂的小路上，遠遠看見張清榮蹲在路邊的草垛里躲雨，見他過來，立馬竄出去往學堂跑。原來這娃每天都在路口等著，看見先生來了再趕回去沏茶，故意裝成“早到又懂事”的樣子。

除了讀書，張清榮還愛舞槍弄棒。村里有個老獵戶，會點拳腳功夫，他就天天去幫獵戶挑水劈柴，換人家教他兩招。沒幾年，他身手確實比一般娃利索，村里有人說：“這小子文武都沾點，將來說不定能混出個樣來。”

可沒人想到，他這份“機靈”里，藏的全是投機取巧的心思，這也為他后來的選擇埋下了禍根。

1938年，日軍打到了保定，村子里雞飛狗跳，不少人逃難去了。張清榮看著日軍燒殺搶掠，心里沒多少家國仇恨，更多的是覺得“這是個機會”：亂世里當兵，說不定能混個官當當。

那時候國民黨的部隊離得遠，只有八路軍在附近招兵，喊著“抗日救國”的口號，張清榮沒辦法，只能報了名。

剛進部隊的時候，張清榮只是個普通小兵，但他“會來事”的本事很快就用上了。每次訓練，他都搶著干臟活累活，見了長官就笑臉相迎，還總找機會跟連長、營長匯報“思想”，說自己多想抗日、多想立功。

真到了戰場上，他也敢沖，不過跟其他拼命的士兵不一樣，他沖的時候會瞅著機會，既能讓長官看見，又不會真把自己置于死地。

抗戰那幾年，張清榮從士兵升到了副營長，抗戰結束后又跟著部隊打解放戰爭，憑著幾次沖鋒在前的“表現”，再加上會跟上級處關系，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他已經是營長了。

這時候的張清榮，心里早就不滿足于一個營長的位置，他總覺得自己功勞大，該當更大的官。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部隊要選一批有經驗的軍官去朝鮮。

張清榮一聽，立馬主動報名，他知道這是個“鍍金”的好機會，在跟美軍的戰斗中立功，回來肯定能升官。果不其然，他被任命為炮兵團團長，帶著部隊去了朝鮮。

朝鮮的冬天冷得能凍掉耳朵，炮管早上都得用開水澆才能打響。

張清榮倒也沒偷懶，每天跟著士兵一起在陣地上待著，還琢磨出了一套“躲空襲、快打擊”的辦法，美軍飛機多，他就讓部隊把炮位藏在山洞里，等美軍地面部隊靠近了，再快速把炮拉出來開火，打完就撤。靠著這招，他的炮兵團還真幫步兵打了幾次勝仗。

1954年，張清榮跟著部隊凱旋回國，立馬受到了嘉獎。1955年，我軍第一次授銜，36歲的他被授予中校軍銜，還被提拔為炮兵師副師長，后來又調到福州軍區高炮第63師當副師長。

那時候跟他一起參軍的人，不少還只是少校，有的甚至還是連長，張清榮的前途，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一片光明。

可和平年代的日子，卻讓張清榮越來越不滿足。

新中國剛成立沒幾年，打了十幾年仗的國家底子薄，老百姓還在為吃飽飯發愁，部隊干部的待遇雖說比普通人強點，但也實在談不上寬裕。

張清榮住的是部隊分的兩居室，剛剛夠一家三口擠著住，桌椅是從前線帶回來的舊物，柜門關不嚴實，還是戰友幫忙釘了塊鐵皮才湊合用。

每個月的工資除了買糧、給孩子交學費，剩下的也就夠買幾包煙，妻子心疼他，用舊軍裝改了件外套給他，他卻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皺著眉跟身邊人嘀咕：

“你看這料子，穿出去人家都不信我是個副師長。”

其實那時候部隊里的干部都這樣，不管是抗戰過來的老資格，還是解放戰爭提拔的年輕干部，大家都習慣了節儉，衣服破了補補再穿，吃飯都按定量來，沒人覺得委屈。

可張清榮不這么想，他總跟自己較勁：當年在朝鮮頂著零下幾十度的寒天，帶著炮兵團躲空襲、打支援，好幾次差點被美軍的炸彈炸著，現在倒好，跟那些沒上過前線的干部住一樣的房、拿差不多的工資，心里越想越覺得虧得慌。

后來他的心思漸漸不在工作上了：開會常踩著點到，有時候干脆找借口缺席；領導讓他整理閩南沿海高炮陣地的部署資料，他拖了半個月才交，里面還漏了好幾個關鍵的火力點數據；跟其他干部一起吃飯，喝了兩杯酒就忍不住抱怨：

“咱們在朝鮮跟美軍拼命的時候，國民黨那些當官的在臺灣住洋樓、開汽車，憑啥咱們就得過緊日子？”

政委知道后，專門找他談了幾次。在辦公室，政委拿出自己的工資條說：“我比你多干5年，工資也就比你多10塊，現在國家剛緩過來，老百姓還在啃窩頭呢，咱們干部得帶頭做榜樣。”

張清榮點頭說 “知道了”，轉頭就跟老戰友吐槽：“這不是讓咱們白受罪嗎？”次數多了，同事們也漸漸跟他疏遠了，沒人再跟他聊工作、談家常。

福州離臺灣近，那時候蔣介石那邊天天通過廣播往大陸“喊話”。張清榮一開始是偶然聽到的，后來覺得新鮮，就托人從黑市買了個巴掌大的半導體收音機。

那時候私下聽臺灣廣播是違規的，他每天晚上等家人睡了，就躲在廚房關上門聽。里面的播音員總說臺灣“經濟好得很，人人有飯吃、有衣穿”，還特意提“大陸過來的軍官，最低給上校軍銜，500兩黃金直接發，還分帶院子的洋樓”。

這些話像根繩子似的拽著他的心。他開始琢磨：自己在大陸當個副師長，這輩子頂多升個師長，去了臺灣就能當上校、拿黃金，還有洋樓住，這不比在這受“委屈”強？

越想越心動，他想起以前在漳州認識的一個僑社雜工，那人老家在臺灣，據說能跟那邊的人搭上話。張清榮找機會偷偷見了面，塞了點錢讓對方幫忙傳消息，說自己想“過去”。

那之后，他常借著檢查海防的名義去海邊看潮汛，記著哪片海域的水流緩、哪個時間點漲潮適合行船，心里早就沒了當年抗日、抗美援朝時的熱血勁，滿腦子都是臺灣的黃金、洋樓，一條岔路，就這么在他心里越走越寬。

1957年12月，張清榮覺得自己等的“機會”終于到了。

他提前跟部隊打報告，說要去漳州沿海檢查高炮陣地的防御漏洞，隨身帶了個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對外說裝的是陣地圖紙，其實里面就兩樣東西：幾頁偷偷抄的沿海防空部署圖，都是部隊里公開的資料，算不上真機密，還有幾件換洗衣物。

17號那天天剛亮，海面上飄著層薄霧，張清榮跟警衛員說自己“去海邊查陣地”，轉身就繞開巡邏崗，偷偷摸上了一艘小漁船。這船是他早就通過僑社老鄉聯系好的，船夫早就等著了。

等解放軍的巡邏艇發現這艘形跡可疑的漁船時，船已經開出老遠，眼看就要到金門島，那是國民黨的地盤，岸邊早就停著汽艇接應。就這樣，張清榮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叛逃到臺灣的解放軍高級軍官。

到臺灣的那天，國民黨特意拉了一群記者過來。張清榮穿著新做的中山裝，手里捧著記者遞的鮮花，對著鏡頭咧嘴笑，說：“終于回到自由世界了”，心里滿是對“好日子”的盼頭。

沒幾天，蔣介石就在臺北官邸見了他，桌子上擺著一錠錠黃金，足足有五百兩，旁邊還站著個穿旗袍的年輕女人，說是姓王。

“張先生棄暗投明，是識時務的英雄啊。”蔣介石拍著他的肩膀，當場就封他做“空軍高炮司令部上校”，還說“這位王小姐以后就負責照顧你的生活”。

張清榮美得合不攏嘴，當場就說要改名叫“張春生”，意思是在臺灣“重新活一次”。他哪兒知道，那五百兩黃金是國民黨的“宣傳費”，就是要拿他當例子，吸引更多大陸軍官過來。

那個“王小姐”，其實是臺灣情報局的人，白天陪他吃飯逛街，晚上就把他說的每句話都記下來，報給上級。

接下來的幾個月，張清榮成了臺灣的“名人”。報紙上天天登他的照片，電臺里循環放他的“反共演講”，他去部隊、學校做報告，編瞎話抹黑解放軍。說得多了，他自己都快信了。

有時候演講完，有人湊過來笑著說“張上校真是好福氣”，話里的嘲諷勁兒，他愣是沒聽出來，還點頭道謝，覺得人家是真羨慕他。

可這樣的風光并沒持續多久，張清榮就覺得不對勁了。

雖說掛著”上校“的頭銜，可他連真正的軍事指揮權都挨不著邊；讓他去參加戰略會議，他總被安排在最后一排，關鍵內容大家都用閩南語說，他一句也聽不懂；有次金門搞軍演，他主動申請去現場看看，還被工作人員以“安全原因”攔在營區外。

這時候他才琢磨過來：自己哪兒是什么“英雄”，分明就是個供人觀賞的“演員”。

1958年，廣州公安抓了個臺灣特務，這人沒骨氣，一被審就求饒，說愿意做任何事換條命。

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聽說后，心里有了主意，讓這特務給臺灣發封假電報，就說“張清榮是大陸派過去的臥底，已經拿到臺灣的防空情報，準備找機會起義”。

那陣子解放軍正對著金門密集炮擊，國民黨部隊傷亡不小，蔣介石本來就一肚子火，看到電報更是火上澆油。

偏偏這時候，張清榮還寫了篇《和平之路》的文章，說想讓國共合作建設中國，這話傳到臺灣當局耳朵里，更坐實了他“不對勁”的猜測。

臺灣“參謀總長”王叔銘在日記里罵他“意見多，跟有病似的”，憲兵司令部審了一圈，雖說沒查出他是臥底的實據，可覺得他“沒利用價值了”，王叔銘直接建議槍決。

1958年底，距離張清榮叛逃臺灣還不到一年，他就被秘密拉到刑場槍斃了。那個當初捧著鮮花、盼著“榮華富貴”的將軍，最后連個名字都沒留下。

如今再看他的故事，真是讓人有些“哭笑不得”，原本能留在大陸安安分分做將軍，卻怎么都不滿意，還為了那些虛無縹緲的“享受”背叛組織，最終落得這樣一個凄慘的結局，也算是惡有惡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