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的第一幕僚，原彭老總手下作戰科長，淮海戰役一開始就想溜

1948年深秋，南京城的風已經有些冷了。城里卻并沒有大戰前的緊張氣氛，戲院照常唱戲，茶樓照常有人搖著蒲扇聊閑天。離這里不遠的徐州前線，卻在悄悄醞釀一場關乎國共雙方命運的大決戰。就在這樣一種詭異的反差之下，有幾個人的選項，比普通士兵要多得多，他們在戰場與后方之間反復權衡，甚至萌生了“溜走”的念頭，其中便有杜聿明麾下的“第一幕僚”舒適存。

有意思的是，這位被視作杜聿明“心腹參謀”的將領，最早卻是從彭德懷手下的紅軍作戰科長起家的。身份幾經轉換，立場數度改變，到淮海戰役硝煙將起時，他已經對這場大戰的結果有了自己的判斷。

一

淮海戰役剛剛拉開帷幕時，徐州前進指揮部的內部氣氛，比外界想象的要沮喪得多。

當時的組織架構中，名義上的主心骨，是前進指揮部總司令劉峙和副總司令杜聿明，參謀長是舒適存，副參謀長則是出身軍統、又曾在中共隊伍中待過一段時間的文強。按理說，這樣的配置，應該是各有分工、相互配合，但實際運作卻完全不是這么回事。

文強原本已經離開軍統，借著同鄉程潛的人脈，調入湖南綏靖公署第一處任中將處長，兼辦公廳主任。職位不算顯赫，卻清閑安全。那時局勢已漸明朗，很多人都在悄悄為自己留后路，程潛也在醞釀更大的轉身。就在這當口，杜聿明寫信“點名”要人，把文強從長沙“要”到了徐州前線。

程潛在文強臨行前勸了一句：“此去當心，當俘虜可就不好辦了。”話說得并不重，卻點得很透。文強當時不以為意，心里多少還有點自信，覺得憑自己的閱歷和身手，總能在亂局里找條縫。但到了徐州，他很快就覺得不對勁。

前進指揮部表面上燈火通明，電話線縱橫交錯，可士氣低落得厲害。部隊調動雜亂，后勤供應也多有拖欠，最致命的是，整個系統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在“被動挨打”，而不是主動組織一場大戰。與其說是樞紐，不如說是一個被架空的“辦公地點”。

這種氛圍下，參謀長舒適存的心思，也漸漸浮出水面。

二

淮海戰役尚未進入白熱化階段時，舒適存已經動過“回南京”的念頭。

按照職務，他是徐州前進指揮部的參謀長，理論上應該是負責作戰籌劃和全局協調的關鍵人物。但實際情況是，杜聿明制定作戰計劃，多半不通過參謀部正規流程，直接與自己信得過的幾位將領商量后定案。參謀部被擱在一邊，更多時候只負責后勤協調和文書工作。

人一旦感覺自己被邊緣化，立場就不會那么堅決。舒適存出身紅軍，又在國民黨系統中一路升遷，身上早就養成了“看風向”的習慣。戰役剛開打，他就覺得“前途不妙”。

有一次，他找到副參謀長文強，說得很干脆：“不想干了，前途無望。我想請個假，回趟南京，把家眷先轉過去。”這話若是從普通軍官嘴里說出來，恐怕早就被扣上“臨陣退縮”的帽子，但在那時的徐州指揮部里，卻顯得異常平淡。

巧合的是，當時杜聿明不在徐州，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總司令劉峙。

劉峙在國民黨軍中名頭不小，但在這個關鍵節點，他既拿不準形勢，也掌握不了多少主動權。聽到舒、文兩人的請求，他含含糊糊地點頭答應了。就這樣，淮海戰役剛剛開始不久，兩位參謀系統的骨干，一前一后悄悄離開徐州，回到了南京。

從紙面上看，這只是一次“請假回后方”的行為。可對熟悉軍中運作的人來說，這已經接近“抽身而退”的前奏。文強當時甚至以為，自己已經“躲過一劫”，誰料不到幾天后，局勢就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

三

轉折點發生在南京街頭的一次偶遇。

文強在南京“休假”期間，心情一度頗為輕松，吃飯、會友、逛街，一切仿佛都遠離了徐州戰場。他原以為，自己已經脫離了那口巨鍋，至于淮海那邊如何發展，只能算“局外之事”。

然而某一天，他在街上閑逛時，意外碰到了杜聿明的弟弟。前線主將的親弟弟，在后方突然見到兩個關鍵參謀都在南京，自然會立刻上報。消息很快傳到杜聿明耳中。

馬上，一道嚴厲的命令從徐州發出，要求舒適存、文強立即隨同杜聿明乘飛機返回前線。文強當然不想再回去，可在軍法威懾之下，他知道自己很難拒絕。面對舒適存，他忍不住壓低了聲音：“要是違抗命令，可就是軍法處置，真要掉腦袋的。”

舒適存沉默了一陣，最后只說了一句：“那就一起回去，要死也死在一道。”這句話聽上去義氣十足，多少帶著點悲涼味道。但后來的發展證明，他的選擇遠沒有這句“豪氣話”那么簡單。

其實在這個節點上，兩人對局勢的判斷已經很接近：淮海戰役勝負已定，只不過有人還寄望在縫隙里找一條路，有人則干脆打算趁機“脫身”。

他們最終還是隨杜聿明乘機回到了徐州。戰役的巨網，重新向他們合攏。

一、陳官莊困局與“最后的機會”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集團三十余萬大軍開始從徐州撤離，試圖南撤西援，尋找與其他部隊匯合的機會。這一大規模動作，很快被華東野戰軍察覺，隨即展開追擊與圍殲。

12月3日，形勢出現了另一個關鍵拐點。蔣介石擔心杜聿明單獨向西南突圍，坐視黃維兵團被殲，親自下達手令，要求杜部改變行動方向，向濰河口一帶突進，以接應正在與中原野戰軍激戰的黃維兵團。

杜聿明心知肚明，這一調動，實則是把自己部隊推向更險惡的境地。可在國民黨軍體系之內，他又很難公開抗命，最終只得照令而行。至12月4日拂曉，他率領的部隊已經被圍困在陳官莊、青龍集、李石林一線的狹小地帶。

接下來的日子里，他多次組織突圍，孫元良的第16兵團更是在未獲統一指示的情況下貿然行動，結果幾乎全軍覆沒。數次突圍受挫后，杜聿明只能在陳官莊一帶固守，寄希望于空投補給和外線援軍。

12月16日，杜聿明召集各兵團、各軍主要將領開會討論出路。當時前線消息接連傳來，黃維兵團已經被各個擊破，部隊傷亡慘重。就在研究突圍方案之際，又傳來一個讓人心頭發涼的壞消息：黃維兵團試圖單獨突圍，已經陷入更大包圍圈，其結果幾乎可以預見。

這時候，不少人心里都開始動搖。杜聿明雖然還在口頭上提出“集中兵力與解放軍決戰”的設想，但這種聲音在戰場現實面前顯得尤為無力。

蔣介石第二天的指示是：“望吾弟萬勿單獨行動，明日派員飛京面受機宜。”短短幾句話，看似關切，實則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解決辦法。要派人飛南京匯報，就必須從陳官莊中挑出一個足夠“可靠”的將領。這一次，視線又落到了舒適存身上。

四

從某種意義上說，舒適存正是抓住了這次“飛南京”的機會，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關鍵的一次轉身。

按照杜聿明的安排，舒適存作為前進指揮部參謀長，負責向南京匯報陳官莊困局，并聽取蔣介石的具體指示。對他本人來說，這本是一項十分危險而又艱難的差事，一旦再被派回前線，很可能趕上的是最慘烈的結局。

舒適存臨行前，文強專門找了他一趟，說得很隱晦：“回去的時候，幫我帶幾件新衣服。”表面看，這只是一句代買衣物的請求，實際上已經暗含了另一層意思——他希望舒適存在南京為他準備幾套老百姓的衣服，好在萬一有機會突圍時，能偽裝成平民，混出包圍圈。

舒適存點頭答應，沒有多說什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到了南京之后，花了不菲的價錢，卻給文強訂制了一身新西服。等衣服送到前線，文強一看，愣住了：“我是要突圍化裝，這種衣服穿得出去嗎？當個外交使節倒還合適。”

舒適存面有難色，只說了一句：“這套衣服很貴的。”文強忍不住回嘴：“越貴越刺眼，生怕共產黨認不出來嗎？”

表面看來，這是一段有些滑稽的插曲。但擺在舒適存面前的現實，是另一種冷冰冰的計算。他在南京匯報的過程中，親眼看到當局對陳官莊困境的態度：空投有限，地面援軍更是難以指望，蔣介石雖有“決戰”之語，卻拿不出扭轉局勢的辦法。

在這種背景下，一個在紅軍中干過參謀長、又在國民黨軍高層混跡多年的老將，很難不看出形勢的走向。淮海戰役的結局，在他心中已經有了答案。再回陳官莊，兇多吉少；留在南京，雖然前途未必光明，至少還有一條延續仕途的可能。

1949年1月8日，舒適存第三次飛抵南京，名義上是協調空投糧彈、空中掩護等事宜。自這一次起，他沒有再返回前線。陳官莊被圍的幾十萬官兵，失去了這位參謀長；這位曾經的紅軍作戰科長，則順勢轉入了另一條道路。

對于文強來說，這一切則截然不同。

舒適存離開后，杜聿明不得不任命文強為前進指揮部代參謀長。戰斗愈發激烈，包圍圈愈收愈緊，他既要負責后勤調配，又要參與殘存指揮系統的協調。可惜局面已到末路，即便換誰來，也無法扭轉。陳官莊被圍的整個集團，在火力和兵力完全處于劣勢的情況下，最終只能接受被殲滅的命運。1949年1月中旬，杜聿明在陳官莊地區被俘，文強也一同落入解放軍之手。

兩個人在同一條時間線上走到岔路口，一個借飛往南京的機會悄然脫身，一個則被困在包圍圈中走到戰役終點。不得不說，這種命運差異背后，有運氣的一面，也有性格與選擇的影子。

二、從紅軍作戰科長到黃埔系幕僚

如果只看淮海戰役中的表現，舒適存似乎更像一個謹慎自保的“技術官僚”，很少公開表態，也不輕易搶風頭。但把時間線拉長，就會發現他早年的履歷，比很多黃埔出身的將領要曲折得多。

1900年前后，他出生于湖南平江一個普通人家（史料有誤記作“1989年”，實為清末生人）。少年時期讀過私塾，又進入平江的教員養成學校學習，畢業后做過司書、教員。類似經歷在當年的軍界并不罕見，胡宗南、徐向前早年都當過教員，直到時代變局來臨，才投身軍旅。

1918年前后，湖南軍界招兵，舒適存通過老鄉余賁民介紹，進入湘軍第二師三旅五團一營二連，最初只是“備補兵”，吃穿自理，在隊伍里等兵缺。那時的湘軍，軍紀相對還算嚴整，不興大規模抓壯丁，要想正式入伍，還得“一個蘿卜一個坑”。

幾年下來，他在軍中慢慢爬升，到1926年已經混成一個團長。此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十四軍，歸屬湖南地方軍閥趙恒錫一系。由于這個系統在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眼中屬于“雜牌”，1928年夏，第四十四軍被裁撤，眾多軍官被遣散。

對很多被解散的軍人來說，這一打擊不亞于“斷了生路”。舒適存當兵多年，手里攢了一些積蓄，便在長沙買了房，短暫過起了小市民生活。若是局勢稍微平穩一點，也許他就此在地方上做個有產之人，頂多參與些地方保安事務，很難再卷入后來的風云。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1930年。

這一年7月，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攻打長沙。平江一帶土豪劣紳成為重點打擊對象。部隊在清查中發現，舒適存曾是湘軍團長，于是將他扣押起來。本來以他的身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背景下，結局并不好說，但因為出身平江，又有同鄉關系，紅三軍團內部不少人替他說情。

更重要的是，紅軍當時急需有實戰經驗的軍事人才。在老鄉動員和組織勸說之下，舒適存“勉強接受”了參加紅軍的安排。口頭上說是“被迫”，起來卻并非毫無主動成分。很快，他憑借多年軍旅經驗，被任命為紅八軍參謀長，接著又在1932年擔任紅三軍團總指揮部作戰科長，成為彭德懷手下的重要參謀之一。

站在軍事專業角度看，他在這一階段確實發揮了技術特長。可從思想層面來說，他始終沒有把自己完全視作“紅軍一員”。這種心理埋下了后來變動的伏筆。

1932年初，紅三軍團參與贛州戰役。在“左”傾指揮下，部隊強攻堅固守備，傷亡慘重。戰后，一部分干部對前途產生悲觀情緒，信念開始動搖。在敵人策反、宣傳攻勢配合之下，紅三軍團內陸續出現個別干部投敵事件。

其中影響較大的，是紅二師師長郭炳生率部投敵。國民黨方面借此大做文章，通過廣播、電臺和傳單，散布“紅軍內部離心”的消息。在這種環境中，又有幾名掌握機密的干部秘密投敵，舒適存就是其中一人。

同年，他抵達南昌，受到國民黨方面重視，任南昌行營少將參議。在此之前，他掌握不少紅軍軍事部署、行動習慣等重要情報，轉身之后，勢必成為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作戰的重要情報來源。這一段經歷，對中央蘇區后來的防御造成了不小壓力，也讓他的政治身份徹底發生變化。

1934年，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后，蔣介石將部分在情報戰中“立功”的人員送入陸軍大學深造。舒適存進入陸大特別班第二期，為此后在正規部隊中的晉升打開通道。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他從陸大學成歸來，調任第52軍第2師參謀長，師長是鄭洞國。

從這一步開始，他正式進入了嫡系系統的視野。

三、黃埔系體系中的“副手角色”

第52軍在國民黨軍內部，被視作第六大主力之一。軍長關麟征早年是黃埔教官，頗有聲望。52軍下轄師、旅多為嫡系編制，在抗戰初期參加多場重要戰役。舒適存在第2師任參謀長時，雖非最高指揮，卻已經穩居中高層核心圈子。

不過，關麟征雖然有資歷，性格卻偏強硬，在錯綜復雜的派系關系中，始終沒能打造出完全屬于自己的獨立系統。鄭洞國后來脫離52軍系統，受杜聿明邀請，擔任榮譽第一師師長。舒適存也緊隨其后，先任榮譽第一師副師長，后任師長。

這一時期，他基本確認了自己在杜聿明、鄭洞國為核心的第五軍系統中的位置。1943年，遠征軍新22師、新38師在印度整訓擴編，組成新一軍，鄭洞國出任軍長，在他的保薦下，舒適存擔任新一軍參謀長，同年秋又改任新六軍副軍長。

從職務升遷表面看，這是一條循規蹈矩、穩步上升的路。問題在于，他多半時間擔任的都是“副職”：參謀長、副軍長、副師長。與第五軍系統中一些早年便拉起自己班底的將領相比，他始終沒能完成向“獨立山頭”的躍遷。這種位置決定了，他必須在各方之間謹慎行事，既不能得罪上峰，又要維持下屬的基本服從。

到了1948年淮海戰役前夕，他被任命為徐州前進指揮部參謀長，看似風光，實則隱含一層微妙的不信任。

據文強回憶，杜聿明之所以堅決把文強從湖南“要”到徐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對舒適存“過去的經歷”始終有芥蒂。他清楚，這位參謀長早年在紅軍中任過要職，又曾從江西“跑出來”，并且向國民黨方面提供了不少情報。這樣的經歷使他在情報、參謀方面不可替代，卻也讓人本能地產生防備。

正因為如此，杜聿明希望通過安排文強出任副參謀長，負責人員、司法、后勤等事務，以“牽制”舒適存。一個是有軍統背景、又同共產黨有過復雜淵源的軍中人物，另一個是從紅軍陣營投向國民黨系統的老參謀，兩人互相制衡，表面上配合，實則都夠不上“絕對信任”。

這也是徐州前進指揮部的一大尷尬：參謀系統表面形滿，實際被架空。杜聿明安排作戰部署時，很少走完整參謀程序，更多依賴自己的戰役判斷和個別心腹意見。久而久之，舒適存、文強這樣的人，對未來都不再抱太多幻想，只把自保看得更重。

淮海戰役爆發后，他們比普通指揮員更早看到敗局，萌生退意也就不難理解。

三、戰后去向與人生落點

淮海戰役結束時，杜聿明集團在陳官莊被全殲，杜本人被俘，其他主要將領也大多落入解放軍之手。對于被俘將領來說，后面的路已經脫離了個人選擇，只能被時代裹挾前行。文強在戰后經歷了思想改造，后來在新政權中以另一種身份出現，這里不作延伸。

舒適存的路線則完全不同。

1949年春，他已在南京改任衛戍副司令。此時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根基搖搖欲墜，軍事失敗已成常態。盡管如此，舊系統仍按照既有程序運轉，任命、調動、電文、命令一應俱全，形式上保持著“大局未亂”的姿態。對像舒適存那樣的“中高層將領”而言，這意味著還有向上級靠攏、向臺灣轉移的現實機會。

同年5月，他應新一軍舊上級孫立人的邀請，赴臺灣任陸軍訓練副司令。孫立人曾在緬北率新一軍作戰，與美軍并肩，被稱為“東方的巴頓”，在臺灣軍界一度頗有威望。舒適存得以跟隨舊系統核心人物，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到同年秋，他轉任臺灣防衛副總司令兼參謀長，并兼任環島防衛工事督導處長，負責督建臺灣沿海防御工事。這類工作性質偏向規劃、協調，正好適合他多年來養成的參謀習慣。可以想見，他在島內軍界雖然地位不算最頂層，卻也算穩定。

關于他退役時間，史料有說1959年，也有說1967年，存在出入。但可以確定的是，退出現役后，他曾到學校任教，從軍數十年后，回到了早年熟悉的講臺。1989年，他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去世，享年九十余歲。

從平江教員，到湘軍團長，再到紅軍作戰科長；從南昌行營少將參議，到新一軍參謀長、新六軍副軍長；從徐州參謀長，到臺灣防務系統副總司令，這一連串身份變換，折射出的，是舊時代軍人一以貫之的現實感。

回頭看淮海戰役那段，他在徐州戰場上的舉動，乍看有些“世故”，甚至讓人覺得過于精于自保。但換個角度思考，像他這樣見過多個政治陣營、經歷過多次生死洗牌的人，對“敗局”有更敏銳的嗅覺，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會在關鍵節點慎之又慎。

淮海戰役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會戰之一，成敗在歷史中早已定格。留在陳官莊的人，迎來的是另外一段道路；趁機離開的，將自己安排在了另一條軌跡上。舒適存和文強，兩位曾經并肩在參謀部忙碌的幕僚，最終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落點。

在那場硝煙四起的大戰背后，這種“不同選擇帶來的命運分岔”，本身也是那段歷史中頗耐人尋味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