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點,平壤的夜色還像濃稠的墨汁一樣化不開。李春福已經站在松新市場外的隊伍里,雙腳在零下十度的寒氣中凍得發(fā)麻。他前面還有四十七個人,每個人的影子在昏黃的路燈下拉得很長,沉默地蠕動著,像一條巨大而疲憊的蜈蚣。
今天是一月十七日,每月一次的肉類供應日。
李春福把肉票從棉襖內袋掏出來,又仔細數了一遍——三張,全家五口人本月的全部配額。紙張已經磨得起了毛邊,上面紅色的公章依然醒目。在朝鮮,這張紙比錢更金貴。錢不一定能買到肉,但肉票可以——只要你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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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泛起魚肚白時,市場鐵門哐當一聲打開了。人群發(fā)出低低的騷動,但沒有人推擠。三十年的排隊經驗讓每個平壤市民都懂得規(guī)矩:擠也沒用,肉的數量是固定的,排在前面的人買完了,后面的人只能空手而歸。
“今天的肉怎么樣?”李春福問前面的大爺。
大爺從破棉帽下露出半張臉,哈出一口白氣:“聽說有肥肉,不多。”
肥肉。這個詞讓隊伍里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一下。
李春福想起小時候,父親總是把肥肉留給他。“多吃點,長力氣。”那時候他不懂,為什么父親只吃瘦肉,把那些白花花的、油膩膩的肥肉都夾到他碗里。直到他自己當了父親才明白——肥肉解饞,油水足,吃一塊能頂半天餓。瘦肉柴,不頂飽。
隊伍緩慢地向前移動。市場里飄出熟悉的氣味:血腥味、凍肉味,還有一點若有若無的腐味——天冷,肉不會壞得太快,但總有些不新鮮的。
輪到李春福時,已經是上午八點半。柜臺后面的女售貨員戴著油膩的套袖,臉凍得發(fā)紅。她面前的案板上,擺著分割好的肉塊。大部分是深紅色的瘦肉,只有角落里堆著一小撮白花花的肥肉。
“要什么?”售貨員頭也不抬。
“肥肉,盡量肥的。”李春福遞上三張肉票。
售貨員瞥了他一眼,拿起一塊。這塊肉大約一公斤重,四分之三是肥肉,只有邊緣連著一條細細的瘦肉。她用草繩麻利地捆好,過秤。
“一公斤二兩。”她把肉扔過來,“多了二兩,要么?”
李春福心里快速計算著。每張肉票定量三百克,三張是九百克。多出的二百克,需要用額外的肉票補——他沒有。但肥肉太難得了,這個月錯過了,下個月可能都是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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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從另一個口袋掏出一個小布袋,倒出些黃豆——這是黑市上的硬通貨,“這個抵,行嗎?”
售貨員抓了一把黃豆在手心里掂了掂,點點頭,迅速把豆子掃進柜臺下的桶里。
肉拿到手里時,李春福的手指微微發(fā)抖。不是凍的,是激動。這塊肥肉夠全家吃一個星期——每天切一小片,熬出油來炒菜,油渣可以包餃子,最后連油渣都不會剩,磨碎了和在玉米面里。
他小心翼翼地把肉放進帶來的鐵飯盒里,蓋上蓋子,再裹上三層舊報紙,塞進棉襖最里層。肉貼著胸口,冰涼的感覺漸漸被體溫焐熱。
回家的路上要經過三個檢查點。李春福面色平靜,手心卻在出汗。如果被查到超額購買,肉會被沒收,還要罰款。但他更怕的是丟臉——在單位里,他是“先進工作者”,家門口掛著“光榮家庭”的牌子。不能讓人知道,他需要去黑市換肉。
還好,今天檢查點的士兵只是例行公事地看了一眼他的通行證,揮揮手放行了。
推開家門時,妻子正在用玉米面熬糊糊。十歲的兒子和八歲的女兒坐在炕上,眼睛盯著鍋,喉結一動一動地咽口水。最小的女兒才三歲,抱著一個破舊的布娃娃,吮著手指。
“爸爸回來了!”大兒子跳起來。
李春福從懷里掏出飯盒,放在炕桌上。打開蓋子的瞬間,一家人的呼吸都停了一拍。那塊白花花的肥肉躺在鐵盒里,在昏暗的房間里泛著珍珠般的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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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拿起肉,湊到鼻子前聞了聞,又對著窗戶的光仔細看。“好肉,”她輕聲說,“能熬出不少油。”
“今天吃一點吧,”李春福說,“剩下的腌起來。”
妻子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她從肉上切下薄薄的一片——真的只有一片,比紙厚不了多少。然后把這小片肉切成更小的丁,放進已經熬好的玉米糊里。
肉丁在滾燙的糊糊里迅速變白、卷曲,釋放出油脂。那香氣立刻彌漫了整個房間。三個孩子圍到鍋邊,眼睛瞪得大大的。
“坐好,每人都有。”妻子用木勺攪拌著,讓油脂均勻地化開。
李春福看著孩子們。他們的臉在熱氣中顯得紅撲撲的,眼睛盯著鍋里,專注得像在舉行什么神圣的儀式。他突然想起去年岳父去世前的那個冬天。老人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頭,最后的心愿是“想吃口肥肉”。但那時候是三月,離肉類供應日還有半個月。全家人湊了所有能換的東西——妻子結婚時的銀戒指,他的一塊舊手表,還有半袋大米——去黑市換了一小塊肥肉。
岳父捧著那小塊肉,沒有立刻吃,而是聞了很久。最后他只舔了舔上面的油,把肉遞給最小的外孫女。“爺爺不愛吃,你吃。”
第二天,老人就走了。
“爸爸,肉好了!”兒子的聲音把他拉回現實。
妻子已經盛好了五碗糊糊。每碗里都漂著幾星油花,隱約能看見一兩粒肉丁。孩子們端起碗,小心翼翼地吹著氣,小口小口地喝,讓每一滴帶著油香的糊糊在嘴里停留盡可能長的時間。
李春福也端起碗。溫熱的糊糊順著食道滑下去,那一點點油脂的香氣在口腔里炸開,短暫地驅散了玉米面粗糙的澀感。他知道,這碗糊糊的熱量,能支撐孩子們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里走去學校,能支撐妻子在冰冷的公共洗衣房搓洗衣服,能支撐他在工廠里站完八個小時的流水線。
下午,妻子開始處理剩下的肉。她燒熱鐵鍋,把肥肉切成更小的塊,放進鍋里煉油。油脂在鍋里滋滋作響,漸漸融化,變成清澈的液體。油渣則變得金黃酥脆,撈出后撒上一點點珍貴的鹽——那是去年用雞蛋換來的。
煉好的豬油倒進一個陶罐里,冷卻后會凝固成雪白的膏體。這些油將成為未來一個月全家唯一的脂肪來源:炒菜時挖一小勺,煮湯時放一點,偶爾奢侈地抹在玉米餅上。油渣則用油紙包好,掛在房梁上——老鼠夠不著的地方。
晚飯時,妻子用新煉的油炒了一盤土豆絲。真正的炒,不是水煮。土豆絲在油鍋里發(fā)出歡快的滋滋聲,變得金黃透亮。這是一個月來最豐盛的一餐。
孩子們吃得格外安靜,連最小的女兒都知道不浪費任何一點油星——她用玉米餅把盤子擦得干干凈凈。
夜里,孩子們睡熟后,李春福和妻子躺在炕上。月光透過窗戶紙照進來,在地上鋪出一塊慘白的光斑。
“今天在黑市,”妻子輕聲說,“聽說清津那邊又有人餓死了。”
李春福沒有接話。他知道,但他不想知道。在平壤,只要你有一份正式工作,只要你每月按時排隊,只要你足夠小心謹慎,你就能活下去。至于清津、惠山、那些偏遠的農村——那些地方像另一個國家,消息斷斷續(xù)續(xù)傳來,真真假假,但沒有人敢公開談論。
“睡吧,”他說,“明天還要上班。”
妻子翻了個身,背對著他。李春福知道她在哭,但他假裝不知道。在這個國家,眼淚是奢侈的,因為它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眼淚換不來肉票,換不來肥肉,換不來孩子們臉上多一點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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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睜著眼睛,看著房梁上掛著的油渣包。月光照在上面,油紙泛著幽幽的光。那一小包油渣,是全家這個月最大的財富。他想起了白天排隊時前面大爺說的話:“我小時候,過年能殺一頭豬。全家圍著吃,肥肉切得厚厚的,咬一口滿嘴流油。”
那是哪一年的事了?李春福算了一下,應該是六十年代,他還沒出生。父親說過,那時候雖然也窮,但每年能吃上幾頓像樣的肉。不像現在,肉成了計量單位,成了政治待遇,成了需要精密計算的稀缺資源。
窗外的平壤一片寂靜。沒有夜生活,沒有霓虹燈,只有零星的路燈和偶爾走過的巡邏士兵的腳步聲。這座城市在夜色中顯得巨大而空洞,像一具華麗的骨架,里面裝著一千萬個饑餓的胃。
李春福閉上眼睛,手不自覺地摸了摸胸口——那里曾經貼著今天買回來的那塊肥肉。肉已經煉成了油,但他總覺得胸口還殘留著那種冰涼而珍貴的觸感。
他想,也許下個月運氣好,還能買到肥肉。也許明年,也許后年,生活會好起來。每個朝鮮人都是這樣想的,也必須這樣想。因為如果不相信明天會更好,今天就熬不過去。
月光緩緩移動,照到了墻角那個裝豬油的陶罐。雪白的豬油在月光下像玉一樣溫潤。那里面凝固著的,不僅僅是一公斤肥肉提煉出的油脂,更是一個普通朝鮮家庭在這個冬天里,全部的溫暖和希望。
而在城市的另一頭,主體思想塔上的火炬永遠燃燒著,照亮著夜空,也照亮著塔下那些沉默的、排著隊等待黎明的人們。
他們等待的,或許不是真正的黎明,而僅僅是下一個肉類供應日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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