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歲老農給葉劍英寫信，請求《人民日報》刪此文，葉元帥緊急執行

1979年夏天的一個午后，遼寧撫順黑山縣一戶普通農家小院里，傳來一聲沉悶的拍桌聲。院里玉米葉在風里沙沙作響，屋里一張報紙被摔在了炕上。動靜不大，卻改變了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也重新拉開了一段被塵封四十多年的歷史。

那一年，已經83歲的王玉瓚，早就脫下軍裝，成了地地道道的老農。種地、看報、帶孫子，日子看上去再普通不過?？删褪沁@樣一位老人，卻突然提筆，寫了一封長達六千多字的信，直接寄往北京，收信人是時任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元帥。

有意思的是，這封信既不是為自己伸冤，也不是為家人謀利，而是只提了一個要求：請有關方面把關于“誰在華清池生擒蔣介石”的錯誤報道，撤下來，查清楚，還原事實。

一、老兵拍案：一張報紙引出的信

那天，王玉瓚照例翻開報紙，看到一篇題為《關于“西安事變”中如何捉拿蔣介石》的文章，署名孫銘九。文章寫得很詳細，自稱是“活捉蔣介石的第一人”。剛開始，老人還只是皺了皺眉，越看越不對勁，臉色一下就冷了下來。

報紙“啪”地一聲摔在桌上，屋里的人都嚇了一跳。兒子王文成從里屋出來，看見父親氣得雙手發抖，下意識問了一句：“爹，怎么啦？”老人盯著那張報紙，聲音發沉：“捉蔣那一回，是我領的一營先上的山。怎么一到報紙上，成了別人？”

說到這，他停了一下，又補了一句：“我這點功勞不算什么。要緊的是，不能讓假的蓋住真的。這不是糊弄個人，這是糊弄老百姓，也是糊弄犧牲的弟兄?！?/p>

這篇文章不止登在一份報紙上，而是被《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多家報紙同時刊發，影響極大。對一個淡出人們視線四十多年的老兵來說，這種“改寫歷史”的勁頭，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不久之后，他做出了一個在旁人看來有些“冒失”的決定：親自寫信給葉劍英。信里要把當年西安事變中抓捕蔣介石的全過程，原原本本寫清楚。

不得不說，83歲的年紀，再提筆寫長信，并不輕松。他每天手抖得厲害，最多只能寫三百字。兒子提出來幫他代筆，他擺擺手：“這事，我自己寫。免得哪天有人說，是別人替我編的?！?/p>

就這樣，從1979年6月開始，這位已經干了一輩子粗活的老農，一筆一畫，在稿紙上寫下了六千多字。字不算漂亮，語氣卻極為平實，把自己在西安事變中的經歷、細節、一名名在場的證人，全都列出來，一條條交代清楚。

在信的結尾，他留了一段話，語氣里帶著一點倔強：“我所說的，都是當年的事實。若有懷疑，請按我提供的見證人，一個一個去核實?，F在報紙上已經刊登了孫銘九的文章，誰若敢冒充‘捉蔣’先行官，也就等著承擔責任吧?！?/p>

這封信，從遼寧黑山寄出，順著郵路，最終送到了北京。信封上寫著的姓名，葉劍英，并不陌生。早在1936年冬天，兩人就已經有過一面之緣。

二、葉劍英震動：一筆“糊涂賬”被翻出來

西安事變發生時，葉劍英奉命隨周恩來赴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多次會談，推動和平解決。那段時間，他對東北軍的將領，尤其是直接參與抓捕行動的人員情況，有一定了解。

新中國成立后，葉劍英多次到西安視察。每逢談及那場改變民族命運的兵諫，他都格外慎重。曾有一次，他為紀念西安事變寫下詩句：“西安抓蔣翻危局，內戰吟成抗日詩；樓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風雨立多時?！痹姴婚L，但其中“抓蔣翻危局”幾個字，指向極為明確，對參與者的功績也算是公開肯定。

正因為如此，當這封來自遼寧老區的長信躺在他案頭時，他格外用心地一字一句看了下去。

信里提到的時間——1936年12月12日凌晨，地點——華清池與驪山，人物——張學良、楊虎城及各級軍官，細節——服裝顏色更換、包圍路線、對蔣介石護衛的分割封鎖，還有誰從哪一側上山、誰從哪一側搜索，寫得非常具體。特別是關于“誰第一個發現蔣介石”的敘述，與他當年的印象，有不少地方是對得上的。

信看完，他放下紙張，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看來，當年果然有一筆糊涂賬?！?/p>

這“糊涂賬”，不是說事變本身，而是說在后來漫長的歲月里，有些細節在各種回憶、傳聞中，被模糊了、被篡改了，甚至被人有意無意地“挪了位置”。

葉劍英很清楚，一旦涉及西安事變，就涉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端，涉及整個民族命運的轉折。誰在關鍵時刻站在了哪里，做了什么事，不能任由幾篇回憶錄、幾篇文章說了算。

于是，他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遼寧省委調查這封來信反映的問題，查清事實，給當事人一個明確的結論，也給西安事變的歷史留下更準確的一筆。

批示下到遼寧后，省委書記黃歐東很快轉給撫順方面處理。撫順市委派出一位副市長親自負責，專門成立調查組，時間定得很緊，希望在老人有生之年，把這道“卡”解開。

調查組成員曲學貴多年后回憶，從1979年6月25日出發，到10月7日返回，三個多月時間，他們走訪了十幾個城市和單位，查證了二十多條線索，見了許多當年的親歷者。

調查的第一站，是找到時任東北軍一○五師師長的劉多荃。見面后，調查組開門見山：“有沒有一個叫王玉瓚的？您還記得嗎？”劉多荃想了想，回答挺干脆：“記得，他是衛隊一營營長。”隨后的追問“華清池捉蔣時有沒有他？”得到的同樣是肯定答復。

有了這一條，調查組心里算是有了點底氣。接下來，他們在云南又找到了當年王玉瓚營中的一名排長，這位老兵回憶，當時確實奉營長之命，參加了華清池抓捕行動，而且詳細描述了夜間出擊、包圍、搜索的經過，與王玉瓚信中所寫大致吻合。

與此同時，調查組還先后訪問了呂正操、萬毅、劉瀾波，以及曾任張學良騎兵軍軍長的何柱國、時任旅大市委書記的宋黎等人。不同人的敘述，在若干關鍵節點上相互印證：誰下的命令，哪一營走哪一條路線，捉蔣時現場有哪些軍官，哪一個排最先發現目標。

曲學貴后來講過一句話：“見的人多了，細節就立體了。有的記憶多少有偏差，但對王玉瓚在捉蔣行動中的位置，大家說法是一致的。”

調查結束后，撫順市委統戰部形成了《關于王玉瓚政治歷史問題的結論》，時間是1979年11月16日。這一天，外調人員帶著這份文件，來到王玉瓚小女兒家，請老人親自過目。

結論中有一句話，概括得很凝練：“王玉瓚一九三六年在西安任東北軍總部衛隊營一營營長時，基于反蔣抗日的愛國思想，參加了‘雙十二’捉蔣事件?！边@既肯定了他的政治立場，也明確了他在事件中的具體身份和作用。

老人戴上老花鏡，一行行看過去，眼里有點發潮。他在結論后面，用顫抖卻工整的筆跡寫下八個字：“符合實際，同意、感激?！?/p>

外調人員臨走前，又專門對王文成說了一句：“你父親材料里沒一句假話，見證人都說他是個老實人?！?/p>

隨后，相關報紙對原有報道作了更正，對王玉瓚在西安事變中的作用作出說明。至此，一位老農的六千字長信，促成了一次嚴肅的歷史校正。

那么，當年的“捉蔣”究竟是怎么發生的？這就要把時間拉回到1936年的冬天。

三、從講武堂到華清池：一營營長的抉擇

1896年，王玉瓚出生在遼寧撫順黑山縣一個普通農家。讀過幾年書，算是有點文化。20世紀初的東北，軍閥混戰，戰亂不斷，鄉間生活并不安穩。他十八歲那年，選擇從軍，加入張作霖的部隊，也就是后來人們熟知的東北軍。

在連年征戰中，他從一名普通士兵做起，憑著打仗勇敢、紀律嚴謹，逐漸升到少校副官。33歲那年，被選送到東北講武堂深造，這在當時的軍隊里，是對一名軍官能力和前途的認可。講武堂畢業后，他被安排到張學良身邊，逐漸成為少帥身邊的重要警衛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軍在短時間內占領了東北全境，東北軍被迫撤出關外。國土淪喪、百姓流離，對東北軍官兵打擊極大。很多人心里都憋著一股說不出的氣。王玉瓚雖是營級軍官，但對“外侮當前、還在內戰”的現實，同樣感到憤懣。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主要精力，還放在“圍剿紅軍”上。蔣介石反復強調“攘外必先安內”，要求各路部隊繼續圍堵紅軍主力。東北軍幾次提出抗日主張，都未得到采納。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從南京飛赴西安，親自督促對陜甘寧地區紅軍的“圍剿”。張學良對這一安排很不贊成，多次當面提出，應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共同抗日。

在洛陽龍門為蔣介石祝壽時，張學良再次借機勸說，希望對方能轉變方針，蔣介石態度卻很冷淡，明確表示不同意。后來，張學良又以書面形式上書，三番五次提出停戰抗日，都碰了釘子。

蔣介石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讓張學良心里的那根弦越繃越緊。他清楚，東北軍中、社會上，各方面對日情緒越來越強烈，繼續“安內”，風險已經不小。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應張學良邀請，再次抵達西安。這一次，他召集高級軍官會議，推動所謂第六次“圍剿”紅軍的計劃。會場上，一套套對紅軍的圍追堵截方案被擺在桌上，關于日本的動向，卻少有人提。

會議結束后，張學良意識到，僅靠“勸”和“請愿”，已經難以改變局面。經過與楊虎城等人的密談，他逐步形成了“兵諫”的打算。用軍事行動迫使蔣介石調整政策，這在當時，是極其冒險的選擇。

1936年12月11日晚，蔣介石在西安繼續召開追剿紅軍的動員會。會后，他按慣例回到東郊臨潼的華清池暫住。身邊帶著約30名近身警衛，外圍警戒則由駐防部隊負責。

而就在同一時間，張學良在住所內，叫來了衛隊營的一營營長王玉瓚。屋里氣氛有些緊，少帥開門見山：“有個任務交給你，把委員長‘請’到城里來?！边@句略顯委婉的話，說到“請”字時，他刻意頓了一下。

王玉瓚聽懂了大意，卻還想確認：“這個‘請’，是？”張學良補了一句：“人要完好無損帶回來，不能傷他?！边@話一出口，雙方心照不宣：西安事變的軍事行動，即將由此展開。

作為多年的部下，王玉瓚對張學良的抗日主張早已心存贊同。聽完交代，他簡單回答了一句：“保證完成任務?！本o接著，又從軍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計劃：蔣介石身邊只有三十名護衛，只要派足夠兵力，形成包圍圈，再用聲東擊西的方式打開缺口，就有機會在短時間內控制局面。

張學良提醒他，這次行動風險極大，可能有去無回，要有心理準備。同時交代他，與衛隊二營的孫銘九配合，一營、二營分頭行動。另一項看似細小、實則關鍵的安排，是更換軍裝顏色——蔣介石的侍衛隊穿黃色軍服，東北軍也穿黃，如果臨戰雙方混在一起，很容易誤傷。于是，決定讓參與行動的官兵將軍裝改為藍色，以便火力識別。

詳細的行動方案，由譚海副官向各營、各連傳達。王玉瓚從住所出來時，已是夜深。

四、驪山搜捕：一場關系民族命運的追蹤

1936年12月12日凌晨2點左右，西安城外的寒氣滲人。按照事先安排，王玉瓚騎上摩托車，趕往東郊十里鋪一營駐地，傳達少帥活捉蔣介石的命令。騎兵連、步兵連迅速集合，清點武器彈藥，換上藍色軍服，向華清池方向推進。

與此同時，譚海協調外圍部隊調動，確保其他防線不會出現意外。蔣介石住處華清池周圍，很快形成了一道由東北軍掌控的包圍圈。

如何處理蔣介石身邊那三十名警衛，是當晚行動的一個重點。硬打可以解決問題，但傷亡必然不小，而且容易激起頑抗。商量之后，他們決定用“調虎離山”的辦法：先在外屋制造槍聲和混亂，把警衛引出室內，再設伏予以控制。

槍聲響起后，警衛果然紛紛出來查看情況，華清池內外，一時間叫喊聲、腳步聲交織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孫銘九率領的部隊也趕到現場，與王玉瓚、譚海的兵力形成里應外合，把蔣介石的護衛力量壓縮在有限區域內。

戰斗結束得比預想的要快。護衛隊大多被繳械或制伏，外圍的威脅基本排除。大家推門沖進蔣介石臥室時，卻發現屋里空空如也，床鋪凌亂，人卻不見了。

這一瞬間，壓力幾乎全部壓到了行動主將身上。對于王玉瓚來說，他早在張學良面前拍過胸脯，如今人沒抓到，說不焦急，那是不可能的。

“人不會飛，肯定還在這一帶。”有人低聲說了一句。譚海和孫銘九則提醒大家，先穩住情緒，把外圍控制好，避免蔣介石借機突圍。

根據守衛匯報，在槍響之前，有人看見一個身影匆忙離開住處，向驪山方向跑去。結合對地形的了解，王玉瓚判斷，蔣介石極有可能躲到了山上。山路崎嶇，冬夜黑暗，如果不分區分線搜索，很容易錯過。

于是，他們分出兩路兵力，一營由左側向右側搜山，二營由右側向左側推進，形成“梳子式”的搜索線。要求很明確：逐段推進，不留死角。

驪山不高，卻有不少亂石和樹林。夜風刮過山谷，衣甲相碰聲、枝葉摩擦聲混雜在一起。搜山持續了大半夜，官兵們一邊摸索前進，一邊不斷呼應，以免走散。

終于，一聲低呼打破了緊繃的氣氛——一營手槍排班長劉允政等人在距五間廳約五百米的半山腰，發現一塊大石后面草叢有異常?？拷豢矗粋€光頭赤腳、身披斗篷、神情驚惶的人蜷縮在亂草間，正是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

這時的蔣介石，早已沒有平日的威儀形象。臨危逃離，鞋子都顧不上穿，整個人又冷又累，呼吸急促，樣子頗為狼狽。有士兵忍不住小聲笑了一下，很快被長官喝止：“不許放肆?！?/p>

按事先交代，抓捕的首要原則，是保證蔣介石人身安全。王玉瓚趕到現場后，先讓部下收繳對方隨身武器，隨后確認對方身份，簡單安撫情緒，再護送其下山。

這一次行動，從凌晨開始，到天色微亮，整體流程雖有波折，卻沒有造成嚴重傷亡，既控制了目標，又避免局勢失控。在整個抓捕過程中，一營的搜索路線、判斷方向，以及最終發現目標，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回到西安城后，張學良得知蔣介石已被安全帶回，曾公開對參與行動的部隊給予肯定，對王玉瓚、一營官兵也有具體獎勵。當時發放的5000大洋獎金，在經濟狀況艱難的年代，是不小的數目。孫銘九、譚海等參與者，同樣獲得獎賞。

西安事變的政治后續眾所周知：在中共中央的積極斡旋下，經過多輪談判，蔣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這也為后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臨潼和驪山那一夜的槍聲，與中華民族能否集中力量對外抗戰，有著直接關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漫長的戰爭年代，東北軍中有不少人，在不同階段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有的像張學良，承擔了兵諫的政治后果；有的像王玉瓚，后來在解放戰爭中拒絕參與內戰，最終參加起義。這些人的名字，有的廣為人知，有的則逐漸被時代的塵埃遮住。

王玉瓚算是后者。他在西安事變中立過大功，卻沒有因此一路高升?？箲鸨l后，張學良被長期幽禁，蔣介石對曾經參與兵諫的東北軍多有疑忌。王玉瓚因為位置不算太高，反而沒有被重點清算，繼續在軍中任職。

解放戰爭后期，隨著人民解放軍向西南推進，云南局勢發生變化。時任國民黨軍第23師榮譽軍人院院長的王玉瓚，面對內戰局勢，態度很明確：表示反對繼續打內戰。1949年底，在云南最高軍政長官盧漢宣布起義時，他率領全院上千名官兵，參加了這次起義，為當地的和平轉折貢獻了一份力量。

1950年，在他的請求下，解放軍安排專人護送，將他和家人送回遼寧原籍。回鄉后，他沒有借舊日功勞要求特殊照顧，而是按戶口編組做起農民。耕地、養家，和周圍鄉親一樣，過起了普通日子。

從1936年到1979年，整整四十三年間，村里人很少聽他詳談當年的“捉蔣”細節。親友偶爾追問，他多半一笑帶過。大半輩子，都壓著這一段經歷不說，這種克制和沉默，在戰爭過來的人身上并不少見。

也正因為這種低調，為后來那篇“把功勞記到別人身上”的文章，留下了可乘之機。若不是那天報紙被摔在炕上，許多人可能永遠不知道，在驪山夜色中率隊搜山、最后發現目標的，究竟是誰。

西安事變的歷史，研究得越深入，越能感受到其中環環相扣的復雜：有張學良、楊虎城的決斷，也有中央的政治智慧；有大時代的轉捩點，也有一個個基層軍官的臨場抉擇。那些“看上去只是某一營、某一連的行動細節”，其實正是構成整體局面的關鍵節點。

王玉瓚的故事，之所以值得反復回溯，并不在于他個人最終得到怎樣的評價，而在于通過嚴謹的考證，把一段重大歷史事件的現場情形，盡可能還原給后世。誰先上了山，誰在華清池外圍下令包圍，誰提出換裝避免誤傷，誰最后在亂草堆里發現了那位“委員長”，這些看似細碎的問題，背后都對應著真實的人和真實的選擇。

1979年的那封信，從某種角度看，更像是一名老兵在生命晚年向歷史做的一次“口供”：不是為自己邀功，而是希望在可以說話的時候，把知道的告訴組織，由組織去核實、去下結論。

三個月的調查，一紙結論，再加上后來公開刊發的澄清文字，讓這位老兵的名字重新回到了該在的位置上。此后，他依舊在農村里過著樸素生活，直到生命走到盡頭。

歷史從來不是誰一句話就能蓋棺定論的東西。尤其是像西安事變這樣影響深遠的節點，更需要嚴謹的求證與反復的核查。83歲老農的一封手寫長信，讓人再次看到，真實并不自動顯露，需要有人站出來，也需要有人愿意認真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