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有布局，美國能否能認清這一點

文︱陸棄

一份附帶2美元報酬的收視調查問卷，原本只是再普通不過的市場行為，卻意外成為一次制度反思的引爆點。美國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庫肯在填寫問卷時意識到，自己的觀看偏好、點擊習慣和停留時長，被明確標注了價格，有人愿意為之付費、交易、再利用。這種微小而具體的交換行為，與美國宏觀制度層面對“數據是否具有資產屬性”的長期回避，形成了強烈反差。個人層面，數據被精準定價；國家層面，卻始終拒絕承認其經濟地位。這種割裂并非偶然，而是美國數據治理體系長期懸置的縮影。

庫肯在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中點破了這一矛盾：美國并非不了解數據的價值，而是不愿將其正式納入制度框架。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已經明確將數據列為生產要素，并通過制度設計推動數據資產化落地。2024年施行的《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首次為數據入表提供了清晰路徑，允許符合條件的數據被確認為無形資產或存貨。這并非象征性立法，而是直接改變企業資產結構與信息披露方式的制度動作。中國聯通將超過2億元人民幣的數據資產納入報表，正是這一變化的現實注腳。

這種差異首先體現在認知層面。美國長期以來將數據視為隱私問題、合規問題或安全問題，卻刻意回避其作為經濟資源的屬性。監管話語中，數據更多被當作需要限制和防范的對象，而非需要定價和配置的要素。中國的路徑恰恰相反：在承認風險的同時，正視數據在數字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制度化手段將其納入生產要素體系。這一選擇并非價值判斷的簡單對立，而是發展階段與戰略重心的差異投射。

從機制上看，美國的遲疑源于多重結構性掣肘。現行公認會計準則難以處理非實體、可復制、價值高度依賴場景的數據資源，監管機構對估值不確定性的擔憂，使問題長期被擱置。然而，這種“難以確定”并未阻止市場對數據的真實使用。數據經紀行業每年創造超過2000億美元營收，廣告、保險、金融和政治動員系統，早已圍繞個人數據建立精密的定價模型。制度不承認，并未讓數據失去價值，只是讓價值游離于資產負債表之外，形成巨大的制度盲區。

歷史案例更清楚地揭示了這種矛盾。Toysmart破產案中，聯邦貿易委員會阻止客戶數據被拍賣；RadioShack破產時，1.17億條客戶記錄的歸屬引發激烈爭議。美國法院在這些案件中表現出的謹慎，恰恰說明司法體系早已意識到數據是企業最具價值的資產之一。問題不在于“是否有價值”，而在于是否愿意將這種價值系統性地承認、計量并納入治理框架。長期回避的結果，是數據在法律、會計和監管之間反復橫跳，卻始終沒有一個穩定的制度位置。

這種制度空白在人工智能時代被進一步放大。數據不再只是副產品，而是算法訓練和模型演化的核心原料。當資本、算力和算法趨于同質化時，數據的規模、質量與治理能力，直接決定技術上限。拒絕量化數據價值，等同于在最關鍵的生產要素上放棄系統性管理。這不僅削弱企業決策能力，也使政府在隱私保護、數據安全和公共資源配置上缺乏清晰依據。庫肯所指出的聯邦數據治理混亂，并非執行問題，而是缺乏統一價值錨點的必然結果。

風險已經顯現。2015年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的數據泄露事件，導致2150萬人的安全審查信息外泄，其影響遠超一般網絡事故。如果這些數據在制度上被明確認定為高價值資產，其保護等級、投入強度和問責機制都將截然不同。未被估值的資產，往往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資產。與之對比，各國對電磁頻譜的管理經驗恰恰說明，只要承認價值，就能建立交易、保護和配置體系，無形并不構成制度障礙。

中國推進數據資產化的意義，并不在于短期賬面變化，而在于提前構建一套可演化的治理框架。將數據納入資產體系，意味著它將被持續審計、披露、評估和監管，其流通邊界、使用規則和責任主體也隨之清晰化。這種前置性的制度設計，為未來人工智能、數字貿易和公共治理提供了基礎設施。反觀美國，長期依賴市場自發調節和事后糾偏的路徑，在數據成為核心生產要素后，正暴露出明顯滯后。

庫肯提出的改革建議，本質上是一次制度補課：從會計準則到信息披露，從聯邦機構到地方政府，建立統一的數據資產認知框架。這并非激進主張，而是對現實經濟結構的追認。問題在于，制度調整往往需要危機作為推動力，而數據領域的危機具有高度隱蔽性，往往在累積多年后才集中爆發。屆時，補救成本將遠高于前瞻布局。

那份2美元的問卷，最終指向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當每一次點擊、每一條記錄都在持續創造價值，卻始終無法在國家層面的制度中找到位置，這種失衡還能維持多久？數據已經在塑造財富分配、技術路徑和國家競爭力，拒絕承認并不能讓問題消失，只會讓差距在無聲中擴大。中國選擇正面迎接這一現實，美國則仍在猶豫。真正的不確定性，并不在于數據如何估值，而在于美國是否還能承受繼續回避所帶來的長期代價。